腰围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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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胖起来了。近三十年来，对于生活在中国东部富裕地区的人来说，体型横向高速增长比GDP的增长直观得多。保罗·弗伦奇在《富态》一书中，引用了一组中国服装业提供的数据，“1985年，中国城市男性平均腰围是63.5厘米，现在已接近76.2厘米”，也就是说，25年间，中国男性的腰围，膨胀了15%以上，同比涨幅最高的，是属于社会中坚力量的40岁至50岁的男性人群。腰围确实改变了中国。

“胖”在中国并非完全贬义。中国人一度认为，身体的肥胖与财富和社会权力是划等号的。中国普通百姓有一种来自贫困的惯性思维，站在社会顶端的是一群胖子，而底部则是广大贫穷的瘦子们。把社会财富与腰围联系到一起，不见得是绝对真理，但确实是部分事实。

中国人的以胖为美，让《富态》的作者感到吃惊。在西方世界，“胖”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为一种社会问题乃至于政治问题。美国每三个人中有两个人是胖子，政府投入到治疗肥胖的钱，占到医疗保障的12%以上，同时美国人并没有显示任何瘦下来的迹象。在中国，尽管30年来腰围在不断膨胀，肥胖问题却始终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按照《富态》一书作者的估算，中国体重超标的人口，应当已经超过2亿，这相当于整个美国胖子的总和。 中国人，尤其是城市居民，热衷于生活在快速便捷、高糖分、高脂肪的饮食世界中。大多数城市居民把卫生部的关于肥胖问题的声明当成了危言耸听。

肥胖的成因在哪里？保罗·弗伦奇将这一问题，与中国高速发展的现代化联系到一起。

30年间，首先被改变的是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中国东部城市大量的白领阶层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日复一日的活动于代步工具——自驾车、公交车或者地铁——目的地，两点之间。大家的生活就是下床，然后坐到办公椅上。换句话说，30年的高速发展，导致了中国白领阶层严重的腿部功能退化。在这个生活轨道中，大量的西式快餐（麦当劳、肯德基）、日式快餐与中式盒饭或盖饭大规模地占领了白领的胃。与大多数中国人的想象不一致的是，在中国，最胖的群体，其实并不是最有钱的那一部分，而是所谓的中产收入阶层。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个阶层中的大部分人，对于饮食毫不挑剔，饱食终日又手抚键盘。

与生活习惯一起被改变的，是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与饮食习惯。对于大部分城市居民来说，蔬菜、米饭与面食的地位，正在逐步下降，而取而代之的，则是各种各样的甜点、肉制品与鱼虾海鲜。后者尽管表征了生活质量的提升，但同时，这些高蛋白、高糖分、高热量的食品，也是催生胖子的一大助推力。保罗·弗伦奇为我们举证了肯德基、麦当劳在中国市场上的大获成功，以说明他的论点。

这也可以从侧面看出作者的观点，中国的高速发展，本质上来说是一场城市化运动。而众多胖子的催生，则是城市化运动的副产品。当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人口所占比重越来越小的时候，胖子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将会不断升高。这绝非危害耸听，美国的肥胖人口，从25%提升至65%，只用了30年时间，照此速度计算，中国到2040年，就将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胖国。

如果中国继续胖下去，到底会发生什么问题？毫无疑问，肥胖第一个考验的，是中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哮喘、冠心病、高血压、肾脏疾病的患病比率大幅地提高，将使得本来已经不堪重负的中国医疗保障体系雪上加霜。

更糟糕的层面，是肥胖引发诸多的社会问题。比如减肥业已成中国医患纠纷最为高发的地带之一，虽然各种各样的药物减肥方法被创造了出来，但总的来说，它们的功效到底如何，却始终是一个疑问，反倒是药物将会产生副作用却是确凿无疑的。在就业问题上，中国各行各业也在遭遇着肥胖的挑战。胖子因就业受到歧视而将公司告上法庭的案例时有发生。

《富态》的忠告是可信的，富起来的中国人没有必要在肥胖上付出沉重代价。

（摘自《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