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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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国经济实现迅速回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呈现“V”形曲线。与此同时,在“十二五”规划即将制定和实施之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次作为中心任务被提出。在当前背景下,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到底有什么必要性呢?

应对危机标本兼治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果断向市场注入4万亿投资和近10万亿银行贷款。这些投资形成的巨大需求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迅速回升,使中国经济在2009年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V”形回升。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内保证中国经济不会“二次探底”,出现人们所说的“W”形走势。

我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我国出口大幅下滑、需求不足只是经济衰退的外因;内因却是由于粗放增长方式过度依赖投资和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拉动。当表象的短期问题和深层次的长期问题的表现形式相反时,我们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就需要标本兼治。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能否解决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问题。为了走出危机,中国必须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优化经济结构,保证持续稳定的增长。我们必须借助这次危机带来的机遇,借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体制改革,加快产业升级,从主要靠自然资源和资本投入拉动的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经济增长。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我国各地区各行业的表现,也说明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哪一个地区、哪一个行业、哪一个企业转型升级做得好,它受到的冲击就小,甚至逆势发展。

比较优势重在创新

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拥有丰富、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因此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最适宜扮演的角色是从事装配、加工。而高附加价值的产品自主研发和品牌营销等分工,至少不是我国10年、20年内的最优选择。这类“比较优势”理论,我认为不完全准确。劳动力成本低廉只是中国浅层的比较优势。长期停留在浅层比较优势的开发上,将会限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而且大量出口廉价商品,也会遇到世界市场容量的限制和进口国的抵制。从动态比较优势的观点看,中国应当努力开发深层比较优势。例如,努力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充分发挥我国技术和管理人才的自主创新能力,尽力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才有可能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并借此带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事实上,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国在创新领域的技术力量并不弱。从数量上看,我国受过大专教育的技术人员人数已跃居世界第一。此外,我国劳动力素质也明显提高。因此,我国完全有条件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而且在当前的情况下,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附加价值与增加我国普通劳动者的就业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随着我国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出口加工企业所拥有的低劳动成本优势正在弱化。不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就难于和其他国家的产品竞争,甚至无法生存,更无法保证为我国普通劳动者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

我们也应当承认,我国的整体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不可能在短期内和发达国家全面看齐。因此,要求所有的企业都要从事自主品牌营销是不现实的。但这不等于说,我国的所有企业都只能沿着分销、代工、代为设计和自主品牌营销的链条一步一步地爬行。在这方面,台湾IT产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注意。

如何发展新兴产业

今年年初,中国政府圈定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此举对于提高我国产业的技术水平、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从我国的一般情况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使大量农民转变为市民;二是原来占主导地位的简单加工制造业向“服务化”的制造业提升,即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进入价值链的高端;三是发展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在这三项工作中,前面两项是基础性的工作,需要大力推进。在切实推进这些工作的过程中,经市场竞争引导和政府适时推动,就会涌现出一些新兴产业集群。

对处于高速工业化时期的中国来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可能全面开花,必须按照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原则确定重点。国家判断和选定新兴产业集群的主要标准是:产业链条较长、产业规模较大、原有发展基础较好,特别是产业已经出现了某些重要的技术突破,而且我国企业有条件掌握这些新技术。如果政府、企业界、学界以及社会其他各界共同努力且方法正确,培养一批新兴产业集群、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要在培育新产业的过程中真正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应该说,这要求政府更加重视具有创新性质的经济活动,而不是简单地把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等同于上马或引进新项目。因此我建议相关部门进行产业发展的战略研究,考察世界技术发展趋势和产业发展态势,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选定若干产业重点发展:制定该产业的发展纲要和行动计划,推动计划的实施,并跟踪监测、评估各项任务的执行情况。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台湾的经验。台湾地区在发展所谓的“新兴策略性产业”时,通常要制定该产业发展的行动计划。这种行动计划建立在对世界技术前沿、本地发展优势和对障碍的深入分析的基础之上。它们不但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具体措施,一直落实到执行机构,还规定了任务完成时间进度,即所谓“将愿景落实为任务,将任务落实为行动”。现在我们的政府机构往往分兵把口,各自建立由自己掌控的基金,制定自己的政策,缺乏综合规划和有效协调。例如,一级政府有多个部门负责发展转型和产业升级:工信部负责新兴产业的开发,发改委负责原有产业提升等等。而实际上,这两方面任务往往不可分离,而且要通过同一个市场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