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钦:凝结永恒的纸本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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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些讯息在古老时代幸存下来了，那在当下这个时空就没有淘汰它的机制了，所以‘它’就会接近永恒……”黄子钦在他的某一篇工作心得中如是说。
他的《PLAY·纸标本》封面上，是一个封存了纸页的晶柱，折射出灵动的光芒。书中收录了他所设计过的68本书的立体结构和工作心得，这些原本出现在书市上的出版品，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又重新回来。在新书期越来越短的当下，它们所存在过的时间，或许也堪称“古老”了。
而黄子钦想要做的，是把那些超越时间性的本质留存下来，与当下对话，产生新的价值。
黄子钦说：“责编应是最了解那本书的人，他／她的判断其实在出版前就先生成了书的‘内塑品’，若书有灵魂的话，应在那时就诞生了。”美术设计必须透过责编了解书的内容和方向，从而使“材料”与“内容”产生连结，也更清楚设计应该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美术设计”和“责任编辑”，刚好对应着“图像”与“文字”，看似是两种思维，但黄子钦说：“做美编的同时，会学着做文编，因为碰触到前置内容时，大部分的思考内容都不是视觉的。”版面本来就是“文字+图像”的一体讯息，美术设计更多的是从还原读者所见的角度，对责编所提供的文案作取舍的建议。“真正为那本书所生产的文字，而不是广告性的文字，读者会比较耐心去读。这些判断大部分就只有五六秒而已。”
早期的出版较为重视文字作者，而更古早的东方世界的书籍，几乎没有图像。美术设计介入书籍装帧，强调了美术的功能，也凸显了设计师的身份。与此同时，图像也就变成了消费符号，设计不得不背负对销售有所帮助的期待，在五六秒断生死的市场抓住消费者的眼球。但黄子钦认为，“设计的水平其实不应跟书的销售数字划上等号”。“装帧设计是一种自由的业界，它不是品管那样的硬标准。它是很人性的，一半在做设计，一半也有点发挥创作。所以它不应该是很理性的，它有感性的部分，而且重点应该是感性的部分可能可以给书加分或超越，扩展书的内容。每个人所擅长跟执行的向度都不一样，他所面对的市场条件跟起跑点也不一定在对等的状态。有时候接到一本书，你必须克服很多困难才能够让人家觉得它的设计是加分的；也有一些书从一开始就要求在设计上有比较大的动作，设计的空间就很大。所以每本书的八字和设计所扮演的角色都不一样，出版本来就是一个team work，最后所有人的努力跟想法就会形成这个地方出版的水准跟读者的水准。”
以独特的影像书写感抗衡快速消费
出版多多少少都与当下有关，书封设计也需要跟当下出版的状况直接对话。在新书期只有三个月的快速消费模式下，由于缺乏欧美日市场的文化厚度和脉络多元的图像符号支援体系，台湾很多书封设计只能大量使用现成影像图库来满足包装的需求。这一方面是来自影音产品的冲击，另一方面也是受到通路的影响。这种现象在翻译小说的书封设计上尤为明显。
“小说本来是让读者透过文字去想象，但是现在由于影音的刺激，出版社都希望小说封面有电影感。但出版的成本不可能跟电影比，所以不管是要制造魔幻、都会、动作、激情……这些视觉效果，只能运用图库资源。”
相比之下，影音产品的包装是用一个实体来表现完全抽象的事物，让消费者投射他的想象，反差感和跳跃性都比书籍包装更大。在网络通路急速增长的今天，这两者的疆界将变得越来越模糊。“现在很多通路都只秀封面的情况下，CD跟书就是同样的地位，封面必须解析出背后的内容。它卖的就是一个讯息，只是一个是音乐，一个是文字，它只决定说，我是要被A讯息还是B讯息吸引。那个时候，原本比较保守的物件就会被比较强烈的影响，否则它会很吃亏；要不然它就要更保守，更显示出它的不变。由于通路结构的改变，会因应出种种的策略。”
为了避免“外文山寨包装感”以及快速消费的消耗，从图像素材的根本上去改变，或许就是一个解决办法。
黄子钦自称“工匠”，而他所设计的书封也有着强烈的手工感，这一方面当然与材料有关，他常常使用古早味浓厚的素材进行拼贴，甚至用实景装置拍摄成原始图像再加以处理；另一方面，则与在于何运用影像。
“写文章是用文字架构，那使用图片就是‘书写影像’。书写影像的能力是可以训练的，但你在书写影像前要先阅读影像。如果觉得这张图片每个人用起来都一样，不能够被书写得有特色，你就会选择别张。这就是一种判断。”
这种判断能力在纯艺术领域就是所谓的“精准度”，放什么素材不放什么素材，这需要经验，也与美学的品味和偏好有关。这也像一个刹车机制，让设计不至失控。
封存超越时间性的讯息
大约在3年前，黄子钦开始在flickr上发表自己的书封设计作品，记录工作心得、生活美学、图像美学。“也不为了干嘛，只是把封面当成物件，橱窗式的观赏。”而当这些书封作品组合成《PLAY·纸标本》时，黄子钦运用了这样的理念：将一本书先化为标本，然后活化它，启动它的心跳，感觉它的存在意义，重新听到书的声音。所以，书中就有了“不插电”、“歌德”、“噪音”、“耳语”、“摇篮曲”、“原声带”这六种不同的“心跳声”。
《PLAY·纸标本》出版后，黄子钦在诚品书店台大店和敦南店的橱窗布置了《纸标本》装置陈设。这结合了他近年从事的保丽胶封存创作和装置艺术，实现了他在书店中把知识“琥珀化”的构想。
黄子钦说：“固体封存像倒带的形式，把一些以前的讯息拿到现在，产生不同的互动。我把它用在设计跟出版上，把做过的书籍设计当成素材、物件，用一个新的脉络让它们重新回到这个市场。我觉得书不应该太快速地消费，它如何快也拼不过电影或流行，而且自己的本质会消失。它有一些内在的东西是可以超越时间性的。纸本书本来就可以有很有力量跟新的玩法，而不一定由于数位产业很发达就只能面临被淘汰的命运。”
“出版业跟普通商业活动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文化需要累积跟挖掘、耙梳，那并不是金钱跟硬件可以办到的。”在黄子钦的工作心得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他对设计养成的重视，而这不仅仅是针对设计师本身，也包括读者跟市场。日本出版了相当多关于书装帧的书，与本地读者产生互动，出版文化才能累积。“如果你对自己所做的内容没有感觉而一味复制，没有办法从里面吸取养分，很快地就会枯竭或模式化。你能不能跟自己做的东西对话、跟市场对话、跟读者对话？这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寿命和提升空间。日本有很多满有power的老设计师，但台湾就比较少。我觉得这一定跟某些工作方式和做法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