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让他成为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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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下午四点刚过,暴雨令天色黯淡得如同掌灯时分。我靠在马站社区卫生服务所隔壁一个小小的楼梯间门口,试图从缝衣服的阿姨嘴里套出更多的话。

“当年郑医生就这样站在这里么?”我问。

阿姨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回过头打量我很久:“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反正也帮不了他。我只能告诉你他是好人。”

这正是怪异之处,报纸、电视和网络上对这个杀伤十三名儿童的凶手的谴责已经很多,“冷血杀手”、“恶魔”、“刽子手”之类的称呼已经代替了郑的本名。可我问及的大部分认识郑的人,都坚持说他“人不坏”。但是,这样一个普通人怎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更何况郑是个喜欢小孩、又有点懦弱的人。

我试着为他的所作所为寻找注释。需要声明的是:我不是替杀戮者郑民生辩护,他的罪行无法开脱;我是想探知在杀戮之前,郑民生在生活上的困境多大程度上导致了他精神的崩溃。

首先是蜗居。郑民生和兄嫂、侄女、母亲共居一套六十平方米不到的两居室,夏季睡阳台,冬季睡客厅。郑民生因此没有任何私密的空间来储藏秘密和稀释情绪,加上和单位同事关系不好,郑民生的精神应该是长时间处于紧绷状态。

郑民生在马站卫生所月收入不到一千四百元,南平最差的小区(就是他家住的小区)房价也飘摇上了三千,没有条件可“啃老”的郑民生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找个有房的女友上。然而郑的恋爱却一再受挫,他曾丧气地跟缝衣服的阿姨说:“社会真现实,女人都要找有房的。”

其次是单位的同事关系。这让我想起了“毒药猫”。有社会学者说每个班级、每个单位都有一只“毒药猫”,他们被周围的人看来不合群,怪异,他们会受到嘲讽和孤立,成为人们负面情绪的排泄孔。

郑民生就是这样一只“毒药猫”,其实他的同事们也都是不错的人,看病人温和耐心,和记者交谈不卑不亢。但我想,在对待郑民生时,同事们缺少了一点宽容,他们骂郑是个“神经病”。

可以想象,郑民生如何向缝衣阿姨、向卖面大妈、向杂货店老板和邻居们诉说他的苦闷,宣泄心头的不满。这是他平衡心态的惟一途径。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敬重他、同情他、愿意耐心听他讲。我想没有这些人,郑民生会“疯”得更早。

2009年6月,郑民生辞职,并再未获得工作。他的邻居们比划着跟我讲,他如何微笑着告别,外出寻觅工作,又是如何灰头土脸回来,然后闭门不出。我猜测,郑民生失去的不仅是工作,还有宣泄负面情绪的渠道。

这也令我想起郁达夫笔下“零余者”的形象:“袋里无钱,心头多恨”、“过着无聊的日子”,他们是“对于社会完全没有用的人”。

与郁达夫的“零余者”不同,郑民生曾是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是个技术不错的外科大夫和完全合格的全科大夫。

郑民生最后的爆发,选择了实验小学的学生,当地人都说那里孩子的出身,非富即贵。郑民生最后的选择仍然体现着他的懦弱,他甚至不敢与伤害他的人、强权直接叫板,而是选择带着被强加了“社会不公”标签的实验小学的学生,那些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小孩子。

如此,悲剧发生了,命运的色子偏就掷中了这个意志力薄弱的人。

更加悲哀的是,在这个时代,这样的命运降临并不仅仅是偶然。

【原载2010年3月27日《新京

报・深度报道》】

插图 / 被逼无奈 / 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