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书为凭 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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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故书雅记，有益于国际交涉如此！”

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近两个月来，黄岩岛逐渐成为媒体聚焦的热点，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同时也牵动着国人的神经。面对菲方持续的无端寻衅，近日翻读史书，读到了这样一段史料，不仅豁然开朗，同时也感到底气十足。

这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陈庆年于己酉年（1909年）三月二十一日上端陶帅（端方）书一封，收于他的文集《横山乡人类稿》卷十，特抄录如下：

“近谈日商西泽占东沙岛一事，是岛明系粤辖。张安帅与日领反复辩论，彼始终欲以志书为凭，议归无着。而安帅自前年十月来电即云：遍考粤省志书，均无记载此岛确据。本年二月三十电亦谓：彼明知中国志书只详陆地，而海中各岛素多疏略，故坚以志书有载方能作据为言；其用意狡谲，情见乎词云云。是外人意在以志书苦我，而我若不能依据志书与之辩难，无以折服其心，即末由闲执其口。日来在舍间检阅所有海道各书，见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沿海形势图》惠州甲子港之西，明有东沙一岛，其东北为田尾表岛，西南为南碣岛；当碣石镇之南海中即其位置所在。是日人所占之东沙，确为华属无疑。陈伦炯之父以习于海道，从施琅征澎台，事定，擢碣石镇总兵。伦炯为侍卫时，圣祖曾示以《沿海外国全图》，后于雍正初年又自台湾移镇高雷廉，故于闽粤一带海岛最所熟悉。东沙一岛，既西人所谓扑勒特斯岛，检英人金约翰《海道图说》谓是岛形如圆环，而伦炯是图于东沙岛即绘一小圈，与西人圆环之说适合。西人之来斯岛探此处深浅，据金书始于嘉庆十八年间，而伦炯此书成于雍正八年，其遍探海岛又在先世，则西人未能或之先也。何况东人乎。是书自刻之本庆年未见。仅见于《艺海珠尘》‘史部地理类’中。近人所著《柔远记》后有‘沿海舆图’三十页，于页末题曰：光绪七年六月，清泉王之春谨绘。其实既伦炯之图，毫无一字差异也。谨即从王书别订成册，奉呈精鉴。故书雅记，有益于国际交涉如此！治此学者日益寥落，不能办一机关杂志耳。近闻日人已以此岛认为我属，迩来粤中电音若何？甚盼，赐示知之。”

二、陈庆年购置大量藏书，并运用这些丰富的图书资源解决了一起外交事务上的难题，成功地维护了我国的领土完整

作为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陈庆年长期淹而不彰，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在当时学术界乃至政界，其声名如雷贯耳，曾与梁启超、刘师培等大家齐名，以学术雄长海内，人称“江苏学者”。

陈庆年（1862-1929），字善余，号石城乡人，晚号横山，江苏省镇江丹徒人。一生淡于仕进，潜心研读著述，以治学广博精深显名于世。在学术上，于经史、教育、兵史、方志、地理、校勘、图书馆诸学无所不精；在学识上，通才宏阔，超越前人，著述宏富，成果丰硕，达数百万言，且多有创见独到之处，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

陈庆年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考取江阴南菁书院，与唐文治、吴稚晖、丁福保等人同学。

光绪十四年（1888年）考取优贡生。其后应洋务派首领张之洞邀请入幕，任武昌译书局总纂兼两湖书院分教，同时配合张之洞整治书院，改革教学，黄兴、宋教仁、曹埃布尔都是他的学生。

后应两江总督端方之聘，任湖南全省学务提调并筹建长沙图书馆。1906年，我国第一座国家图书馆即长沙图书馆建成，陈庆年功不可没。

在两湖执教的九年期间，是陈庆年从事史学研究的鼎盛时期，硕果累累。这一期间，他与梁鼎芬、黄绍箕、章太炎等诸多通达之士结识交往，以学交友，相互切磋，以教授历史而著名，被誉为“江东大师”。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端方又一次邀请陈庆年到金陵，与之洽商江苏兴办学堂事，并再一次请他出任教职。陈庆年以久倦校事相辞，但同意了端方请他主持江楚编译局和江南图书馆的要求。

在此期间，陈庆年与缪荃荪创办我国第二座国家图书馆，即南京江南图书馆。后缪荃荪很快调任京师图书馆任职，因此江南图书馆实际上由陈庆年主持。在此期间，陈庆年购置大量藏书，并运用这些丰富的图书资源解决了一起外交事务上的难题，成功地维护了我国的领土完整，上述陈庆年致端方书札一封即由此而来。

三、“治此学者日益寥落”

在陈庆年致端方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安帅（两广总督张人骏）作为封疆大吏，在与日商西泽就东沙岛的反复交涉辩论中，明知东沙岛在明代即归属两广管辖，但日方坚持要中方出示 “志书为凭”，张安帅“遍考粤省志书，均无记载此岛确据”，因此交涉无成。在此情况之下，张安帅于1907年10月致电求助学识渊博的江楚编译局坐办陈庆年。

在1908年2月致陈庆年电中，张安帅又表达了自己的尴尬和无奈，指出日人明知“中国志书只详陆地，而海中各岛素多疏略”，而故意坚持以志书为据，其“用意狡谲”，如果我方拿不出志书之据，就没有办法“折服其心”，交涉只能失败。

陈庆年在接到张人骏来电后，义愤填膺，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夜以继日，在家中查阅所有海道图书，终于“见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沿海形势图》惠州甲子港之西，明有东沙一岛，其东北为田尾表岛，西南为南碣岛；当碣石镇之南海中即其位置所在。证明日人所占之东沙，确为华属无疑”。

在梳理此史料过程中，陈庆年又查阅英国人金约翰的《海道图说》进行了核实，最后得出结论，此岛雍正间已见于华籍，早于英人金约翰《海道图说》八十余年，“西人未能或之先也，何况东人乎？”

后陈庆年把雍正间陈伦炯《海国闻见录》献给了端方，端方转交张人骏，经过几番唇枪舌剑后，中日双方终于在1909年签订了东沙问题条约，明确东沙群岛为中国固有领土，日本人立即撤出。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感慨万千。某些史学问题的偏涩，与社会现实的“格格不入”，不仅存在于当下，同样也存在于崇尚经史之学的晚清社会。无怪乎陈庆年会发出如此之慨叹：“治此学者日益寥落，不能办一机关杂志耳。”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牛润珍先生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