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余琐谈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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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30日，我应吴景平教授邀请出席在复旦大学举办的“现状与未来：档案典藏机构与近代人物研讨会”，在开幕式上聆听姜义华教授作的以信史立国和档案的积极开放与利用为主题的致辞。姜老师的即兴演讲提出以信史立国的重要观点，真知灼见，言之有理，在当下尤其意义深远，我非常赞同。第二天我电话约请他把演讲内容写成文章与《世纪》读者共享，他爽快地答应，于是便有了本期的《信史立国和档案的开放及利用》一文。

姜义华教授的文章不但提出要以信史立国，而且要以信史立民、以信史引导世界。他热切期待档案工作要在其中担负更大的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完全理解一位有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的学者在提出这个观点时的思想、感情和价值追求。信史可以立国，而且信史是强国、富民的基础和源泉，但如何实现却非易事，总感知易行难，感叹信史难求。诚如姜义华教授所言能否揭示历史的本来面貌，写出真实可信的历史，能否真正以信史立国，经常会受到各种既得利益的干扰，受到意识形态以及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知识结构、认知水准等的局限。

由姜义华教授信史立国的观点想到我们平时讲的或听到最多的存史资政。许多人片面地理解历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存史资政。我想，如果把历史研究仅仅看作是为了资政的话，那么很大一部分历史研究者会群起而反对。因为，照此说法，就大大贬低了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价值了。显然，存史不仅仅为了资政。讲存史资政或许是一个最易被人们接受的提法。我们讲的存史，简单理解所存之史就是信史，即真实的历史。由此，我们常常讲要为社会留存信史，强调信史不仅对现实政治的借鉴作用，而且对提升民族文化素质和民族伟大复兴有着重要意义。然而，留存信史在实际操作上会碰到许许多多的问题和困难，大家感受最深的也许莫过于许多历史当事人或见证人出于种种考虑不愿或有保留的写回忆录，甚至于虚构或伪造历史；还有就是各种档案难以依法开放与利用。按常理，谁都热衷于讲存史资政，但史有信史，也有伪史，假如是伪史，似乎一时可以资政，但历史无情，伪史资政，如何以史为鉴？这方面我们已有太多的惨痛教训，如今伤疤看似已愈，可隐痛常发。讳疾忌医，后患无穷。审视几十年来在所谓“存史资政”中存在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无论对事还是对人，难以做到存史必须“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常见，凡事只讲成绩，不讲问题，即使讲到问题也是一笔带过，轻描淡写，不痛不痒；凡正面人只讲优点，不讲缺点，只讲功，不讲过，即使讲过也是强调主观愿望如何好，归咎于客观因素；涉及反面人物，往往以现有的定论去着笔，只讲过，不讲功，即使讲功也极其吝惜笔墨，掌握所谓的分寸；而对于中间人物，又是有利于自己的就讲，不利于自己的就避而不谈。凡此种种，存史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完全采取实用主义的功利手法。试想，如此存史，既非信史，岂能资政？而且，不但不能资政，势必误政。牢记信史立国，并努力去留存信史，从作者、编者做起，把此一佳论付诸于长期实践。不知大家以为然否？最后，在辞旧迎新之际，恭祝广大读者新年快乐、阖家安康！

（2012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