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当前宏观调控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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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轮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东部沿海外向型经济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在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资本主导、以美国美元霸权为支撑的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趋利避害是中国宏观调控的重大问题。区域间产业发展政策为:东部沿海成熟城市群在先发优势下向全球产业链高端爬升,实施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中西部重点开发区域全力承接产业转移,继续保有巨大的生产制造能力。汇率政策应保持盯住美元基本稳定,人民币内在价值实施跟随性缓慢贬值,或者对美元一定幅度升值后较长时间稳定,努力减少汇率上升对制造业的打击,同时不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货币政策应重点关注在全球宽松的流动性条件下内外因素共同作用可能产生的通货膨胀问题。

关键词:宏观调控;全球化;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3.16;F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10)02-0009-06

日益累积的全球性经济结构失衡最终以一次百年难遇的经济危机方式予以强制性调整。在国际资本全球化拓展、资源劳动等生产要素全球整合配置过程中,美国以美元霸权作支撑、“双赤字”大规模持续输出美元流动性,低储蓄负债消费拉动全球总需求,新兴市场经济体微利输出制成品和外汇回流美国债,由此形成的全球经济增长难以持续,最后以次贷泡沫破裂诱发世界危机而终结。在著名的商业周期作用下生产跌落,新平衡支撑点确立之后经济增长新动力、新模式的探寻和重建更加需要政府正确而有力的宏观调控及科学决策。

一、生产与服务全球化下中国区域间产业升级与转移

全球经济在科技革命支撑的物质技术基础上不断一体化,而起引领作用的是跨国公司。鉴于竞争中垄断结构不断被打破、垄断利益不保的现实紧迫性,跨国公司不断实施全球生产布局的战略调整,整合使用全球要素,其根本原则是“花最少的钱在全球范围让做得最好的人去做”,由此导致国际分工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演进,生产过程被分散到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相对优势的国家,进行全球生产和全球服务。跨国公司自身专注于产业链中创造价值的高端活动,包括基于核心技术的制造业务和核心研发、全球营销等,把技术和市场活动等牢牢抓在手中,而将非核心的低技术、低创新的低端生产制造、组装和生产的某些环节外包和离岸生产,从而形成世界工厂的位移和庞大的服务外包需求。全球生产与服务为跨国资本和全球消费带来巨大利益。美国获益全球化红利,跨国公司盈利强劲增长,居民消费分享新兴市场经济体质优价廉的制成品,外汇回流美国压低美国国内通胀及美元资金成本。根据彼得逊国际经济研究所等机构的评估,贸易及投资的自由化使得美国每年新增的收入达5000万至1万亿美元,从而成为最大既得利益者。但由于利益分配不平衡,资本拥有者攫取最大收益而劳动收入受损包括制造业海外转移导致就业岗位流失。美国作为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和最大受益国家,其内部存在着较激烈、范围广泛的反全球化运动。但是美国最大既得利益者的强势地位决定了这种充分享用廉价资源、廉价体力和智力劳动的国际资本拓展和深化所导致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仍将持续进行,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资本进行全球生产和全球服务获取最大利益的模式在后世界危机时代仍将进一步得到发展。

在这一轮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凭借经济规模较大、劳动力资源丰富而廉价、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相对完整、国内市场广阔而潜力巨大,逐渐成为跨国公司生产和制造环节的首选目的地。而跨国公司特别是世界500强是技术、标准、品牌、跨国生产经营网络等高级要素的主要拥有者,控制着全球80%以上的新技术和新工艺,是世界技术发明和传播的主要载体。因此引进跨国公司以集聚高级要素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开放发展战略的核心。据商务部“2007年中国外商投资报告”统计,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94445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039.74亿美元,世界500强跨国公司中已有480多家来华投资或设立机构,跨国公司以各种形式设立的研发中心超过980家。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以低成本劳动聚集和吸收、消化跨国公司优质高级要素,以生产制造劳动密集环节产品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从而迅速建立起全面开放的外向型经济,成为世界产业链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和全球市场最重要的生产基地,由此带动沿海城市化进程,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在产业集聚和规模扩张中逐渐形成和成熟,成为我国沿海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核心区,也成为实现中国崛起的主导力量。跨国投资的溢出效应是空前的,外资集聚在加速中国资本形成与积累、推动产业有限升级、提升资源禀赋、促进技术进步、优化资源配置和增进富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当前中国GDP规模反映了本国与外国生产要素在内的共同产出。就产业结构的进步来说,2007年中国出口总额中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的比重分别为57.6%和28.6%,而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占这两类商品出口额中的比重分别达到73%和87%(江小涓,2008),由此形成了一个结构进步的假象,而事实上中国在这些产业中只是参与了劳动密集环节即简单零配件生产和最终产品组装,以长三角为例,该地区生产最终产品的企业达70%以上。因此我们不能被全球化经营下的GDP总量、出口能力、血汗及资源换取的外汇财富和表面浮华所迷惑,从而满足于只是廉价劳动力的生产参与方式。当前危机充分证明,依赖外需和产业空洞化问题始终是外源性和外向型经济的两大威胁,而生产环节低端化是致命缺陷。首先,跨国公司占据研发和销售的关键环节,取得产业增值的大部分利益。比如美国长期贸易逆差,但是高端产品以及服务业持续顺差,其中专利收入占全部服务业顺差的比重在2008年达到了45%。而制造与组装环节利润微薄,“中国制造”陷入企业微利化、国家坠入GDP增长兼贫困化陷阱。其次,自主创新能力缺失,采取 “拿来主义”的技术路径和生产模式必然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目前中国90%以上的光纤制造装备,85%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80%的石油化工装备和70%的轿车工业装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依赖进口 (尚勇,2007)。再次,当本地资源优势丧失或成本上升时,随着跨国企业全球生产布局战略调整,区域内的产业可能会随着大企业迁移而导致产业集群转移或衰落。不能排除跨国公司的生产基地(劳动密集型生产制造环节)向印度、越南等初级要素密集并且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并且外部风险始终存在。2005―2008年中国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9.8%,贡献度达到2.2个百分点;2000―2008年中国出口对美国需求弹性为9.52%,即美国GDP总量每下降1个百分点,中国出口总量将下降9.52个百分点(张亚雄 等,2009)。毫无疑问,比较优势战略(要素低成本)在我国东部已走到尽头,如何继续分享全球化红利、实现产业升级转移和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爬升是当前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问题和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

沿海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在已有经济基础之上,必须实现新跨越,全面提升与扬弃一般制造业,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落脚点,实施先进制造业和生产业协同发展战略,以培育本国跨国公司为载体,实现对全球产业链的高端爬升,达到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的目标。生产业作为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形态和增值主体,决定着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产品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控制着生产制造过程,获取高端收益。生产者服务所具有的知识密集、技术密集和人力资本密集特征,要求大城市更好地集聚高级人力资本,实行制度创新,对人力资本的培育和引进实施倾斜政策。一些大型或特大型城市形成以生产业为中心的城市功能后,其周围城市必然集聚大量与生产业相链接的先进制造业集聚区,从而塑造出区域性的服务业中心―先进制造业集聚的产业配置格局和城市群内生产功能分工互补的形态。这一轮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之后,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将形成以具备强大的生产功能的国际性大都市或世界城市(北京、上海和香港)为中心的具有全球意义的三大都市连绵区并成为国家财富积聚的重要载体和核心区域。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发展加工贸易、大力推进各种形式的国际制造业外包,仍是中国重要、具体、必须长期坚持的政策内容。特别是中西部重点开发区域的中心城市应以科学发展观为实践原则,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和全力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基于生产制造环节的商务低成本、劳动力及资源低成本优势,中西部重要城市大规模聚合外源性资本可以快速集聚起新的巨大的生产制造能力。苏州是典型的外源型经济。2000―2006年苏州实际利用FDI高达338.4亿美元,截至2006年底世界500强企业有113家落户于此(张晔 等,2008),前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使苏州迅速成为国际制造业基地。因此中西部区域性重点城市应着力追踪、研究跨国公司生产基地布局的调整方向,特别是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企业的战略动态,以一批重大项目牵动产业发展,达到规划的主导性产业集聚的目标,并进一步把引进来、扎下根、本地化作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工作中心,迅速极化成为新城市群的增长核心,比如武汉、郑州、合肥、长沙、南昌、成都、西安、重庆等。以这些城市为中心,形成若干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新城市群,以产业集聚带动人口聚集,努力提高新城市群的综合承载功能,从而成为支撑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新的经济密集区和人口密集区,达到国家发展空间的新拓展。作为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的大国,我国应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外需带动向内需主导转变,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渐形成劳动报酬占比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据主体地位是扩大消费需求的根本办法,但是由于面临多种制约因素及其障碍,同时释放消费需求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因此在努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扩大消费需求的同时,必须开拓新的发展空间,继续以发展带动居民收入增加和内需。无论如何,未来20年内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仍然是实现国富民强、解决就业、推进城市化进程和扩大内需的重要载体。

总之,在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下,必须实施区域间产业升级和转移,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推动形成多极带动的发展格局,从而达到继续保有巨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和实现向全球产业链高端爬升的目标并形成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多极带动态势,与此同时,要建立起一个与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国家城市群体系和实现内需主导的增长方式。

二、美元霸权及中国汇率政策取向

与国际资本全球拓展如影随形的是国际美元本位下的美元霸权。1971年尼克松政府强制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单方面瓦解布雷顿森林体系后,黄金非货币化使美元发行摆脱了黄金自动调节流通数量的制约机制,完全依赖美国国家信用和决定于美联储,国际货币制度即演化为信用美元本位,美国藉此获取了难以估量的政治经济收益(程恩富 等,2008),显示出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寄生性的一面。见表1。

脱离黄金基础,以单一信用货币作为世界大宗产品定价、贸易结算和国际储备货币,其功能在国际清偿力与币值稳定之间、在刺激本国经济增长与输出流动性之间、抑制通涨却可能引发全球流动性紧缩之间进行选择,必然以国家利益为先。这场世界性经济危机正是由于美元流动性全球泛滥导致金融衍生市场非理性膨胀后,收紧流动性市场泡沫破灭而引发。本质上,国际美元本位是危机衍生的制度本源。

在这场危机中,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的私营部门在这场衰退中已经非常脆弱,现在,联邦政府是惟一拥有资源并可以刺激经济复活的实体。”(熊敏 等,2009)其实,美联储因为它所拥有的工具――信用美元,成为比美国政府更有力的实体。虽然长期崇尚和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但美联储和美政府在危机中已不得不深度介入微观经营,快速大规模发债,直接放债,快速用债,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尽可能快地刺激和拉动经济。美国《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推出史无前例的7000亿美元“资产解救计划”(TARP)。《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总规模高达8250亿美元。2009年3月23日,美联储宣布拟购买3000亿美元长期国债,直接开动印钞机注入流动性。美联储直接投放流动性彰显出信用货币霸权的巨大利益,国际美元本位成为拯救美国危机的最有力的屏障。

由于美国债发行规模不断膨胀,美联储购买国债直接投放流动性(信息公布后美元指数从87.1急挫至82.6,跌幅逾5%),危及美元信心,加之需要中国合作继续持有美国债必要性,都迫使美国政府实施强势美元政策,以维护美元本位地位和对国际货币发行权的控制, 2008年9月至2009年3月底,美元汇率在波动中走强,美元对主要货币名义加权指数创出2005年以来新高,比2008年的最低值上升22.1%。历史经验表明,美元汇率不论向上还是向下浮动从来都是体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战略选择,我们认为当前美国政府权衡利弊后实行强势美元政策,一旦美元发行系统功能正常化后,美元贬值政策必紧随其后。美元贬值的实质目的在于征收国际通货膨胀税,减轻债务负担,而不在于刺激出口(表1),因为当多数国家货币都以美元为参照时,美国以出口为目的对汇率的调整近于失效。并且美国作为内需主导型经济,出口只占美国GDP比重的10%左右,出口的有限改善并不能有效填补国内消费需求失去收入支撑的巨幅下降。而自美国单独瓦解布雷顿森林体系,信用美元有序贬值以来,以1盎司黄金890美元计算,美元对黄金已贬值96%,也就是说,以实物资产计,美国债务负担减轻96%。

在2008年9月到2009年3月期间,人民币实施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危机中真正的强势美元政策完全消除了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压力,但人民币跟随美元对欧元升值打击了中国对欧元区的商品输出。而当前美元开始了新一轮贬值政策,人民币升值问题再一次凸显。当前中国经济持续复苏仍需有力的外需拉动。因为内需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劳动报酬占比的提高面临种种阻碍,自主创新和高端经济成长也有一个过程,中国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使劳动密集型生产必定长期存在,那种一次大幅升值的观点是激进的和爆炸式的,它将带来以劳动密集环节嵌入全球生产链的微利型制造业汇率成本的急剧上升,导致比较成本优势与印度、越南等国相比的进一步丧失,直接影响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和导致生产制造基地外迁,因而是完全有害的。经验和历史告诉我们,改革和国家经济基本面的变化从来都是循序渐进的。人民币汇率应保持盯住美元基本稳定,人民币国内外内在价值实施跟随性缓慢贬值,或者对美元一定幅度升值后较长时间稳定,应确保不形成人民币确定性升值预期。“自主定价、自主改革和自主开放”的汇率政策必须以本国经济的根本需要为原则。

这次危机显现出以单独信用货币作为国际本位货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巨大伤害。当然美国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必然竭力维护和延续美元霸权和国际美元本位制度。但是就像美元霸权地位的建立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一样,美元霸权必须以美国强大的国力和对世界经济政治的主导能力及因之产生的美元信心予以维持。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发表后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彰显出国际货币体系何去何从这一问题的重大性,反映出人们呼唤超越国家利益、有稳定的发行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货币供给量具备有序调节机制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强烈愿望。人民币应扩大区域性互换、计价结算功能,积极推行国际贸易与金融结算去美元化。最近10年,由于我国作为全球市场最重要的生产基地,在东亚地区事实上已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贸易流,泛亚洲国家的出口与中国的进口具有极高的同步相关性,而当前中国已成为该地区经济稳定与增长的主要支撑和带动力量。这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性条件,须在此前提下不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三、全球流动性问题与当前中国货币政策关注重点

在国际美元本位下,全球货币流动性决定于美联储。此次世界经济危机之前,全球化红利使美元发行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联度相对弱化,实施较宽松的货币政策成为美联储调控和刺激国家经济增长的黄金法则。全球化下,更多质优价廉商品输入,通胀威胁消除,美联储从2001年到2003年6月期间,连续13次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6.5%降到1.0%,导致美元供给增长率显著地超过了与本国GDP增长率之间相关联的经验数据,流动性过剩持续累积。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过程中所产生的与他国间的利差,引导全球流动性和国际投机资本流向,加剧市场投机,也给他国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造成压力,在三元悖论原理作用下,其他主要经济体被迫释放流动性,形成全球普遍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全球资产、大宗商品原油、贵金属等价格脱离生产和供求基本面,越来越显示出金融属性特征,市场价格迅速膨胀,信用美元成为支配世界任何市场化资源价格的杠杆,而金融衍生品市场更是急剧泡沫化。

趋利和避险使虚拟经济具有迅速膨胀和收缩的特性。2008年9月之后,次级债、金融衍生品、房地产等市场泡沫在市场主体避险抛售和信心丧失双重作用下交织破灭,价格深度暴跌,巨额虚拟财富瞬间灰飞烟灭,金融机构深度亏损,信贷紧缩,全球市场普遍产生流动性短缺和流动性偏好。金融体系几近崩溃使得美元发行过程在商业银行体系处呈现断裂,货币乘数萎缩以至美联储基础货币注入量与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之间关联陡然弱化,货币流动性偏好在风险挤压下倍数放大,大规模增加的货币投放陷入了“流动性陷阱”,流动速度迟缓,因此传统货币政策工具趋于失效,致使美联储甚至取代市场直接向微观经济主体融资。可以预期,在经济实质性复苏之前,美联储释放流动性的决心坚定不移。从数据来看,2009年8月份美国失业率由9.4%再次上升至9.7%,高于市场预期的9.5%;缺少新技术革命带动、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仍未启动、失业率居高不下所产生的不良收入预期、居民储蓄率的修复和高负债率恢复正常水平等因素决定着美联储近期仍将维持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联储的政策深刻影响并决定着全球流动性的膨胀和收缩。

全球化使得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和全球产业链中生产制造这一重要环节直接面对全球流动性膨胀与收缩冲击。2007年全球流动性膨胀和美元贬值引发的国际市场石油、铁矿石、粮食等价格暴涨通过进口成本传导,并与国内投资问题相互作用,使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大,迫使人民银行先后6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和12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收紧银行系统的流动性,而紧缩政策产生的国家间利差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又进一步加剧全球流动性流入中国。在人民币事实上以美元为锚货币实施钉住政策时,汇率缓慢升值预期导致人民银行基础货币的增发受制于国际热钱流入。这样,基准利率上调却导致基础货币被迫增发,政策效果与目标相反,当时的“从紧”政策受到相当的限制,货币政策独立性受损,宏观经济运行受到严重困扰。

2008年9月以后全球经济、金融形势突变,全球流动性紧缺,美元大规模回流欧美金融机构,根据国际金融协会数据,2007年跨国银行对新兴经济的净贷款为4100亿美元,2008年则降到670亿美元。中国2008年11月以来高速信贷投放,具有典型的危机应对特征,是在我国经济面临失速的严峻形势下所采取的应急决策,目前已在调整。我们认为,当前,在全球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背景下,特别是美联储美元宽松发行的背景下,中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只应微调,否则就像2007年,任何利率上的提高都将使过剩的全球流动性涌入中国,使人民币升值预期和流动性流入互为循环,给人民币汇率政策带来无法承受的压力。并且现在是中国经济反转回升的爬升期,仍需要货币政策的刺激。目前我国的政策需关注在全球宽裕的流动性条件下内外因素共同作用可能产生的通货膨胀问题。一是要关注资产市场泡沫化问题,主要是股市和房市,苗头已经出现。国内急速过量的信贷规模投放在整体宏观不良背景下找不到投资获利出口,必然流向资产市场。同时须密切关注国际资本的流转动向和外资在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动向。2009年二季度末外汇储备余额21316亿美元,二季度增加了1780亿美元,为历年来最高水平。国际热钱和国内保值投机资金将首选房市。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6―2010中国房地产发展预测报告》表明,房地产业的产业关联影响广泛,后向直接关联36个部门,前向关联38个部门。房地产开发投资对GDP增长的总贡献率由1998年的15.03%上升为2007年的27.49%,平均达到了21.76%。其中2007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幅达到30.2%,对GDP增长的总贡献率达到了27.49%(周霞 等,2009)。房地产产业在拉动经济繁荣的背面是泡沫破灭后广泛长远的负面影响。当前房地产市场在保增长的宏观政策背景下已软着陆,但产生了泡沫继续膨胀的风险,因此调控地产商利润,稳定房地产市场,抑制泡沫风险再一次成为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问题。此次发生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再一次证明结构失衡、市场投机、价格泡沫化,一旦超过经济运行机制所承受的范围,必将以各种各样看似偶然的方式被迫调整,投机和失衡越深刻,调整幅度和回到均衡状态的时间越长,代价越大。二是要始终关注商品生产成本上升和生活性商品价格稳定问题。当前新一轮美元贬值导致国际石油、铁矿石等市场价格上涨,通过进口环节所引起的PPI向上问题已隐约产生。应采取有效措施包括始终把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置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大宗商品进口环节予以财政补贴,保障生活性商品充分供给,尽可能避免对人民日常生活造成冲击。从本质上讲,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是全球化背景下大国经济开放、依赖外部资源倾向和大国间政策博弈所产生的输入型通胀。不论是全球流动性泛滥与短缺,还是美元贬值,背后闪动的都是霸权美国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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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oblems of Current Macrocontrol

WU Yanyan

(Hefei Communist Party School, Hefei 230031)

Abstract: The crisis causes the tremendous damage about China′s eastern coastal exportoriented economy. On the globalization background, how to share interests and reduce damage is an important problem of macrocontrol. Regional industry development policy is that eastern coastal mature urban agglomeration climbs along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highend by implement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while the Midwest key region undertakes industry shift, continuing to maintain enormous manufacture ability. Exchange rate policy should maintain the basic stability of RMB pegged to the dollar and the intrinsic value of RMB implements slow devaluation to the dollar or implements RMB appreciation and then keeps stable after a long time and constantly promotes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Monetary policy should focus on the possible problem of inflation on global loose liquidity conditions.

Keywords: macrocontrol;globalization;economic 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