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消灭女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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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医生曾大做超声波扫描的广告，口号是：“现在花5000卢比，将来可以省5万卢比，即节省一个女儿的嫁妆费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1月的一份报告指出，由于中国男多女少，10年后将有五分之一的青年男子找不到配偶。
在印度的部分地区，男女比率失调问题像中国一样严重。亚洲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例如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男婴出生率同样高得异乎寻常。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人口统计学家尼克·埃伯施塔特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真正原因不在于任何国家的特定政策，而在于“对男孩儿的过分偏好、孕期确定胎儿性别的技术快速推广、生育率不断下降——这三个因素发生了激烈碰撞”。这些是全球趋势，有选择地消灭女婴也是全球行为。
在婴儿期，男孩子的死亡率略高于女孩子。作为弥补手段，人们生下的男孩儿多于女孩儿，以求让男女比率在青春期达到均衡。在所有实行出生登记的国家和地区，新生男婴与女婴的正常比率为103：100或者106：100。这个比率非常稳定，几乎成为自然规律。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台湾的性别比从1980年的稍高于正常值上升到了110（即110个男性对100个女性，下同）；至今也只是略有下降而已。同时期，韩国的性别比从稍高于正常值提高到了1990年的117，是当时全世界的最高值，后来又回落到比较正常的水平。台湾和韩国都是比较富裕、快速增长、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但在性别偏好方面仍然重男轻女。
男女比率失调问题
在一些富裕国家，由于男光棍过剩，只好娶外国妻子。韩国就出现了一些不利后果。据2008年统计的数据，当年韩国有11%的婚姻是“异族通婚”，主要是韩国男性与外国女性结婚。在这个至今仍然讲究血统纯正的社会，上述做法导致了关系紧张，因为人们往往会敌视异族通婚的子女。这种趋势在韩国农村地区尤为明显。政府估计，到2020年，韩国农村家庭有一半的子女将是混血儿。
苏联1991年解体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男孩儿比率急剧上升。到了2000年，这些国家的性别比已经从正常水平提高到了115或120。南斯拉夫经历了若干战争后也出现了同样局面。在塞尔维亚和马其顿，性别比约为108。甚至有迹象表明，美国的性别比也出现扭曲，主要发生在亚裔美国人的各个群体中。据埃伯施塔特计算，1975年，华裔、日本裔和菲律宾裔美国人的性别比在100和106之间。2002年，性别比已经达到了107或109。
不过，记录最惊人的是另一个大国：印度。印度没有新生儿的性别统计数字，所以不能把该国数字与别国加以严格比较。但是，相对于女孩儿而言，男孩儿的数量在不断增加。
并非所有传统社会都明显重男轻女。不过，在重男轻女的社会中，尤其是靠男孩儿来维系家族血脉、养活年老父母的社会中，儿子比女儿更重要。女儿终究要出嫁，成为他家之人。正如印度俗语的说法：“养女儿就像给邻居的花园浇水。”
民意测验结果清楚地显示出了重男轻女的倾向。1999年，印度政府询问育龄妇女，她们希望生个男孩儿还是女孩儿。有三分之一没有孩子的妇女想生个男孩儿，有近三分之二的没有偏好，只有极少数人说想要女孩儿。巴基斯坦和也门的民意测验也出现了类似结果。
重男轻女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在生第二胎或者更多孩子时，这种偏好急剧增加。在有两个孩子（不论男女）的印度妇女当中，有60%的人表示下次想生个男孩儿，几乎是头胎想生男孩儿的妇女的两倍。这表明，已经有两个女儿的妇女非常希望生个儿子。在有3个孩子的妇女当中，这一比例上升到了75%。父母对头胎和后来生育子女的性别偏好存在严重差异。
“技术”改变了一切
直到20世纪80年代，贫穷国家的民众对此还毫无办法：孩子出生前，只能是老天说了算。不过，就在那10年间，超声波扫描和其他判断胎儿性别的手段开始出现。这些技术改变了一切。印度医生开始大做超声波扫描的广告，口号是：“现在花5000卢比，将来可以省5万卢比，即节省一个女儿的嫁妆费用。”大批想要男孩儿但又不愿杀死女婴的父母选择了堕胎。
印度和中国分别在1994年和1995年禁止了意在选择性别的堕胎行为。这种堕胎行为在大多数国家是不合法的（尽管瑞典在2009年宣布这种行为合法）。但是，由于几乎无法证实堕胎是为了选择性别，所以这种做法仍然非常普遍。一次超声波扫描的费用大约为12美元，是中国和印度许多家庭能够承受的。在印度北部旁遮普邦的一家医院，所有在超声波扫描后仍然得以降生的女婴要么是被错误判断为男孩儿，要么是有一个男性的双胞胎。
胎儿影像技术的普及不仅扭曲性别比，而且解释了另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收入和教育程度越高，性别比越失常，如果完全是“落后思想”作崇，就不应出现这种情况。在印度一些比较繁荣的邦，如马哈拉施特拉邦、旁遮普邦、古吉拉特邦，性别比最失常。在中国，一个省份的识字率越高，性别比越扭曲。性别比还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升高。
世界银行的莫妮卡·达斯·古普塔在印度旁遮普邦发现，如果母亲受过良好教育，无论出生的前后次序如何，她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女儿在5岁前死亡的可能性是男孩儿的两倍多。贫困家庭的差异要小得多。达斯·古普塔认为，女性未必会利用教育和收入方面获得的改善来帮助女儿。比较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像贫困的邻居一样青睐男孩儿，由于他们的家族往往比较小，所以一旦头胎生的是女儿，那么生男孩儿的压力就会更大。
临界点
现代化和高收入降低了选择子女性别的难度。最重要的是，比较富裕的小家庭更想要个男孩儿。如果家族规模很大，至少会有一个男孩儿维系家族血脉。因此，由于收入提高，生育率下降，越来越多的家庭承受着生儿子的沉重压力。
在人类历史上，年轻男子始终是大多数犯罪和暴力活动的罪魁祸首，尤其是在只有结婚生子才能获得社会地位和社会承认的国家，单身男子更容易参与犯罪活动。如果失意的单身男子不断增加，就意味着更多的问题。
在今后20至30年间，许多与性别选择相关的问题将会加剧。社会后果将会更明显，因为过去10年出生的大批男孩儿届时将成年。与此同时，由于生育率持续下降，而且超声波扫描技术将在整个发展中国家推广，所以性别选择的行为本身可能会继续蔓延。
不过，消灭女婴的现象并非完全朝着令人绝望的方向发展。至少有一个国家扭转了重男轻女的传统，矫正了扭曲的性别比，那就是韩国。有理由认为，中国和印度可能也会这样做。
韩国是首个出现异常的高性别比的国家，也是首个实现扭转的国家。从1985年到2003年，感到“必须生个儿子”的韩国妇女比例已经降低了将近三分之二，从48%下降到17%。在保持长达10年的停滞状态后，性别比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目前为110。达斯·古普塔认为，尽管青睐男孩儿的社会观念要过很长时间才能改变，尽管超声波扫描技术可能会起阻碍作用，但最终还是能够出现改观。现代化不仅能够使父母轻易控制孩子的性别，而且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到了临界点，一种趋势可能会压倒另一种趋势。
中国和印度也即将达到这个临界点。在印度，一项调查发现，偏爱男孩儿的文化传统开始减弱，性别比的上升势头开始放缓。在哈里亚纳邦，每当男子在场时，老年妇女就蒙着面纱，闭口不语。不过，她们的女儿不戴面纱，还无拘无束地聊天，因为她们经常在工作时或者在电视上看到不戴面纱的女性，所以已经习以为常。
达斯·古普塔说，尽管中国和印度比韩国贫穷得多，但两国政府为说服民众平等对待女孩儿而付出的努力也大得多。性别选择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而且可能变得更糟。不过达斯·古普塔认为：“亚洲‘女孩儿缺乏’的现象最终将得到扭转。”
（本文编译自英国《经济学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