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等值”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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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等值”是翻译语言学派的一个重要概念，不同的翻译理论家试图依据某种语言学理论在不同的层面上取得等值，而对等值的界定也不太一致，有形式上的等值，也有意义上的等值，还有功能上的等值，但是所有对等值的讨论都未能注意到一个问题，即一切翻译等值的前提都是对原语文本的正确的理解，在这一点上语言学派并没有给予重视。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阐释学的出现弥补了语言学派的不足，从源头处道出了翻译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引言
西方真正系统的翻译理论则不过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多年中出现了众多的流派，依据李的分类，西方翻译理论参考时间和理论标准可以分为：翻译的文艺学派、翻译的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学派、翻译的阐释学派、翻译的解构主义流派、美国翻译培训班学派和法国释意理论派（2004）。这其中语言学派由于其理论自身的系统性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和推崇，但由于其自身对于语言之外关注不多也饱受诟病。阐释学派因其主观性较强，似乎对翻译实践毫无用处，而仔细想来我们可以发现它从源处出道出了翻译理应注意的问题，理应视为翻译过程的源头，而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融二者为一体。
二、翻译的语言学转向
一般认为雅各布森于1959年发表的论文《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s Aspects of Translation）标志着翻译的语言学研究的开始。这篇论文中雅各布森首次区分了三类翻译，即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而目前翻译领域主要探讨的也就是语际翻译，即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问题。本文中的翻译则更加严格地界定在不同语言之间的文本翻译。
吕俊（2004）就结构主义和本体论语言观及其翻译观做过综述，并特别阐述了言语行为理论对于翻译的影响。我们知道翻译就要面对文本，而文本则要由语言组成。在翻译过程中无论你相信何种理论，采用何种翻译策略，作为译者都不可避免地面对语言问题。从语言哲学角度来讲，长期以来存在着文本的可译性问题，而这里我们既然探讨翻译的语言学策略，我们就要坚信文本是可译的。在语言学发展较为成熟以前，更多的人是从美学角度探讨译本的成功与否，他们更多地关注于译本的风格、审美感觉等方面是否与原作一致。基于这样的看法，翻译的文艺学派也提出了一些标准，比如英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西奥多.萨瓦里就提出了十二条翻译的指导原则。而中国早期的翻译家如严复、林纾等更多的也是借助于自身深厚的文学功底和超强的审美感觉翻译了大量著作。即使是严复提出了“信、达、雅”的原则，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原则更多的也是一种主观的判断，没有给以细化和系统化。
当代语言学的发展扭转了这种局面。语言学发展的初期受到结构主义、科学主义、客观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众多语言学家倾向于对语言进行一种结构划分，而这种趋向也产生了很多积极的成果。语言被细分为音素、音节、词素、词、短语、从句、句子、文本等几个层次，不同的语言学家关注于语言的不同层次，语言的不同层面得以细致的研究，而翻译一定程度上也就牵涉到不同语言层次之间的转换等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语言学家也发现语言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语言研究的本身，同时也应注意与语言有关的其他现象，于是语境、语域、语用、认知等重要概念得以提出。所有这些进展不单单深化了语言学的研究，而更直接地促使了翻译理论的进展。
三、“等值”―语言学派的基石
毫无疑问，翻译理论在其得到系统讨论之初是被包容进语言学的范畴的：因为它是，并且首先是一种语言现象（袁筱一，1997）。我们也无可否认，“等值”这个概念是语言学派的基石，因为众多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家都谈到了等值这个概念，区别则是在何种层面上去取得等值，而这个概念的引入也为这些翻译理论家翻译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同样这个概念的引入也成了众多反对或者指责声音的切入点，但是无论怎样对于翻译语言学派理论的梳理和对比都必然要以这个概念为切入点。在这里我们只重点介绍卡特福德和奈达这两位语言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
卡特福德作为翻译语言学派的奠基人，明确表示“任何翻译理论都必须运用关于语言的某种理论，即普通语言学的理论”。①他对翻译的定义则为“用一种等值的文本材料（译语）去替换另一种文本材料（原语）”。②那么如何取得等值？在哪些层面上可以取得等值？从卡特福德对翻译的分类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依据翻译的范围、层次、等级，卡特福德将翻译分为若干的种类，那么是不是翻译的等值就是层次、等级之间的对等，就是不同语言之间相同层面的互换呢?如果真的如此，显然翻译就将成为一种僵硬的、机械的语言转换，而与此同时翻译过程中必将流失大量信息。卡特福德自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探讨等值关系时特别强调需要注意区别文本等值关系和形式对应关系。文本等值关系特别强调了特定语境中译语文本或部分文本与原语文本或部分文本的对等（1965，p.27-28.）。形式对应关系则指语言不同层面之间的对应。在对等值的条件和可译性探讨过程中，卡特福德虽然也引入了语境概念，在探讨层次转换和范畴转换时是以语言的动态转换为切入点，但是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卡特福德对于语言层次的关注，而这也正说明了当时语言学结构主义的盛行和系统理论的作用。尽管卡特福德对于翻译的定义、标准、过程、步骤等方面都提出了建设性的想法，但对于等值的描述过于僵化，在等值翻译的理论阐述方面也未能考虑社会，译者等因素，在这方面，奈达则更加完善。
奈达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动态对等”或者为“功能对等”概念，他认为翻译的首要任务就是再现原文的信息，所谓翻译就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贴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所有的信息。
“所谓翻译，是在译语中用最贴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所指的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体”（转引自郭建中：2004，65）。
从这个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出奈达关注的主要是文本的意义和文体两个方面，而文本的信息也由两者构成，一个成功的翻译就是在意义的选择上要贴切，在文体的选择上要自然。那么操作和判断一个翻译过程是否真正做到了上述两点就要采用“功能对等”和“读者反映论”观点，即以译语读者和译语文化为核心的翻译标准，看原语和译语是否能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有相同的功能，原语和译语的读者读完作品后是否产生相同的反应。
我们不难看出奈达更加关注的不是语言结构的转换，而是把一个文本的功能或者说它本身蕴含的信息作为翻译的核心，语际之间的转换不再停留在语言不同层面的对应或者不同层次之间的转换，一定程度上讲已经走出了语言学结构主义的窠臼。关注的重点已经不再局限于语言自身的规律，而把实现转向了语言之外，参照了作为文本存在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本的直接受益者―译语读者。
奈达的理论虽然弥补了以往翻译理论的不足，但依旧存在一些问题。郭建中（2004）认为对于奈大的质疑主要来自四个方面：（1）谁能知道原文读者的感受和反应？（2）不同层次的读者，对同一部作品会有不同的反应，究竟以谁为标准？（3）谁是评判者，谁能确定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的反应？（4）等效论的适用范围问题。而本文认为，奈达的理论的最大缺陷还是在于从语言学角度观察原语文本，所以讨论的重点还是围绕语际之间的语言转换，对原语文本的理解，这个深层次的翻译源头问题并未涉及。原语文本理解不正确，何谈翻译？
四、翻译的阐释学转向
阐释学在英文中为Hermeneutics，来源于赫尔默斯（Hermes），赫尔默斯是古希腊神话中诸神的一位信使的名字，足上长有双翼，负责给人们传递诸神的消息和指示，阐释也有人汉译为解释、诠释等。
阐释学最初的发展主要是服务于圣经和法学的解释，它的用途也就是在于当人们无法取得正确理解时做以辅助的解释。在施莱尔马赫之前，许多哲学家认为阐释只是作为理解的附属，误解是偶然的，斯宾诺莎认为人们对圣经的理解大部分情况下是正确的，偶尔才需要阐释的出现，才需要了解作者的生平、背景等因素。理解和阐释是割裂开的，理解是主体。
施莱尔马赫的出现给予了阐释以主体地位，因为在他看来对一个文本的理解过程中产生误解是常规，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就需要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阐释就是理解，而阐释学就是避免误解的艺术。阐释在一个文本的理解过程中是从一个附属上升为主体，但是，我们面对一个文本需要阐释什么呢？
施莱尔马赫看来一个阐释者最重要的就是要重构原作者的思想。他曾经说：“解释的首要任务不是要按照现代思想去解释古代文本，而是要重新认识作者和他的听众之间的原始关系”③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施莱尔马赫认为解释的重点是原作者的思想而非原文本的真理内容，并且这种解释是单向的：原作者的思想是静止不动的，一个解释者需要单方面的向其靠拢。
施莱尔马赫也曾这样说过：“我们（指解释者）可能比作者自己还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④我们都明白一个人讲话是都会有辞不达意或者言外之意的情况，那么一部作品很可能蕴含着作者本身意识不到的涵义，而这种意义在解释者的阐释过程中是可以发觉出来的。对于这一点，施莱尔马赫解释道：“要与讲话的作者一样好甚至比他还更好的理解他的话语。因为我们对讲话者内心的东西没有任何直接的知识，所以我们必须力求对他能无意识保持的许多东西加以意识，除非他自己已自我反思地成为他自己的读者。对于客观的重构来说，他没有比我们所具有的更多的材料”⑤
综合来看，施莱尔马赫最大的贡献应该他赋予了解释以主体地位，解释与理解成为一个同一体，但是解释还未能上升到哲学本体地位，至于他所倡导的阐释方法则在以后的发展中受到了批评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将阐释提升到哲学本体地位的是海德格尔，他明确说道：“哲学是普遍的现象学存在论，它是从此在的诠释学出发的，而此在的诠释学作为生存论的分析工作，则把一切哲学发问的主导线索的端点固定在这种发问所从之出且所向之归的地方去了。”⑥
海德格尔另外一个重大的贡献在于提出前理解的概念。他认为任何一个文本都存在这一种意蕴，意蕴本身是与词语等并存的概念，一个文本的意蕴并不是人们理解出来的，而是文本主动呈现出来的。在掌握一个文本的意蕴时，人自身会存在着一种前理解，前理解包括三个因素：前有、前见和前把握。
继海德格尔之后另一位阐释学的巨匠自然是迦达默尔，他对阐释学最大的贡献本人认为有三点，即赋予阐释以动态的、历史性的和双向的特性。在迦达默尔看来一个文本的解释也就是理解首先是有历史性的，一切都是历史的存在，包括文本；文本的意义和理解者一起处于不断形成过程之中，文本的意义是流变的，那一切试图追寻文本作者原意的尝试都是徒劳；在理解也就是阐释文本时，文本并不是静止的，相反它自身存在的视域在理解的过程中主动地与理解主体的视域融合。
当然自迦达默尔后阐释学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贝蒂的作为精神科学普遍方法论的科学阐释学，于尔根・哈贝马斯的批判阐释学，保罗・利科尔的现象学阐释学以及作为实践哲学的现代阐释学，但是单纯就对翻译理论的影响来看文中提到的前三位哲学家显然影响更大，而就阐释学翻译理论来讲首推的应是当代著名的翻译理论家斯坦纳，在他的《通天塔之后》将翻译分为四个步骤：信赖释义，入侵理解，表达吸收和对等补偿。
五、结语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单纯某一派的翻译理论并不能解决翻译的全过程，单纯就翻译的语言学派和阐释学派来讲，本人认为应将二者结合起来，即在翻译实践开始之前和结束后参照阐释学派理论，主动地去把握和衡量文本的意义，而在翻译实践中还是语言学派的理论更具有指导价值。
注释：
①J.C. Catford，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P1.
②J.C. Catford，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P20.
③施莱尔马赫：《1819年讲演纲要》，见《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第56页。
④迦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一卷，第195页。
⑤施莱尔马赫：《1819年讲演纲要》，见《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第61页。
⑥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38页。
参考文献：
［1］Catford，J.C.1965.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6.
［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上海：三联书店，2006.4.
［4］洪汉鼎.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5.
［5］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9.
［6］迦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4.
［7］迦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5.
［8］李.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8.
［9］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6.
［10］吕俊.建构翻译学的语言学基础［J］.外语学刊，2004，（1）：96-101.
［11］袁筱一.翻译的语言学情结［J］.外国语，1997，（4）：36-41.
［12］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