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刚自白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李玉刚自白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自古雄才多磨难，李玉刚为钱奔命，为友流血，苦闷时投河自尽，脆弱处泪如泉涌，才有了舞台上的惊艳亮相，羡煞世人。北人南相，力求清丽，轻飘的吉林人李玉刚别开门派，唱功、身段，妆容令人称奇，终登悉尼歌剧院，倾倒众生。
京城的夜晚灯火阑珊，在芳华绝代音乐文化公司，李玉刚接受本刊独家专访，道出成名前后的悲喜得失。
顽童
我最初的大名是“李刚”，然后中间加了“裕”，那时的理想就是有衣服穿，有谷子吃，达到富裕。随着事业一点一点成功，可以养活自己了，手头有多余的钱，就把“裕”改成“玉”，变成“李玉刚”。
小名很土，哥哥叫“大地”，我就顺着叫“二地”。不知道父母为什么给起这样的小名。
每次出差，见到有炊烟的地方，小时候的画面就浮现了。那时候都是土地土房，没有什么砖瓦房。一看到炊烟，就会想到小时“痛并快乐着”的生活。
“痛”就是我们家家教比其他家都要严，用我母亲的话说就是“惯子如杀子，棍头出孝子”。我小时候有体罚，经常会挨打。那时演《霍元甲》，我非常崇拜霍元甲，但家里没有电视，全村只有一台。家里人不让去看，怕第二天影响上学，我就是不听，所以就经常挨打。
父亲打得多，母亲对我比较纵容。挨打的时候，很害怕，战战兢兢。打过之后，也管不了那么多，在挨打和看电视之间权衡了一下，最终都是选择看电视。
淘气起来有时候挺招人喜欢，有时挺招人烦。在我的记忆中，经常爱拿砖头往人家的房顶上投。
我跟母亲的感情非常深。每次放学回家的路上，经常看到家里的炊烟升起来，就知道妈妈在做饭，就往家里跑。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因为在学校很冷很冻，回来就能上炕暖和。如果没看到炊烟升起，回家就得挨冻挨饿。
母亲常到小集市上卖东西，她没回来，我拿着书包在家门口等，等不及就到集市接她。母亲比较苦，为了改变家里人的命运一直在努力，在拼搏，在奋斗。务农的同时，母亲为改变家里的情况，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这种拼搏和向上的精神，对我影响非常大。
离我家不是很远的地方有一条河，名叫辽河，我为故乡写过一首歌《岭上公主》：“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有一个俊俏的儿郎，他变成美丽的姑娘，把歌声传遍四方。辽河的水啊，奔向远方……”
母亲到河里去捞鱼，我会跟她一起去集市卖鱼。姐姐和哥哥都比较害羞，怕卖东西被同学看见笑话，不愿去。我很愿意和母亲走街串户卖鸡蛋和李子、杏等水果。果树是自己或亲戚家栽的，摘下来卖，虽然卖不了几个钱，但可以改善家庭生活。
出去赚钱，这个愿望让我不害羞，我也有自尊心，但权衡之下，我还是选择和母亲一起去赚钱。母亲比较懂得经营，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家曾经也是村里的万元户，冬天可以吃上橘子、苹果等水果。父亲在乡里的供销社上班，后来就承包了一个门市部，第三门市部，简称“三门”，经营得很好。其实从我爸来讲，他本身的性格不适合经商，他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他偶尔进的一些货，包括水泥，很好卖，在别人之前，赶上了改革开放大好机会。等大家都开始做这些生意的时候，父亲的经营优势就没有了。
“快乐”是说农村的生活和小伙伴，那种乡土气息，是城里的孩子永远感受不到的。对于人的一生来讲，那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春天，大地都是绿油油的小苗，我们尽情地在田野里跑啊，跳啊。夏天，我们就开始在阴凉的地方弹玻璃球，或者去打高粱的乌米。乌米，就是高粱没有结出穗，结成另外一种能吃的东西，很好吃。秋天菜园子里什么都有，各种水果，各种蔬菜。冬天是一个让我向往的季节，现在雪不算太多了，我们小时候只要是冬天，地上都是雪，就没有融化的时候，几个月都是厚厚的积雪。我们要划冰车啊，玩啊，最重要的是盼着过年，可以吃好的，穿新衣服，放鞭炮。我的这个手啊，就是放鞭炮崩了一下，留下一个疤。就是那种叫“二踢脚”的，我用手拿着放，在手里炸了，一手黑。
反串的经历，为什么后来瞒着家里，10年都没和家里说?小时候，看着长得像女孩，能唱会跳，学习挺好，不奇怪。现在的事业，和小时候的路反差很大。
父亲不会唱二人转，连打扑克都不会。我爸爸没有拿手好戏，拿手的就是默默无闻。春节的时候我们都打扑克，他玩都不会玩，没有娱乐，什么也没有。父亲不善言辞，但家里的点滴他都记在心上。
母亲对我影响大，在我印象中，如果不做音乐，我会选择去做生意。小时候家里就让我卖东西，卖鞭炮，卖对联，卖喜字，卖元宵，卖刀鱼。春节的时候很多人都出来卖东西，卖对联的都要摆几十家，到城里头去批发过来就去我们的小集市上卖。占摊位，大概半夜十一点钟就得去，使那砖头，用塑料布，都要铺上，还要人在，这个地方才是你的。很苦，小时候那个手啊，好多冻疮。
有一年，正月十五之前，我们要卖自制的元宵。在家里弄那个元宵好累的，做的时候用那个簸箕不停晃、晃、晃，其实它就是小馅，然后往上面撒粉，撒水，一点点往上撤，最后就是这样一点点粘上变成元宵的。我不爱干，那我就选择出去卖元宵。那年我大概十一二岁吧，突然天气暖，元宵就开化了，一开化就散了，就要开始晃元宵，边走边晃。一个也卖不出去，最后全都化了。后来端到家里，看见母亲我就哭了，嚎啕大哭。母亲安慰说：没事没事。母亲当时很感动，这么多年她一直都记得这件事，她认为我还是挺懂事的，知道心里着急。
经商其实我还挺拿手的，我的经营意识还是很强的。这几年，在北京的生活，也是一种经营。我刚到北京时，一个人都不认识，包括现在的基础都比较薄弱。不认识，冲破万难也要认识，在自己的经营上还是走得比较好的。
青春期的伤
我私自改过名字，叫李宗光。家里希望儿子光宗耀祖，把我送到城里念初中。我是我们村第一个被送到城里去念书的，去接受更好的教育。父母希望我们能考上大学，希望家里出一个大学生。他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了。
这段生活是很枯燥的，挺烦，也是磨练。十三四岁，我就离开家到城里，什么都要靠自己动手，自己打理，还有父母的那种期望压在心里。我初中、高中几年几乎就没怎么唱歌，就是因为我父母。我告诉自己不要唱。在学校会有些消费，每次回家要钱，都张不开嘴，但是还是得要，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压力很大。我没有理由不好好学习。
初中出了一件事，高中出了一件事，都让我破灭了这个愿望。
我的左腿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伤疤。我初三的时候学习特别特别好，然后因为同学(我老乡)跟社会上一些人争斗，我去帮着劝架，被人家用刀扎了。
因为是群斗，最后也不知道是谁扎伤的。这个是比较偶然、也比较突然的一件事吧。结果，谁都没受伤，就我一个人被刀扎。他们全跑了，留下我一个人。当时很害怕，到医院的路很偏，天也很黑，都很难打上出租车，就听见腿上的血“呼呼”往外流。
到了医院，医生说，差一点就扎到大动脉了。缝完针，我就被送到家里去了。家人挺生气，也挺害怕，但是人已经回来，就说明没太大的事了。当时，中考临近，是最紧张的时候，而
且我没有突击功课。这一件事让我没有考上重点高中，进了普通高中。
高三的上学期又发生了一件事，在校外，几个人抢我的手表。我不给，他们用铁棒打我的脑袋。缝了几针，现在还能看到疤痕。到了这个份上，家里最后就不管我了。住在城里的姑姑说，你唱歌唱得好，不行去练练声乐，考艺术类院校。我就找了个培训班，上几天课，等到专业考试的时候，就到长春到处考试。报考东北师范大学的时候，我的考试曲目是《我和我的祖国》，唱完之后，我就听见老师对我后面的考生说：注意了，《我和我的祖国》是三拍，不能像刚才那位同学那么唱。当时都是乱唱的，一点都不懂节拍。回去我自己就学习，然后接着考，只要是有关于这方面的考试，我都去考了。最后，吉林艺术学院给我发了录取通知书。我的专业课是222分，很高了。
当时，家里搬到城里来做生意，却发现选择是错的，更是什么都做不了。记着我们家进了一批面，拉来之后都堆到家里，卖不出去。我有个同学，她爸爸开粮店，我去求他们，结果他们把面粉都买过去，解了我们家的燃眉之急。这种情况下，父母天天都很头疼，姐姐马上师范毕业，面临就业问题，哥哥即将结婚，要买房买地，都要花钱。如果我去念大学，4年就要4万块。而且，从那一年起，就有了自费生和委培生，国家还不包分配了。就这样，我终止了自己的学业。母亲说，既然不愿上大学那就不上了，你自己选择了，将来就不要说什么。
踏入社会后，还打了一仗。我们几个人一起搭伙住旅店，隔壁屋的常过来一起喝酒。那天这位朋友喝酒喝多了，对人讲，家里刚给他寄来900块钱，隔壁屋那人就盯上他那900块了。他喝多了，睡得挺死，偷钱的进来，他都没发现。我发现了，坚决阻止，就打起来。那人长得很壮，我根本打不过，他把啤酒瓶子在桌上一敲，朝我就扎。到医院，缝了8针。
这个朋友，我都帮他和人打成那样了，仍在呼呼大睡。后来，和这人再没联系过，他是我生命中的匆匆过客。这是秦皇岛的事，养养伤后，我就回家了。
城市嘈杂
1996年，我走向社会。第一个打工的地方是个歌舞餐厅，做服务员。餐厅有个小小的舞台，上面还铺着红地毯，那个时候感觉特别特别的稀奇，这边吃饭，舞台上面就唱歌跳舞，就像在电视里看的《夜上海》那样。
很新鲜，感觉真有这样的地方?真有这样的世界?那个铺着薄薄的地毯，特别艳的一个小舞台，在我的感觉中好大好大。当时见识也短嘛，没想到后来会登上悉尼歌剧院这样大的舞台。其实，悉尼歌剧院的舞台和当时小餐厅的舞台都很重要，因为它们都是一个事件的转折点。
听到舞台上唱歌，一下子燃起了我的艺术之梦，我就想唱歌，就感觉这应该是我该干的事，就必须要唱。我就天天跟小乐队混到一起，帮他们洗衣服、做饭，哪怕都已经凌晨三四点钟了，他们饿了想吃方便面，我都出去买。那时候没有超市什么的，这家小卖部敲不开再跑另一家，把人家店的玻璃都快敲碎了。我可以跑十多家小店，为他们买方便面，讨好他们。只要那个小乐队高兴，让我跟着他们，我什么都为他们做。
在这个餐厅，1996年的秋天，我唱了一首周华健的《花心》，就不让我唱了，说唱得不行。小乐队离开餐厅，我也跟着，转遍吉林省的大小城市，走啊，学啊。我偶尔会登台唱一唱，后来感觉跟他们没有什么区别了，就脱离他们，把家乡邻居几个挺高的小伙子带出来，就开始走穴、跳舞，唱港台通俗歌曲。因为总碰壁，就解散了。解散后，我沿着“哈大线”游荡在东北三省各个城市。
那段时间很苦闷、很孤独、很寂寞，经济压力大。方方面面都不如意，没有方向，爱上层楼，看到一个词什么的都往自己身上揽，去跳河也没死。一群收破烂的流浪汉救了我，跟着他们，我混了一段时间，知道了赖皮赖脸，也暂时忘记羞耻，体验到人生百味。用色彩来描述，肯定是暗色调，比较嘈杂的暗色调。
1998年，一个朋友介绍我去西安的一个歌厅唱歌。刚开始，就是配戏，比如要唱火风的《开门红》，我的角色就是站在幕后，拿着麦克风，来一声“开门红嘞”，都不用上台。歌厅的竞争比较激烈，头牌都趾高气扬，没人把我看在眼里。但是，在这里学到很多东西，知道了自己的差距。没钱买磁带，也合不得买，我就白天在楼下音像店打工，晚上唱歌。
这家歌厅里，我第一次见到男扮女装的大腕，也模仿着唱。虽然唱得很好，但如果不是那天唱《为了谁》时和我配戏的女歌手未到场，就没有机会同时唱男女声。不是那个特殊事件，我就不可能唱得那么松弛，不可能发挥得那么好。这一唱，没想到就火了，开启了我艺术的另一道门。
从商还是从艺
在西安待的时间比较短，到了深圳，有更高的知名度。我在深圳有个外号叫“流云”，我有一首女声开场歌，叫《高天上流云》，唱得特别拿手，我一到场子去，别人就叫“流云来了，流云来了”。
我在深圳也第一次给自己取了艺名，李玉刚。为什么要起艺名?为了宣传自己，做自己的海报，所以就必须有一个好一点的艺名。
那时天天跑场，为了省钱，我带着妆到各个夜总会唱歌。深圳很繁华，有的时候出租车不能直接打到大厦底下，我们还要走马路。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还是人流穿行，灯火通明。记得第一次乘摩托车跑场，风把我头套吹飞了，还下着雨。等到把头套带上的时候，脸上都已经成熊猫了……回去吧，这还咋演啊。就这样，再也不敢乘摩托车了。
在深圳，还开了家政公司，赔得一塌糊涂。春节的时候，没有回家，第一次在外地过年，又病得厉害。天天晕，迷糊，发烧，血液什么都查过，都正常。自己以为病入膏肓了，第一次给家里打电话，第一次哭，还给家里写了信。最后才知道，就是压力大和上火，打了很多很多针都不好。
我在深圳有个小妹妹，在深圳做模特，从来都不打电话，不吵我。正好在春节的头一天来了，她刚做完隆鼻手术，春节的前一天敲开我的门，也不说话，倒头就睡。我这边病得不轻，她在那边肿着脸，流鼻涕，满地都是擤鼻涕的脏纸。深圳的冬天特别冷，我们没有暖气，没有空调，干捱着。
那个春节我真是很恼火，看到她，想想我。平时不打电话，我都这样了，她不是来照顾我，而是火上浇油。大概过了一周，她的鼻子消肿，立马就走了。后来，我见到她，她给我赔礼道歉。2000年那个冬天真是很难。
22岁。我开始学舞蹈。以前对舞蹈不感兴趣，但为了舞台效果开始学。22岁，那个腿啊什么的都已经长成了，现在想起来不寒而栗，横叉、竖叉……都要学，天天以泪洗面。老师是发了狠地来弄我，来整我。这对我也是好，但是，他就是那个性格，他不管你三七二十一。他掰我肩，压我腿的时候，我面对着墙，他就在后面压，我就打他，我就不让他弄，跟他抗争，骂，说脏话。他能忍受，他不放弃。我越这样，他越狠。我越骂他，他越往死里压。就是因为这一点，把我收拾出来了。
在深圳待了一年，我带着四五个大包，回到了东北。深圳的演出市场繁荣期已经过去，待不下去。2001年春天，我
弃艺从商。为什么要弃艺从商呢?用别人的话说，选择了这个事业的时候，就选择了比别人多付出十几倍的……辛酸吧，要付出很多东西。有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心理压力，还有来自外界的压力。这个演出是非主流的，所以经常有人拿异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以及我从事的这个职业。尽管你很挣钱，但我的这个行业是非主流的，直白讲，也是不入流的。我现在做的事情，包括进悉尼歌剧院，可以这么讲，也就是说为这个行业争一口气，或者说给自己争一口气。它明明不是主流，偏偏在这个历史上，要把它拿到主流来。我现在，也不是说有一个什么目标，但是做就是这样做。
由于非主流，哪怕不是事情，别人都会用非常恶毒的语言来攻击。很难挺，很难挺，要承受很多很多的东西。这种承受对于我来讲，也是一种磨砺。原来别人来跟我争论，或者来嘲笑我的时候，我都会歇斯底里地跟他们抗争。自己的反应很大。随着自己一点点阅历的增加，我不跟人理论，谁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就台上见，我用自己的人格、表演，用事业上的成功来证明。
但是，精神压力还是有。10年来，从来没有跟家里讲过在外面做什么，也是一种痛苦。而且，我是一个经常要拼命学东西，必须要进步的一个人。当你付出了很多很多，还是没有多大的成效的时候，方方面面自己想想就有很多……又不能跟家里说，朋友、亲戚都不说。我自己当时都是这样想的，心理压力大就大了，我也能捱过去。如果我没有被《星光大道》，被全国老百姓认识的话，我男扮女装的这个秘密，会一直带到我生命的结束。
性格上，我渐渐变得内向、自闭。我小时候，只要家里有亲戚来，我都愿意跟他们见面。走向社会后，变得特别特别自闭，回到家也不想见人，谁来了都跟我没有关系，也不爱跟他们说话。
在长春，这样地跑场演出，一直在寻找自己将来的路。一个朋友跟我讲，刘欢能成名，那英能成名，毛阿敏能成名，孙楠能成名，你成不了，永远都不会成名，梅兰芳大师已经是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你的这个行业，你选择的，就是不对的，你的这个行业就不可能有出头之日。我想了想，也对。
当时我演出的那个歌厅，叫“滚石”，人比较嘈杂。那天晚上，我唱歌的时候，有人用东西扔我，不停地扔，西瓜皮啊、小柿子啊，就是他们吃的果盘里的东西。我在舞台上，天塌下来都跟我没关系，我要完成我工作的时间。也有一种超脱，说不清的那种感觉。我正要有变化的时候，赶上这件事儿了。当天晚上，我就跟我们夜总会的老板见面。我说，结工资，今天是我的最后一天，正式告别舞台。
结了工资，我就到沈阳，找劝我改行的那位好朋友。我把钱拿出来，正式合伙，开始搞服装。从2001年到2004年，三年的时间，弃艺从商，跟唱歌一点关系都没有。天天穿个小西服，办事工作，跟商场老板打交道，跟服务员打交道。后来我又自己独立做，那个服装品牌的沈阳总。后来就做大了，“滚雪球”滚到上百万。
做服装有一点，风险太大。这批货弄不好压进去，就是几十万上百万，压力太大。我们家那时候举家搬到沈阳，都跟着我一起操心。到后期，越滚越大的时候，我就有点儿吃不住劲了，我就晚上出去唱歌，在沈阳出去跑场，换了一个名字，也不叫“李玉刚”，叫“林雪飞”。就这样，开始偷偷摸摸地，晚上就出去跑场。那时我家里谁都不知道，服装什么的都放在别人店里头。
最后我决定，还是放弃从商，继续从艺。我那个朋友很好，本来是我们俩合的，合了之后我不想跟他合，我必须要独立，结果又转给他。
自成一派
2004年，朋友介绍我到杭州。西安和杭州这两座城市，都是我印象和感情最深的。杭州开辟了我另一块新天地，演出的场合叫“红磨坊歌剧院”，尽管它也是娱乐场所，但是档次非常高。我第一次登上那个舞台的时候，完全是蒙的，灯光太炫了，舞台太专业，太大了，是我当时见过最好的一个舞台。
第一天演完，领导说，你演不了，驾驭不了，水平太次。我就求他，再过几天，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再让我走。现在那个老板，因为我出名了，提起这件事他非常感慨，他说，李玉刚的这种精神感染了我们。
我马上就适应了这个场子，一点点节目就很火了。那时候，我的压力很大很大，这种压力让我飞跃得很快，在舞台上我不服输。
在杭州，我开始做演出服，服装有了非常大的改善。当时找了小百花越剧团的服装设计师兰玲，她是非常有名的设计师、舞美师、化妆师。之后，我自己学习服装设计，造型、化妆所有这些都要自己打理。曾跟毛戈平学过一段时间的化妆，还找老师学习京剧。
身段是在深圳打的底子，唱腔是在西安定的，服装设计是在杭州学的。我到图书馆去查服装设计资料，旁边放一本关于邓丽君或梅兰芳的书，很累了很倦了很不愿意干的时候，我翻翻他们的书，一下子让我又充满了力量，鼓起劲儿来。然后开始设计我自己的衣服，自己设计造型，包括小到一朵花，它的颜色它的布料都摸得非常非常清楚。那一年多的学习，没有老师。为什么没有老师呢?就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来学，自己来摸，因为情况特殊。
有杭州这个基础，我迅速在民间的舞台上名声鹊起。甚至民间传说，有一个小伙子李玉刚演出特别好，档期得提前一年定，甚至说他的衣服有多华丽多好，一按电钮就飞了。其实没有，只不过是民间的一种传说。很多人都很想见我，我的名气当时很大。
只有杭州的东西一下子就适合我，我要的跟京剧要的截然不同，跟越剧又有联系。清丽，轻飘，都是我追求的风格。一到杭州，它的这种这么多年留下的审美，包括它的文化它的艺术，一下子都跟我不谋而合。我现在做衣服都没有在北京做，因为它的东西跟我不一样，我要的是现代感。我做的贵妃衣服与所有人都不一样，没有人做过这样白色的贵妃，这是违背传统的，但是我自己也有这个胆量，自己琢磨自己弄的。就是想与众不同，感觉这样会漂亮，美是第一位的。
杭州奠定了我艺术上的一个高度，又拼命学了很多东西，才有了2006年的形象。
一夜成名
跑场时认识的一个朋友上了《星光大道》，我看了后，萌发了去《星光大道》的想法。他是第7个月上的，我是第8个月。我打电话过去，说我想上《星光大道》，那边说不行，男扮女装上不了电视。
8月的一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他说我是《星光大道》导演，你想不想上《星光大道》，我一想，不能再失去机会了。
一路过关斩将很不容易，每一步都很险。周赛的时候，和我一起比的是一个小伙子，一开始录制的时候冠军是他，突然上边评委都站起来说，不是这样的，你们那边儿显示器错了还是怎么样，我们把分儿都投给李玉刚了。工作人员说是技术故障。导演说，那重新打分。冠军就给我了。如果当时评委们不站起来，这个事儿也就过去了，后边儿的事儿都没有了。我当冠军时，《星光大道》收视率超高。
关于我的争议非常大，在各种复杂的原因
中，我走到最后，是天意。导演说，李玉刚你也很争气，关键时候你不掉链子。在现场，是我自己扭转这个格局，扭转乾坤。幕后的故事有很多，有些事我也不知道的，但是挺不容易的，我迅速被全国老百姓认识。
主持人老毕是我的贵人，是我的良师益友。老毕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让人尊敬的人，他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真的很好，非常非常的公正，非常非常的正义。我从朋友的角度来讲，我都感觉很少碰到这样的好人。很好很好，人本身就好。理解人，帮助人。他会告诉我很多很多东西，他会指点我很多很多东西，比如在舞台上怎么把握。他说话的影响力，在舞台上多说几句感人肺腑的，对我今后发展帮助都相当相当大。台下的粉丝打出一个条幅：前有梅兰芳，后有李玉刚，被老毕反复地用。
对我来讲，跟大师永远是不能说站到一个水平线上。只有梅兰芳第一，没有李玉刚第二，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世界上只能记住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不会记住第二个第三个。梅兰芳在那个时代，已经奠定了一个大师的地位。他不仅在艺术上，他的方方面面，他出访各国，他的世界影响力。因为当时没有什么娱乐，大家想出去玩儿也就是看看戏。所以当时的京剧就是流行歌曲。
凯歌导演拍《梅兰芳》，找过我，最后没有演成。很多东西，路就是这样安排的。如果当时让我演，我也未必就到时候了。从我当时的阅历和看法来讲，也有可能我熬不下来。也可以这么说，这件事我本身并没有做好准备，或者说整个身边的这些事情也都没有准备好，就是说这个事情就不应该是我的。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跻身主流
到中国歌剧舞剧院成为国家一级演员，开创了一个历史，也是一个历史事件。中央台评论说，这是一个标志，曾经的草根明星未来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进入院团前，有一年的磨合。因为我也不知道进去是好事还是坏事，剧院收编我也不知道是对是错。我与中国歌剧舞剧院是在演出中认识的，当时他们是整台晚会的班底，我是这场晚会的重要演员之一。由于现场演出非常好，当时他们的主任就提出这个意向，说有必要多跟我们团演一演，开始这样聊，最后都没有成行。后来他们又说可不可以进到我们团里来看看。又聊了一段时间，不可行，方方面面都不具备条件。
今年春节过后，我就有这个想法，因为我想我自己要有一个家，而且我希望我自己能再上一个台阶、一个飞跃，在艺术上。我希望有一个团队，又想到了中国歌剧舞剧院。我马上就去找，就说我想到中国歌剧舞剧院，这个事儿行不行。最后我们院长非常开明，只有他敢这样做，本来没有人敢要我，我是“烫手的山芋”，院长力排众议说我会要你，然后上报文化部。
院长看重的，是我身上的特殊性。而且院长以负责任的态度想：既然这个院里他是院长，在他任职内，要有新鲜的血液，要有不同的东西，他才能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整个有“中国皇家剧院”之称的中国歌剧舞剧院。
我虽然挑大梁，但院长并没有给我太多的重担。他对我特别特别好，相关的事情会征求我的意见，所以让我肃然起敬。
然后就是去悉尼歌剧院。2002年宋祖英在悉尼歌剧院成功开唱，之后7年无数中国歌唱家都想登上那个舞台，都没有成行。悉尼歌剧院的门槛很高，麦当娜、迈克尔・杰克逊、帕瓦罗蒂等世界顶级大腕都在那里唱过。
我三进悉尼。第一次去悉尼的时候主办方说，玉刚啊，你有很多很多的“刚丝”，你每次来这就演一个节目，我们都看不够。第二次去的时候，他跟我说，他的老婆、孩子都是“刚丝”。有一个笑话，悉尼歌剧院的演出完之后，主办方就是澳华文联的主席跟我说，我的女儿看完你的演出之后，在悉尼歌剧院外面大喊，我要嫁给李玉刚!他说，我的女儿从来看的东西都是年轻人的这些东西，第一次看到她这么兴奋。我顺着说，俊武主席，既然你这样讲的话，又嫌我的节目短，演的少，那我想将来有一天来悉尼做一场个唱。他说，好啊，有时间过来。他问，你想在哪儿?我说，在悉尼歌剧院。他就不吱声了，他就沉默了，就再见了。
提前两年预定，在悉尼歌剧院演唱都很难，而我是今年春节才有的想法。等进了中国歌剧舞剧院，我给俊武主席发信息，说要在60周年大庆前在悉尼歌剧院开个唱。他去悉尼歌剧院开始查询、沟通。还好，波兰的一个交响乐团的合同尚未最终签订，还有希望。
我就开始不停地送资料，上交了五次申请报告，都没有成功。我四五夜都没有睡，包括文字资料，都是我自己亲自写。第一个篇章叫“黛玉葬花”，我比较爱演这个故事，考虑到是60周年大庆，给它改名叫“红楼花情”。包括后边所有资料，都是我自己亲自动手。第6次递上去，悉尼那边的消息说，李玉刚，你成功了，波兰的那个再见了。合同签完的时候，无比无比的开心，太开心了。由于这么多的事情，我就在国内累病了，一直咳，直到演出之后才好。
我上台的第一首歌，唱得不完美。没想到，最后完美谢幕。这是我生平中，最震动的一次演出。两个小时的演出结束，观众就坐在那儿，傻傻地坐着，也不走，我以为发生什么事了。他们是不愿意走，不希望一下子这个就没有了。他们希望永远坐在这里，永远看，永远在这图画里边。还有一个，他们的爱国情结。这些歌能够勾起他们很多很多的回忆。
今年12月，我可能在人民大会堂做一场个人演唱会，算是汇报演出，带给喜欢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