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岚:“半吊子”爱心人士的尴尬慈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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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陈岚带着几位爱心人士,强行进入临终关怀医院抢救出被家人抛弃的无肛女婴小希望,本刊2010年6月上半月刊登的《疯狂大救援―天津无肛女婴救助者自述》一文曾对此详细报道。因为那次救援行动,陈岚陷入了舆论风暴的中心,她由一个作家,转而被定义为是个借行善事炒作的居心叵测者。可当该事件退烧后,陈岚依旧“死性不改”,跌跌撞撞地坚持着自己的慈善之路……
说实话,我真的不算慈善人士,不属于任何组织,也没能力成立一个组织。一没钱,二没人,大约有一点名气和一支舞文弄墨的笔,外加一颗容易冲动的心,这些年做了一些可以被称为是慈善或者献爱心的事,带来的影响有好有坏。好的是,通过我努力,好歹改变了几个个体的命运,助他们走向了相对光明的未来;坏的是,我的全家,都在担心我这种不切实际的热情,会随时把家庭拖向破产的深渊。
被鄙视的慈善
在中国,做慈善第一步是什么?
如果有人想要听实在话,那么我告诉你,首先自己把脸皮子摘下来,揉巴揉巴垫到屁股底下。李连杰说他不是装孙子,而是真孙子,这是发自肺腑的话。中国民间慈善人士互相交流经验,也常说:“做这个(慈善),就得准备不要脸。”
其实慈善不设门槛,每个人都可以介入。慈善很简单,无非就是一个或者几个不幸的孩子或者病人,他们的个案和病历,辗转了若干人之后,落到了你的手上。而你,心里一揪,热血一涌,觉得不能看着这个孩子就这样完蛋,我得做点什么。于是也许你会捐出若干银子;也许你会提供给他住宿、交通的方便;也许你会介绍一些特殊的医疗资源。总之,当很多的爱心聚集到一起后,这个人的命运改变了。
这就是一个慈善者的入门券:一点点心灵的轻微的柔软的颤动,一点点的善心和爱意,从你的手心带着温暖传递给了另一个人,最终改变那个人悲惨的生活。
这是比较保险且愉快的慈善经历。
但你想对一个个体的命运负责到底,就发现你将挑起怎么样沉重的一副担子了。通常,我们每接一个个案,都会自觉地跟到底,跟到事情完全解决、有一个结果为止。这个时间往往很漫长。募捐不顺利时,可能每天都在为怎么找钱发愁,这就叫“砸”手里了。
比如,7岁的小男孩睿睿,在父母打工的化工厂里掉进了沸水池,送进医院时生命垂危,好歹各方筹集,花费将近20万,把孩子给救回来了。警方、民政部门、新闻媒体在热头上都曾经干涉过,但新闻热点一凉,孩子的后续治疗就没人关心了。他下肢皮肤严重起皱,如果不做康复治疗,可能毕生都会行走困难。康复治疗需要多少钱呢?不多,7000元。可这个钱谁出?一直“跟”孩子的那位志愿者,到处设法筹集这笔钱。甚至连孩子家长都觉得麻烦,他们对康复治疗不信任也不重视,再加上家里确实穷,也不乐意继续陪孩子在医院待着了,找到志愿者说:“这个周末,弄不来钱,我们就回(家)了。”
志愿者气得够呛,最后通牒都下了啊!可这就是现实。也不能怪家长,漫长的治疗、筹钱、募捐、索赔、看护,确实把他们的心都磨糙了。志愿者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周末前把这笔该死的7000块搞到手。
志愿者也是普通人,每个月就几千块的薪水,可眼睁睁看着孩子不治,从此残废掉?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自己有限的人际关系范围内开始募捐。
消息在我们爱心QQ群里发出来,我们七八个比较亲密的爱心妈妈,每个人都默默地捐了数额不等的钱。老实说,看事情急成那样,我真恨不得直接打5000块过去―且慢,所有资深的志愿者都沉静地制止我这个新手。她们耐心地告诉我:“慈善是一个无底洞,透支太厉害,会影响到正常的生活工作,那你以后就难以为继了。”
好友、粉丝,这些都是属于不可再生的慈善资源。第一次我厚着脸皮,发了睿睿的求助信息过去,有人捐了款。第二次我发了小希望的求助信息过去,也有人捐了款。第三次,我发现MSN上连回复的人都没有了。一个好友说:“老大,我宁可你一年结三次婚,我给你包三次红包。包红包好歹我还沾点喜气,看完这些事儿,我心里得郁闷一天!”
朋友抱怨归抱怨,至少她知道我是个有爱心的人,在做好事。到社会上,我们指不定会被定义成什么。
有一次我们想找一个广场或者社区义卖一些玩具、家居饰品,为手里的几个孩子筹钱。万事俱备,只欠场地。
我们跑了好些个地方,都被拒。最后一个好心的职员帮我们引见了他们商场的科长,科长打量了我们一会儿问:“你们有组织手续吗?”很显然我们没有。但我们有活动策划方案说明和我们的身份证明以及那些孩子的求助证明。
“没有手续?”科长拿起桌上的电话,叫了保卫科,然后训斥那个把我们引进去的职员:“这种人你也带进来让我接待?你干什么吃的?”职员小声辩解着:“我以为……她们是做慈善……”
科长放大音量:“慈善?谁跑来拿几份资料都可以冒充自己做慈善?你看她们那个样子,活脱脱的就是骗子嘛!我有钱,就算给乞丐也不给她们!”
一场义卖,最终因为我们身份不明确,始终没有能联络到场地,就此计划流产。
被质疑的慈善
作为一个作家和知识分子,经常会有一些媒体邀约,写点专栏或上个电视做做嘉宾什么的。小希望事件给我的震撼极深,我的慈善从原来的个人理念上升到了对公共价值观的期待。在很多个场合,我都在宣传两件事:“一、应尽快出台大病医疗保障体系,尤其是儿童的大病医疗保障制度。二、对于先天有疾患的孩子,家、社会、国家都应给予更多的关照和保障。”
多数人是认同这两点的。但不认同的人,就会带着一种原始丛林法则的价值观,因为自己是健康人,因为自己没病没灾,就趾高气扬地宣判那些弱者该死。
有一次,在四川卫视的“宁远时间”栏目中,我就遇到了这样一个嘉宾。他先是说:“社会是有必要放弃一些弱者来减轻前进的负担的。”我反问:“谁来判定谁是弱者?残疾人就是弱者?病人就是弱者?在霍金面前,恐怕你和我都是弱者,那是不是就可以放弃你我?”
他急了,冷笑着说:“你做那些什么抢救小希望、救助白血病儿的事,无非就是炒作罢了。如果你不是沽名钓誉,为什么到处巴巴地宣传你在做慈善?炒作,纯粹的炒作!”
我一跃而起,怒不可遏地大吼:“你说得对,我是在炒作!我行善为什么不能炒作?难道让大家在荧屏上只能看到又臭又长的电视剧、满篇废话的烂节目,行善的反而不能有公共话语权、不能借助一下公共频道了?还有天理吗?我就是要炒作,而且,今后我还要大张旗鼓地炒作!”
我坐回座位,脖子上的青筋突突直跳,狠狠地咬住牙根,才把激愤之下冲进眼眶的热泪,忍了回去。我不想让任何人再看到我在镜头前落泪。因为,在东方卫视的一档节目中,为小希望呼吁而流下的眼泪,竟然被一些人耻笑为:“作秀!”
节目录完后,那个嘉宾在后台找到我,向我道歉。我只能苦笑,他不是第一个这样质疑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你一做慈善,就会有人拿“至纯、至善”的圣人标尺来量你,从你的动机,量到你的道德水准,再到你的生活方式。只要有一个细节,不符合圣人的标准,他们就会嗤之以鼻:“你凭什么做慈善?你凭什么来募捐?”在这些人眼里,如果你没为慈善倾家荡产,你就没资格当慈善人士。
这些可怕的道德绑架言论,简直是中国慈善事业的附骨之蛆。哪里有慈善,哪里就有这些恶毒的声音。
如果你向大众募捐,他们不捐也罢,还会跳出来问:“你捐没捐?”搞得我每次为任何人募捐,都先自己捐献,省得授人以柄。但就算如此,他们还会接着追问:“你捐了多少?”如果他们认为你捐得少,马上就会一声冷笑:“你才捐了这点,你怎么不把你某次某次版税、某次某次稿费全捐了啊?”
听到这样的声音多了,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入夏后,因为出镜次数越来越多,我去添置了几件旗袍,其中有一件丝绒旗袍,价格上千。但实在是太喜欢它端庄优雅的风格,犹豫了20分钟。我先生很惊讶:“我们又不是买不起,你犹豫什么?”
我说了老实话:“我怕我有一天,穿着这件旗袍,有人质问我,你穿着上千块钱的衣服,还有脸来募捐?你为什么不把这一千块省下来去救助小孩?”
先生看了我很久,那复杂的表情,至今记忆犹新。就是那种表情:“你已经走火入魔,没救了。”
被担忧的慈善生活
以前,我只是家人、尤其是我先生眼里的有点古怪的老好人。
比如,看到矿泉水瓶子,我会捡起来放在车子的后备箱,然后在广场附近看到那些捡垃圾的人,会跑去打开后备箱,把那些瓶子全抱出来给他们。我先生是能接受我这种有点怪的行为的,实际上他被我“绑架”做了很多有爱心的事儿。
平时,他跟着我跑来跑去,周末有点时间都是在去医院、接病人送病人的路上。他很节省,一双皮鞋还是结婚时买的,从夏天穿到冬天,已经三个春秋。我每一笔捐款,都是由他从网银转出去的,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个不字。
上一次,为了抢救小希望,我先生差点被拘留。事后他说,以后他宁可冲进火里去救一个孩子,也不会再干同样的事了,明明救了一条命,却被人造谣中伤侮辱谩骂,最可恨的是那些人甚至一直发邮件诅咒我的孩子!
这些对于我先生都是不小的打击。
上个月,一位爱心妈妈打电话告诉我,有一个遭受家暴的怀孕女子,无家可归,问我能不能收容一下。
我犹豫了一下。早在2006年,我就曾经尝试募集资金,建立一所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临时庇护所,能临时照料那些受伤害的女性,并为她们做心理辅导。找了不少企业,都没有能够获得赞助。很简单,我没有机构身份,没有机构身份,就开不出免税发票,企业给的赞助,就是白给。有人也建议我成立某基金,然后挂靠在官方机构名下。但联络了一些官方机构,人家不要我。一是因为我没有大笔资金,二是因为我也没多大影响力。所以这事就陷在一个悖论之中。
事虽未成,但我自己的家中,没少接待走投无路的陌生女子。这次,犹豫之后,我还是答应了。
那是一个怀了双胞胎的妈妈,声称自己被老公殴打。我带着疲倦彻夜陪她聊天,给她做心理辅导,却渐渐发觉她有太多的谎言。怀孕是真,但家暴是假,她只是希望老公能拿出钱来,让她去香港生孩子。而她老公在国企上班,况且他们已经有个女儿了,他不赞成再生。我忽然发现我进退两难,既不能劝说她去把已经3个多月的身孕流产,也不能去说服她丈夫丢掉饭碗,支持她生孩子。总之,期间周折颇多,最后终于将双方撮合到一起,和平解决了此事。
事后,那个女子告诉别人,她住在我家期间,因为我没有给她预想的支持,对她也不热情,她很压抑,经常想跳楼。
先生得知这个消息,震惊而愤怒:“这就是你行善得来的回报吗?如果她真在我家跳楼,咱们负得起这个责任吗?”他近乎沉痛地说:“陈岚,我求你,以后别再往家里接这样的人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我父亲.得知我一直在自己家里安置病孩及病孩家属、无助女孩、未婚妈妈这类的人,老人家急坏了,给我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说:“你不是机构,你也不是大富翁,你凭什么这样帮这些人?这样下去,会把自己的生活都毁掉的。”
我只能顺着父亲的意思解释:“我没有做什么啊,也没乱给他们钱,只是家里有空房间,偶尔收容一两个人,过渡一下而已。”
父亲咆哮着说:“开车接送不花钱吗?管吃管喝不花钱吗?去医院挂号不花钱吗?你有多少钱能养得起这些人?你能养得起多少个?”
看父亲气得发抖,我只能一连声保证,以后再也、再也不“往家里接人”了。
但我自己心里很清楚,如果有一天,又碰上真的走投无路的人,我还是做不到把她丢在路边。
没有任何组织承认我是个慈善人士,我也成立不了自己的慈善机构,我只有一群和我一样热心助人的朋友,她们全是母亲。我们有的唯一头衔是爱心妈妈。最近有一家慈善基金会―儿童希望基金会的负责人,希望我能做他们的爱心大使,这是我和真正的慈善组织挂上钩的唯一一件事。
组织和身份对于真正想行善的人重要吗?我可以唱高调地说:不重要,有没有身份我都一样做慈善呀。其实是很重要的。有了身份,我们就不会被侮辱为叫花子,就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误会;有了机构,募捐和慈善工作会开展得更专业和更有效率。无意对官方慈善机构提任何质疑,但我认为,中国民间慈善蕴藏着巨大的热情和能量,人类与生俱来的善良是无穷的,社会应该更广阔地开辟自由渠道,让这些善意、这些爱,能够畅通及时地抵达急需帮助的人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