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儿的视角看“男出女守”家庭的系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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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出女守”是一个社会学上的概念，指在外出务工家庭中占大多数的由男方外出工作，女方留守家园的家庭模式。这是在当今社会文化背景下出现的，男女双方婚育后选择的一种分工模式，由男方担负经济性角色，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在工作中，而女方则留在家中负责抚养和教育子女。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进城务工的人口呈风起云涌之势。之前的研究者从人口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学科多视角对留守孩问题都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在年龄阶段上主要集中在6-12岁的孩童，在研究内容上重点研究了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学习、生活环境、行为与交往、心理与情感、个性、智力、学绩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调查问卷、量表等量化研究方法，也相应地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种集中于留守孩某个方面的切片式研究固然有它的优势，但也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首先，留守孩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发展任务是截然不同的，研究应该更具有生命全程的整体性和延续性。其次，“留守孩”这个群体概念并非从天而降，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此，对它的研究也必定需要将其还原到它所存在的系统当中，在一种家庭模式中，在一种互动关系中去考察，而不是一种AB的单向类似因果关系的或者将一个内容、维度丰富的问题简化为线性关系的研究，因为我们越来越多地发现实际的情况的确比这要复杂得多，而我们想要知道的也并不仅仅是影响因素和结果这么简单，我们更想知道在因素和结果之间浩瀚的内容。

基于上述的原因，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从一种家庭模式即“男出女守”的家庭模式去考察其中的互动关系和相互影响，在这个家庭模式中父亲的角色、母亲角色以及孩子的角色都不再被看成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也不再活生生地被剥离出来单独作为研究对象，同样地，这种家庭模式也不应该被剥离出体系，因为它特殊但却不孤立，它也必须放入到不同层次的体系中去考察和研究。关于这种家庭模式中的互动关系笔者通过对三位“男出女守”家庭中成长起来的高校女生的深入访谈，发现了家庭中依恋关系的重要性和发展特点，因此试图从依恋关系的角度来描绘出这种家庭模式中互动关系的特征。

我们一直强调应该将每一个家庭个体、每一种家庭角色都放入到体系中进行系统的考察，“养育不是父母日复一日影响孩子的单方面行为，它是两者之间互动的一种过程，这一过程也受到文化和社会机构的影响，所有这一切共同作用于养育的结果。儿童生活在家庭里，而家庭存在于更大的社会―邻里和社区中，社会会提供价值观，行为准则和世界观，反过来影响父母教养方式。”那么，应该放入一个怎样的体系和系统中去考察呢？

笔者在访谈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种包含四个体系的同心圆体系结构：

第一层体系是“核心家庭”。这个体系是家庭个体以及家庭角色直接参与程度最高，互动关系最频繁最复杂的体系，因此也是我们接下来重点考察的体系。

第二层体系是“大家族”。这个体系狭义上主要包括了附近的祖父母，外公外婆，广义上可以根据不同家族的特征扩大到叔叔、伯父、舅舅、阿姨、姑妈等家庭成员，这个体系可能具有跨文化的差异性，中国文化中对大家族认同，以及家族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都在访谈中有充分的表述。

第三层体系是“社会机构”。比如学校以及其他社会团体，在访谈过程中最突出的社会机构是学校，学校中同辈、老师等对个体的成长也有重大的意义。

第四层体系是“文化、文明”。这个体系虽然并不像前三层体系那样产生有形的，显而易见的作用，但却往往是最根深蒂固、最深层的因素。

对男出女守家庭模式的考察就需要放入到这样一个同心圆的体系中去考察，考察核心家庭内的互动模式，以及核心家庭与各个其他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接下来将具体阐述男出女守家庭模式的系统性特征：

一、核心家庭体系

“如果家庭成员有四个，那么这个家庭的性格就有五种，因为作为一个集体，它也有一个独立的性格。如果想理解自己的子女，就要把家族想成是一个系统。”（菲利普・麦格劳）

的确，在访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男出女守”家庭模式具有自己的系统特征，有一个区别于正常家庭的“独立性格”。笔者试图通过两幅结构图来说明这些特征。

如图所示，上面的为正常家庭中的互动模式，下面的为男出女守家庭中的互动模式。

在普通核心家庭中的男性直接承担两个角色：丈夫角色和父亲角色，这两个角色是相对独立的，女儿是父亲角色的直接对象，因此女儿所建立起来的父亲形象主要是通过与父亲的直接接触和交往，这一点很重要，这是女儿自主建立起一种有别于母婴依恋的互动关系的开始，可以看到这种依恋关系的建立从一开始就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同时由于父母共同参与到家庭工作中去，父母角色分工的界限就具有一定的弹性，母亲的注意点也会分配到不同的方面。而在“男出女守”的家庭模式中父亲角色具有了特殊性：

（1）母亲注意焦点的集中化，在“男出女守”家庭模式中往往会形成一种默认的界限分明的分工，母亲往往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庭养育责任，而妻子可能将本来分布在丈夫和孩子上的兴趣点集中起来，过度投射到孩子身上，这样很容易形成孩子被过度关注而失去自主性的问题，也可能是因为希望获得自主性而过度反抗的问题。

A：“我妈就是一门心思扑在我身上的那种感觉，抓很紧，饮食起居什么的，什么东西都抓得紧的，这个倒没什么，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我对抗不了我妈，觉得有时候是她自己不高兴，她跟我过不去（强调语气）！”

B：“我爸爸当时就不太管我，所以就说他参与得不太多嘛，……一般我家里是我妈妈管我最多，就生活的各个方面她都会把你保护得很好那种，从小到大都被妈妈保护得很好。我妈妈会看我日记啊、翻我东西啊、看我短信啊，很多啊，那个时候，反正就……那个时候她觉得她可能觉得就是她要很好的掌控我的一切吧，那个时候就会跟她吵架，因为不希望别人来……就觉得自己什么都被她知道嘛，就很郁闷就会跟她吵架。”“小时候妈妈不太让我到其他人家里面去，一直延续到初中完，我妈，其实一直到初中完我妈不太让我到别人家里去玩，怕危险哪，不放心哪。”

C：“就是学习上啊、生活上啊有时候跟我妈会有意见不同啊，她很喜欢包揽一切事情，她也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她就觉得她自己做的也是对的”，“因为妈妈管的比较多，然后同学如果礼拜天叫你出去玩，她就会说你。”“我爸爸比较少管我，我妈妈又比较唠叨，她唠叨我又不喜欢听，就采取那种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的那种态度（笑）。”

（2）父亲角色的边缘化，他与这个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与此同时他对这个家庭而言，“存”而“不在”，父亲角色在家庭位置中退出或者减弱，有时候更多担负的是社会性经济角色，他同样需要扮演丈夫和父亲两个角色，但由于母亲成为父女之间联系的纽带，这就决定了父亲角色传递的间接性，这种通过母亲来传递的间接父亲角色也决定了父亲角色与丈夫角色的混合。如果母亲不希望父亲参与，而且父亲也没有这种期望，那么结果父亲往往就不会参与。如果母亲不希望父亲参与，即使父亲想参与，那么他可能也参与不进来。母亲在这种关系中是个守门员。这样一来，母亲极可能是整个家庭关系活跃起来的纽带，也可能成为父亲与孩子建立关系的门槛，而天平偏向哪一面的决定性砝码往往来自于夫妻之间的依恋关系质量。在我所访谈的对象都描述出了这种家庭模式的特殊性：

A：“我就记得我爸小时候就过年会给我带很多东西，其他时候也没有什么印象吧，要不然就是暑假会去他那边玩会有一些印象。”“小时候，我爸爸的角色主要是我跟其他小朋友谈起来的时候，比如说我爸爸在上海很自豪啊，他什么事不做每个月能拿一千多啊，主要是跟他们吹这些，其他的没什么印象，因为本来就没有嘛，然后其他时候，我跟妈妈在家里的时候也不会说特地想到啊什么的，我都是通过妈妈起作用，妈妈是纽带嘛，是联系我跟爸爸之间的纽带。”“就是有时候他打电话，他就会说，你要买什么呀，需要我给你带的呀，什么东西的，我妈妈就会把我喊过来给爸爸说几句话，然后就会说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

B：“就是感觉，从小到大，父亲参与的成分不多，虽然说不是长期出去工作啊什么的，就是感觉生活中父亲参与的成分不多。”“爸爸提供我感觉印象当中可能提供……经济？就是可能提供了一些物质上的支持，其他……也没有感觉有什么情感上的支持，没有！”“小时候的话，父亲就是跟我的联结不是很多，而且小时候妈妈会在我面前讲一些爸爸的坏话，受妈妈的影响比较大”。

C：“我爸爸的话就是一直在外面做生意，家里主要是我跟我妈妈，我妈妈照顾我的生活，爸爸因为太忙了，就偶尔回来吃吃饭，就平时的话也不怎么交流，然后他只是按时地给我生活费学费就这样的（苦笑），我学习问题啊……那个生活上的问题都是我妈妈一手那个来的，因为他好像就觉得把我托付给我妈就可以了，其他就不用管了，就按时赚钱回来就行了，感觉这样。”“感觉是二口之家，是我跟妈妈的家，就感觉他好像是来走亲戚，像客人一样，每次偶尔来这边住住、在这边吃吃饭这样子。”

二、大家族体系――家庭的“调和剂”抑或危机的“助燃器”

布朗芬布伦纳和莫瑞斯认为，互动必须有规律的持续，使活动越来越复杂，从而刺激孩子进一步发展，孩子并不一定要与他（她）父母有生物学上的关系，或是生活在双亲家庭。但是抚养者必须要和孩子有长期、“非理性”的依恋，爱这个孩子而且至少从另一个成人那里得到情感上的支持和尊重。由此可见，“男出女守”家庭模式中大家族体系的重要意义。

“祖父母对父母来说是一种强有力的支持，这种支持甚至会延伸到孙辈的生活中”。（《纽约时报》，2002年11月5日）

和睦互助的家族体系能够弥补家庭中的某些情感和关系缺失，成为核心家庭的调和剂，当祖父母照顾孩子，和孩子一起玩耍，告诉孩子家庭发展的故事，巩固孩子的代际连续感，指导孩子的行为，在孩子和父母之间协调时，他们对孩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在他们给父母提供心理和物质上的支持，使父母拥有更多的养育资源时，他们对孩子的成长起到了间接的影响作用。孩子从家族体系中体验到类似于“第二父亲”或“第二母亲”的互动关系，而父亲和母亲则从家族关系中体会到实质性的分担或者饱满而稳定的精神支持，而不和睦的家族体系则会成为家庭危机的“助燃器”，成为在夫妻之间划清家族界限、加深隔阂的影响因素。

受访者A生活在一个和睦的大家族中，虽然爸爸常年在外工作，但她从家族其他成员尤其是外公外婆那里感受到了区别于母女依恋之外的情感联结。

A：“我小时候在外婆家比较多，因为我外婆外公都退休啦，我外婆外公是跟我舅舅他们住在一起的，我舅舅又有两个孩子：我姐姐跟我哥哥，我主要是跟哥哥姐姐他们在一块玩的。”“外公是一家之主，重要的事主要就是外公拿头，我就特别喜欢我外婆外公，我出生了以后嘛，他们就说，外公就当宝一样，我感觉跟外婆外公会更亲一点，但是外公就是那种一直都是属于权威者，照顾你的，反正就感觉我外公外婆特别特别好，后来我越来越大他们也越来越老，然后也不可能说来照顾我那种，要翻过我去照顾他们的那种。”

受访者c所在的大家族体系则可能更多地是一种家庭危机的“助燃器”。

c：“家族就是各管各生活的啊，但是一旦家里发生了什么争吵啊什么的，我奶奶就会插一手过来，她是向着她儿子的，她认为她儿子都是对的：我儿子这么辛苦的赚钱，你干嘛还要把所有的钱都归你管啊，她就会挑唆我爸爸，然后就会矛盾就激化了”

三、社会机构体系――家庭所得的实践场和家庭所失的补给站

就中国目前的现状和社会机构的发展情况而言，在相关的社会机构中，学校的影响是最为突出的，从孩子离开家步入校园的那一刻起，他们时间的分配和生活的重心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访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家庭和学校对个体的意义并不像这两个地点名词本身那样泾渭分明，学校成为了孩子家庭所得的实践场同时也是他们家庭所失的补给站，他们在校园中感受到了因为家庭中的某些缺失所带来的一些问题的泛化和严重化，同时也在校园中感受到了因为家庭中的某些缺失而带来的一些问题的缓和与改善。在对三位女性的访谈中，我们发现，女儿与母亲和父亲依恋关系的状况对女儿与他人建立关系的类型以及对待同性和异性的态度和相处模式，在亲密关系中的体验和感受有着重要的影响。

四、文化体系――家庭肩头隐形的负担

文化对家庭体系的影响虽然并不像前三个体系那样具有直观性，但却是更深层次、更根本的因素，文化中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父亲更注重自己的社会价值，而不太注重自己的家庭价值。在父亲只注重自己社会价值的条件下，似乎他在外拼搏，挣钱养家是应该的，而教育孩子、操持家务之类的事情，他做不做、做多做少都无所谓，父亲在这里更多担负社会性经济角色，这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现象。但是“父亲身份是一种心理和文化的事实，而生理的父亲身份并不足以保证其存在。父亲的身份必须被宣告和创立，而不是在孩子出生的那刻便得到展示，它必须在父亲和孩子建立关系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地揭示出来。”父亲的角色被过度简单化之后，父亲的内涵开始被弱化，对于孩子而言，父亲仿佛只是一个遥远的存在，尤其是那些因工作原因难得回家几次的父亲，父亲与孩子相处和交流的机会少之又少，父爱就更难到位了，从女儿的角度来说其影响可能是持续一生的，“如果一名父亲不能很好地照顾他的女儿，那么她就会觉得男人是不值得信赖的，他们的情感支持与情感亲密都不很可靠，她将对男人及其动机更加怀疑。更为根本的是，她将不知如何与男性建立关系，因为她在男女相处方面的榜样拒绝与她沟通。”而与此同时，母亲往往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孩子和丈夫身上，他们的成功就是她的成功，这样的心态必然使她强烈地希望孩子与孩子建立紧密的联系，甚至掌控孩子的一切。在这个过程中，整个家庭都会因此发生一个结构性的变化，不单单是父亲，而且有母亲和孩子，以及各自的关系。

五、结语

男出女守家庭模式中的问题也已经不是单单丈夫的问题，而是整个家庭动力的问题，在当代家庭中，作为丈夫的男性究竟应该定位自己什么角色，是一个值得夫妻认真讨论的问题。同时在这种特殊经济形式下催生的特殊的家庭模式中影响着子女家庭教育的是整个动力系统，家长、社区和政府应该如何协调以达到系统性的补充和支持更是值得去深入探讨和反思的问题。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