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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特稿是一种特殊的新闻报道。一篇优秀的特稿需要同时具备客观性、文学性和创造性。客观真实性要求记者在特稿的写作中严格遵守新闻的基本准则,坚持零度写作;文学性与创造性要求记者以语言的自由与风格的独特充分发挥零度写作的巨大内力。与此同时,肩负着媒体社会责任与使命的特稿又要求记者在写作中合理地超越零度写作,发挥媒体的社会功能。在对零度写作基本原则的遵循与超越中,特稿记者需要审慎地做到既“在场”又“不在场”。
关键词:特稿 零度写作 在场 不在场
《新闻学大辞典》给特稿下的定义是:“特稿就是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形式。”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特稿属于新闻报道中的深度报道。首届普利策特稿写作奖得主乔恩・富兰克林在《为故事而写作》(1994)中指出:“特稿是一种非虚构的短故事形式。”从以上两个定义可以概括出特稿的两个特征:客观真实性和文学性。
特稿既是一种新闻报道,又不同于一般的新闻报道,它是带有文学色彩的深度新闻报道。这就对特稿的写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首先,特稿的本质是新闻,客观真实是其无法规避的核心准则。而“零度写作”的写作方法是特稿客观真实的有力保证。“零度写作”是法国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家罗兰・巴尔特于1953年提出的。巴尔特认为,字词具有独立的主体性,作家应该从社会历史规约、意识形态、功利意图等束缚中解脱出来,采用“一种白色的、摆脱了特殊语言秩序中一切束缚的”自由写作,即直陈式的、非祈愿式的、非命令式的写作。特稿记者在写作中遵循零度写作,排除来自写作主体的人为因素的干扰,能够有效保证特稿的客观真实性。
其次,特稿具有文学性,其写作应该带有浓厚的文学色彩,饱含丰富的情感因素。这一特质与白色的零度写作并不矛盾。有些人对零度写作存在着一种误解,认为“零度”即为情感的零度和文学色彩的零度。这是一种武断的字面意义推断。巴尔特的零度写作一说旨在推进写作的去工具化、语言的主体化以及作家的去主体化,利用字词本身非连续性的组合及不确定意义的生发,将写作还原为语言的乌托邦。作者写作不是不含情感,而是将饱含的情感隐藏于自主的文字中,让情感在语言的独立主体世界中狂欢。值得注意的是,特稿的文学性与小说的文学性存在重大区别,特稿中的一切内容必须以严格的客观事实来源作为依据,不能有任何成分的想象及虚构,即使是心理活动描写也不例外,否则,就不是一篇合格的特稿。1981年,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珍妮特・库克写作的特稿《玩伴之死》获得普利策特稿写作奖。两天后,因华盛顿邮报发现该特稿存在伪造行为,奖项被收回。
再次,一篇杰出的特稿除了要满足客观真实性和文学性外,还需在结构或风格上具有创造性。这种结构与风格上的创造性与零度写作的要义不谋而合。巴尔特认为,在零度写作过程中,作家的主体性并非全部消解,作家以独特的写作风格为立足点,彰显其写作主体的参与性。“风格具有一种必然性,它使作家的性格情趣同他的语言结合在一起。”经由作家的性格、气质、禀赋及个人成长经历等内在与外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作家独特的写作风格,这种风格构成了写作的基础和重要环节。普利策特稿写作奖评委会对候选提名特稿的要求是:“一篇杰出的特稿首要关注的应该是高度的文学性和创造性。”这里的创造性即结构及风格的创新。曾获得普利策特稿写作奖的《凯利太太的妖怪》在叙事结构和语言风格上独树一帜。记者乔恩・富兰克林将契科夫的叙事理论运用到特稿写作中,为分两天报道的文章分别加以内容提要,并采用快节奏的类似波罗烈舞的手法完成对手术过程的描述。富兰克林将从早晨6:30一直持续到下午1:43的脑部外科手术分为15个时间节点加以记录和描述,文中反复出现的时间令全文节奏紧凑、情节紧迫,使读者不由得屏住呼吸,为凯利太太捏了一把汗。
特稿写作对零度写作的超越
特稿远不只是一纸文字、一篇报道,特稿是媒体的声音,天生载有媒体的社会使命和责任。因此,特稿写作在遵循零度写作基本准则的前提下,又不能全盘照搬罗兰・巴尔特的观点。特稿写作要合理地扬弃零度写作,体现媒体对社会的守望和监督。
巴尔特提出的零度写作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零度写作是针对萨特的存在主义“介入式”写作而提出的。萨特不赞成耽于技艺而对世界不采取态度的作家,主张一种带有人为目的意图的思想式写作,或称介入式写作。而巴尔特反对介入式写作,他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在分析了从古典写作到资产阶级写作等各种价值写作后,提出作家在写作中应该由“介入”转为“不在”,作家不应承担历史及社会的要求和规约,不应受阶级、意识形态的约束,而应该自由地生产语言,实现形式主义意义上的非使命写作。
当今时代,特稿记者不能完全遵照零度写作彻底消除写作主体介入的要求,不能置自己的社会责任于不顾,而应该牢记媒体人的职业道德,牢记媒体的告知、教育、守望、监督等社会功能,坚定写作的立场,使特稿成为媒体守望和监督社会的一种途径和表达方式。特稿记者应该怀揣一颗热情而饱满的职业使命之心,用冷静而理性的笔触书写真实的故事,让自己澎湃的情感在文字的自由独立之中激情迸发,让读者感受到媒体对社会殷切的关注。
一篇不符合客观真实的特稿不能算作真正的特稿,而一篇缺少社会责任和使命感的特稿是没有灵魂的特稿。被媒体誉为“美国舆论界的诺贝尔”的普利策新闻奖于1979年增设特稿写作奖。从获得第一届特稿写作奖的《凯利太太的妖怪》到获得2010年该奖项的《致命的疏忽》,32年来,特稿写作奖的获奖作品广泛涉及美国社会的各种热点及焦点问题:医学前沿发展、疑难杂症、科技、政府机构、阶级斗争、弱势群体、特殊行业群体、退伍军人、弃婴、有色人种、种族隔离、宗教、自然灾害、突发事件、法律制裁及法律漏洞、亲情、友情、美与欣赏等。记者们在写作时或聚焦、或启发、或劝导、或抨击、或监督,一种内在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这些特稿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力。
特稿写作中记者的在场与不在场
客观真实是特稿的核心,是特稿必须坚持的基本准则。要做到客观真实,特稿记者在写作时就要抛开个人偏见、主观臆断、政治压力、经济利益等一切外在和内在的干扰因素,实现零度的写作,客观地再现历史和现实。此时的特稿记者是对真实人物、事件的观察者,是对自己的所见所闻的记录者。从这一点来说,记者之于特稿是“在场”的。举例而言,在“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南方都市报的记者袁小兵进入安置灾民的绵阳九州体育馆,亲身观察、记录地震幸存者的一举一动,写作了特稿《在这里死亡是个秘密》。“在安置点内,人们不再谈论地震,默默生活,但有时仍会被哀伤突然刺痛。……昏黄的光线下,78岁的张志承戴着老花镜在读《说岳全书》,他的大儿子死于地震,直到第三天才挖出来……在谈到死亡的时候(引者注)大家都心平气和。”读者通过与灾民同吃同住的记者的眼睛看到灾民的生活状态和创伤情节的表征。在这里,特稿记者的在场是特稿写作的前提。
有时,为了获取大量的内文材料,生动地讲述新闻故事,特稿记者不仅要做一个观察者,更要做一名参与者,不仅要在场,而且要深入地在场。曾获得普利策特稿写作奖的记者索尼亚・纳萨里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00年,为了能够细腻真实地报道恩里克的偷渡过程,纳萨里奥同摄影记者唐・巴特雷蒂在两周的时间内,一直跟随从墨西哥偷渡到美国寻母的恩里克,一同搭乘长途汽车、货车、油罐车、卡车,一同趴在火车顶上,经历被抢劫、被警察围捕、躲避强盗的重重困难,最终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见证了母子二人的团聚。事后,他们又三次采访恩里克母子。经过长达5个月的采访和两年的写作,纳萨里奥最终完成了特稿《恩里克的旅程》。同样获得特稿写作奖的《土地上的生活:一个美国农场家庭》的记者约翰・坎普也是如此,他与农场主本森一家共同相处一年,经过23次采访、行程8500英里后,才完成了这篇特稿。只有亲身参与到被写作人物的生活中,获得与他们相同或相似的经历,才能够注意到旁人观察不到的细节,才能够在写作中展现更多引发读者情感共鸣或震撼读者内心的真实。但是,特稿记者的在场不是全能的在场,特稿不是干瘪枯燥的记事簿,而是丰富生动的故事。特稿的文学性要求记者具备过硬的文字功底和讲述故事的能力,用生动但不失实的语言描述他的所见所闻。例如,“他们在柔软的四川盆地的暖风里昏昏欲睡”,“那是一双又大又蓝的眼睛,一种淡淡的发暗的蓝,像知更鸟卵一样的颜色”,“镊子冒着危险一毫米一毫米地在凯利太太的大脑中挖开一条通道”……但需要注意的是,特稿的文学性并不代表记者可以打破客观真实的基本准则,恣意发挥主观创造性对事件或者人物进行虚构和想象。归根结底,新闻真实始终是特稿不可逾越的底线,记者需要抛开主观想象而客观地在场。例如,纳萨里奥在《恩里克的旅程》中对恩里克有这样一段描述:“他变得神经质和不安。有时甚至会幻想有人在追他。”他看到了精灵、蚂蚁、地陷……纳萨里奥在注释中写道:“恩里克在毒瘾发作时的幻觉:他被人追捕的幻觉来自玛利亚伊萨贝尔和恩里克;他看到精灵的幻觉来自贝尔基和恩里克;看到蚂蚁的幻觉来自朋友何塞(Jose)和恩里克;他感觉离开了地面、两腿毫无反应、房子在移动、地陷,来自于贝尔基和恩里克。”在总长3万多单词的《恩里克的旅程》中,像这样的注释共有197条,总计约7000词,详细注明了文中的人物对话、统计数字、人物心理活动等引用材料的具体来源。这一点充分说明,特稿中一切一手的或二手的材料都是有严格的现实来源作为事实依据的。特稿记者只能挖掘、记录和整理这些材料,而不能想象,更不能虚构伪造。也就是说,特稿记者的“在场”是有条件的:是客观个体的在场,而非主观想象的在场,或者说是一种主观想象不在的客观在场。
在为写作而准备材料的过程中,记者以一个客观的观察者的身份在场,在写作过程中,记者的写作风格在场,记者的社会使命在场,记者的个人情感在场,但记者的主观想象和虚构不在场!
结语
综上所述,特稿写作之于零度写作是一种既遵循又超越的关系。遵循体现在零度写作保证了特稿的客观真实性,同时,在对零度写作手法巧妙运用的过程中又能充分体现特稿文学性和创造性的张力;超越体现在特稿承载着媒体的社会功能,需要合理超越零度写作主体不介入的束缚,使社会责任介入到特稿的写作中。特稿记者之于特稿是一种既“在场”又“不在场”的关系,写作特稿时,记者作为客观主体在场,其社会职责在场,个人情感在场,但其主观虚构和想象不在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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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编校:赵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