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的“江湖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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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最初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在野”的生活环境，与“庙堂”相对；其二是指充满着世俗利益关系的社会。这两种意思，在价值判断上都无褒贬倾向，而后来出现的“江湖气”，则指“游民”阶层里鄙俗不雅的风格、习气，它往往与“书卷气”相对应。

近年来美术界最大的变化，莫过于“江湖画家”人数的增多。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追求艺术学养的“书卷气”画家已越来越少。如今的许多画家，很像是在江湖上“跑码头”的画人。虽然没有受过严格的学院教育，但也可以凭自己以小聪明学来的花拳绣腿行走江湖。这些人，明知自己肚里缺货，因而自然把心思用在了“画外”：一种是结交官员；一种是巴结商界豪门；最不济的是附庸风雅，“傍”学界名人以图出人头地。前两种见效很快，风险极小，因为社会资源往往掌握在这些人的手里，而这些人物在对艺术品的鉴赏方面又不甚擅长，容易被“忽悠”。后者见效相对慢一些，虽然学界名人清高、傲慢，难以接近，但若“对症下药”，也并非没有良策。靠近名人，对那些学历不高的画家十分有用，因为有“学术”的光环，因为有名人弟子的底气，何愁前途无望？

诚然，历史上诸多成名的画家都曾得到过贵人的相助，但那只是一种机缘，而非刻意而求之。虽然徐悲鸿结识康有为并成为其弟子以后大有“一步登天”之感，但受到蔡元培赏识和被傅增湘器重却靠的是画家自身的实力和才情；尽管齐白石的成功靠的是诸多“贵人”的举荐，但其诗、书、画、印的修为却并非是一日之寒；在江湖上，也许张大千的名气是由逸闻趣事促成，但其敦煌临摹的苦功也不是凡夫所能为。因此，画家若想在社会上立足，必须要有真才实学，切忌心思浮躁，走入旁门左道。

许多画家来自社会底层，经历过许多艰难困苦，也备尝生活的艰辛，因此身上有一些低俗的“江湖气”也无可厚非，但“江湖气”不可太盛。为人之道，还应该讲自己的“独立之品格”，岂能为“五斗米”折腰？还是李白的话一针见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画家首先要有骨气，更不能为权势、钱财而失去自我，人品高画品自高。对照古人的气节，这些江湖画家又会作何感想呢？

画家身上带有“江湖气”，如今在美术界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实了，那些靠沽名钓誉发迹起来的画家，虽然作品充斥着“铜臭味”，毫无品格可言，但在社会物质利益的诱惑下，这些人仍然乐此不疲地享受着艺术投机带来的意外惊喜。

“狂怪”书风之症结 杜伯达

自书法被恢复“艺籍”之后，长达十余年而不衰的“书法热”，把整个社会都卷入了热浪滚滚、一片沸腾之中，但人们却经常慨叹：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又有这么好的创作环境，为什么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杰作却非常鲜见呢？

说起来这里面原因很多，如办展者的单纯营利观点，参赛者的急功近利思想，以及书界的种种不正之风和丑恶现象等等。这些问题，虽然也是造成精品匮乏的原因，但非问题之关键。而标准丧失、书风不正才是俗品泛滥的症结之所在。

这些年来，由于受外来不良思潮影响和商界冲击，书法界狂怪之风盛行。不管展厅、画店、大街小巷，怪字比比皆是。其造型之丑恶，用笔之笨拙，姑且不论，有的简直就认不出是哪国文字。更可笑的是那些“狂怪型”书家不知天高地厚，把我国几千年的国粹说得一文不值。因其无知，才把行笔之疾徐，作为评定书家地位高低之标准，把当今流行的拙劣而低俗的“狂怪型行草风”书作，吹捧为时代之象征。这些年来，大奖赛的获奖者怪字居多，于是学术导向就出了问题，甚至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只有狂怪派，才是现代的正统派，写传统字没出息。于是，一时间追逐狂怪之风蔓延开来。青年人放着博大精深的书学遗产不去认真钻研而追狂逐怪；一些本来就有一定成就的老书家，为了赶时髦、争名利，把高雅的传统精神丢了，一变而为东倒西歪的丑八怪；另外还有一部分相当有才华的书家，由于看不惯当前书界的一些丑恶之徒而羞与为伍，干脆就销声匿迹了。这样一来，“狂怪派”阵营越来越大，传统地盘越来越小。

“狂怪风”的大肆泛滥，给那些不学无术、投机钻营之徒造下可乘之机。这些人虽说学艺无才，但却“生财有道”。在他们看来，想要靠写字发财，就必须先出名。他们明白，要靠写传统字出名，根据自己的学养和才华，写到死也成不了“家”。于是他们挖空心思，想了个既省力又遮丑还能唬人的好办法：以“怪”取胜。

在相当漫长的古代社会，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人们把端庄高雅奉为美的最高境界。某些游离出通行规范但又确实具备审美价值的“怪”字，虽然看懂者很少，但一般人仍不愿多加评论。加之受狂怪字本身之特质所决定，它可以随心所欲，任笔为体，不受任何约束，至于写好写坏，反正也没几个人懂。就像画鬼一样，越丑越好，越怪越好，反正是“鬼魅无形”。正是由于狂怪字具有特别遮丑的特点，因而就吸引了不少华而不实之徒的热诚向往并趋之若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