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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鱼玄机作诗云:“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以“无价”来衡量一件宝物的价值最是合适不过,无价对有心估价炒作者而言,可以指不可思议的高价,通过倒手来博得钱财;对注重感情意义者而言,无论再高的价格也不会割舍,这样价格就失去了意义;更深一层来说,宝物都是身外之物而已,任何人都不可能一直拥有,物和价就是器和名,不过是佛家说的虚妄和空罢了。
古玩旧称“骨董”、“古董”,原指零杂的物件,后来则成为古代遗存珍奇物品的通称了。江山过手,如前人田地后人收,古玩亦然。古玩之“古”,具有历史重负的沧桑感,是一定社会发展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最好见证。古玩之“玩”,门类包罗万象,玩法数不胜数,而又从这把玩的过程中品出文化性和艺术性来。古玩的玩者庞杂而良莠不齐,有试图从中发现历史的学者,更多的则是淘金者,期待靠古玩赚个罐满钵盈。
古玩的涉猎面十分广泛,从材质来看,有木质古玩、陶瓷古玩、玉石古玩、珠宝古玩、金属古玩等;从使用价值看,有古典家具、文房四宝、器皿用具、梳妆饰品、古代钱币、书籍报刊、烟标海报等;从文化价值来看,有金石、书法、绘画等。《易经》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道与器之间取其中庸,是以器载道,就成为了艺术,成就了古玩。但器和道的成分何者居多,就是技艺和文化的属性何者占上风了。
珠宝、玉石、陶瓷、漆器、铜器是技艺的成分居多,书画是文化的成分居多。民间常用物件与有历史价值而珍稀的宫廷或名士出品相比,不免大为逊色。技艺的东西在于材质和外观,毕竟还有复制的可能。但文化的东西,比如书画,如果有复制,气势上难免有差池。中国传统的书画家在创作过程中,阅历、心境和艺术理念的结合基本不会再现,讲究一气呵成,这种气势的运行渗透在有层次感的载体之内,从临摹的作品或赝品中断难感悟到作者当初的那种酣畅的状态。
从历史的角度而言,每个朝代因文明传承、更新而递进前行,所产的文物是当时文化的最好反映。夏、商、周的铜器与玉器最为珍贵,这三代乃至以前的文明所用器具,无论是带着巫风的祭祀用具,还是一般的日常器具,形制古朴大方,内里深沉凝重。大禹所铸九鼎,更成为天下的象征,为春秋战国的各诸侯王所觊觎。秦、汉文明渐进,铜玉之器有三代的余韵。纸、笔虽然出现,但未趋于成熟,书画之技还未得推广,秦之篆体,汉之隶体,可见于秦砖汉瓦、碑碣摩崖。
“盛世文物,乱世饥民。”三国至魏晋兵火频繁,世事的无常反而促进了及时行乐的思想以及对人生的深度感悟。晋人书法为万世楷模,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也是得道于此。佛教的盛行促进了南北朝的造像艺术。唐朝的鼎盛来去如流星焰火,书法、绘画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宋朝偏安一隅,但各种文艺反而因此少受压抑,极度发达,为中国文物之最成功时期,如瓷器、玉器、铜器、漆器、书法、绘画、造纸、印书,无不尽善尽美。但宋瓷之薄透、书法之纤细,难免带了一种盛唐大气褪尽后的颓废。
元代的北方民族,因不重文艺,没有特别的出产。明朝走的是复古的路线,取法唐、宋,虽然恢宏,但难以创出新意,瓷器书画也仅可勉强追唐、宋。宣德年的铜器,景泰年的珐琅器,是明代的文艺特色。清朝一切仿古,凡古代的东西,无不设法仿制。但因为各朝帝王的热心提倡,上下努力效行,古迹的保存和新物的产生,在数量及质量上,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加上年代稍近,因而今天市场上的古玩,清代产物总在半数之上。
古玩乃至书画的创作者,生前能得盛名乃至富贵的少之又少。“苦恨年年压金钱,为他人作嫁衣裳”,漆器、玉石、珠宝等的创作者都是无名的技工,挣扎在生活的底层,勉强糊口度日。而中国古代的书画家一般生前潦倒不得志,况且传统文人推崇的君子之道,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艺术相对而言只算是小道,当不得真。只有功成名就,再下者也得以诗文著称,才可青史留名。艺术作品的价值,撇开作假的赝品而论,大师的作品也不是件件是精品。人生在世,不免要应酬交际,乃至作为进阶之礼,作品也就有高下之分了。因此就不免要用别的名号,心里也是煎熬的。
古玩之物,本是以“玩”为主,难以长久拥有。每件文物的背后,都有辗转流传的辛酸故事。从书画上众多的鉴赏之印上,可以看出经过何人之手,每个主人都是“百代之过客”而已。宋朝金石大家赵明诚和以词著名的李清照可谓天作之合,但在国破家亡的大背景下,“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以及其他文物一概散失,晚景也很是凄凉。
近代的张伯驹一生醉心于古代文物,自三十岁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初时出于爱好,继以保存重要文物不外流为己任,他不惜一掷千金,虽变卖家产或借贷亦不改其志。如曾买下中国传世最古墨迹西晋陆机《平复帖》、最古画迹隋展子虔《游春图》等。经过他手蓄藏的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8件之多,被称为“天下第一藏”。此外还有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黄庭坚《诸上座帖》、赵佶《雪江归棹图卷》,元钱选《山居图卷》等。但在晚年他将这些书画陆续捐献给了博物馆,这是一个古玩大家的无私胸襟。
王羲之将《兰亭序》视为传家宝,并代代相传,一直到王家的七世孙智永手中。智永出家为僧,就将祖传真本传给了弟子辨才和尚。唐太宗大量搜集王羲之书法珍宝,对《兰亭序》这一真迹更是仰慕,多次重金悬赏索求,但一直没有结果。后来,唐太宗使尽手段骗取了《兰亭序》,原迹陪葬于昭陵。而后人打开昭陵的理由之一也是因为这幅名帖。如果这样,唐太宗一定感叹造化弄人。又有晋代石崇和明代江南首富沈万三因富而败亡。反而是曹孟德和号称“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看得开,从简入殓后,后人就不存多少渴求了。
瓷器、玉器、字画等中国传统艺术品始终是外国藏家追逐的目标,与之相对的西方古董则一般指18世纪至19世纪的西方艺术品,所涉及门类包括雕塑、钟表、台灯、瓷器、油画、工艺品等。西方古董的收藏要从实用性、工艺、制作风格、品相、数量等入手。西方古董的风格从早期的古希腊风、罗马风到后来的巴洛克、洛可可及19世纪的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些艺术风格的演变影射在不同时期的西方雕塑、绘画和日常用品上,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迹和不同的审美情趣。
西方古典艺术品大多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手工作坊的产物,一些工艺品由一些著名雕塑家、设计师与手工作坊的高超艺人联手制成,当初制作时便不惜工本、精益求精,其中不乏大师之作。在用料上也非常考究,大量采用了贵重材质,有些艺术品独一无二。作品是否出自名家之手、作品的艺术处理效果如何、做工是否精美细致,极大地影响了作品的价值。而是否具有稀缺性,即其存世数量的多少,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对古玩的态度,有人认为这是有钱有闲阶级所标榜的,也是名人故作风雅之事。古玩一般价格昂贵,这是事实,但其中的技艺也确实值得揣摩。而书画的造诣更是“功夫在诗外”,诗、书、画、印所表达的个人胸襟、荣辱得失,都是令人唏嘘的文化掌故。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文人贫士,除了为官为人之外,毕竟还有生活的休闲之乐。明代的王士贞以一座庄园换一部宋版的《两汉书》,这种在旁人看来并不值钱的东西,他却很稀罕,这也是文化的因素在作祟。文化和艺术的创作,可以奢华,也可以简朴,全在于心境和修养,欣赏也是如此。但有几件古玩,或贵或贱,或多或少,朝夕相处,于静谧处赏玩,终是一份独得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