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永词在形式与艺术上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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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柳永词作在词令的发展长河中可谓是一个重要拐点，对词令的革新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试图立足于柳永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其独特的生活际遇，通过词人具体的词令为例逐一展开分析和论述，以此来初步探讨柳永词作对词这一文学样式的巨大革新以及对后世词令发展的深远影响和意义。即柳永词作在词令题材上的革新；在词令形式上的革新；在词令艺术上的革新。
关键词：柳永词 革新 形式 艺术
在工商业日益发达、社会安定、歌舞升平的大宋王朝。词这种为宴助兴的歌谣，借此流行起来，因为这样环境的影响，也使得这时代成为生产词作与词人的温床。柳永就生在这个纸醉金迷的环境中，再加上他个人横溢的才华，遂使词这一文学样式有了巨大的革新。
一.柳词在形式上的革新
柳永在词史上的一个贡献就是开慢词之先河。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慢词，并首创了很多词调，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词调由短变长，也是反映社会生活的需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以及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对生活要求的提高，自然地需要一种比小令涵概内容更多的形式出现，这种“新声”，婉转曲折，曼声多腔，富于变化，为描写景物，抒发感情增加了新的体式，慢词也就应运而生了。慢词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唐代。但是，整个晚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多首。到了北宋初年直到徽宗时代，词人们擅长和习用的依然是小令。当时比较有影响的词人，如晏殊、欧阳修等所创作的词中，慢词所占的比例也很小。晏殊的《珠玉词》，全部130多首中，除了卷末5首应酬的寿词是中调外，几乎全是小令。欧阳修留存至今的慢词大约只有6首，占其存今全部词作的2.5%，他的《六一词》，也绝大部分是小令。柳永生活的时期，北宋社会已经过近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变得安定繁荣。人们已有闲暇的时间、从容的心境，从事慢词的创作，聆听慢词的演唱，慢词的全面兴起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柳永则顺应这一历史趋势，不断探索，大胆创新词的形式，大量创作慢词，并取得了卓著的成就。李清照在《词论》中写道：“逮至本期，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在北宋大家的集子中，保存慢词最多的要算柳永的作品，他现存213首词中，慢词就占了103首，约占48%。其《乐章集》中除少数当时流行的小令如《玉楼春》、《少年游》等外，绝大多数都是长调。其中最长者如《戚氏》多至212字，该词音律和谐，优美动听，全词二十三韵，且大部分用平声韵，听起来如泣如诉。
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慢词篇幅体制的扩大，相应地扩充了词的内容涵量，拓宽了词的题材范围。慢词曲折多变的音乐节奏也适合表现更为复杂的生活内容，更有助于词人直抒胸臆，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柳永成功地创造并驾驭了这种字数较长的慢词，显示了慢词的强大的生命力，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两宋词坛，从柳永以后开始进入了一个以慢词为主的新阶段。
柳永还自创了不少的词调。柳永之所以要创制新调，目的就是为了把流行在民间的“新声”通过歌词的创作推广，并且通过文字使它固定下来。他现存的213首词，用了133种词调。而在宋代所用八百八十多个词调中，有一百多个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的。“词至柳永，体制始备”。令、引、近、慢、调、叠等长调短令，日益丰富，形式体制上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内容上的革新条件。如果没有柳永对慢词的探索创造，后来的苏轼、辛弃疾等人或许只能在小令的世界里左冲右突，而难以创造辉煌的慢词丰碑。
二.柳词在艺术上的革新
词的形式和内容的革新，要求词人在艺术上的表现手法亦应作相应的变革。柳词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了上述的重大突破，自然会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有所企及，甚至是革新。以下即是笔者对柳词艺术手法革新的探讨。
（一）用语俗白化
柳永在词的语言表达方式上，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他不像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那样只是从书面的语汇中提炼高雅绮丽的语言，而是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口语和俚语。诸如副词“恁”、“怎”等，代词“我”、“伊”、“自家”等，动词“都来”、“消得”等，柳永词都反复使用。用富有表现力的口语入词，不仅生动活泼，而且像是直接与人对话，使人既感到亲切有味，又易于理解接受。当时“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与柳词语言的通俗化不无关系。柳永词一扫晚唐五代词人的雕琢习气。吸收市井语言入词，是为了适合市民群众的口味，有通俗、明白的一面。
柳永根据词调声情的要求和内容的需要，大胆吸收口语、俗语入词。如《定风波》，这是以口吻写成的恋情相思词，语言自然要切合这位主人公的口吻和身份。所以，全篇用语都很通俗，没有书卷气。其中，“芳心是事可可”、“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等等，不仅通俗浅近，接近口语，有鲜明的个性，而且很符合人物的口吻、性格与心理特征。词中的人物，也因有这样的语言而显得活灵活现，呼之欲出。
对柳词的俗白化，时人几乎持一致的非议态度，如晏殊、苏轼等。也正是这种俗白，才使得柳词在下层人民中间广泛流传，并且受到普遍的欢迎。正如宋翔凤《乐府余论》所说：“柳词曲折委婉，而中具浑沦之气。虽俚语，而高处足冠群流，倚声家当尸而祝之。”两宋时期，尽管文人阶层对柳永俚俗词加以贬斥，而平民百姓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事实上，文人阶层口头上虽然不断对柳词加以指责，创作实践中却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二）铺叙与白描手法之运用
柳永为适应慢词长调体式的需要和市民大众欣赏趣味的需求，创造性地运用了铺叙和白描的手法。小令由于篇幅短小，只适宜于用传统的比兴手法，通过象征性的意象群来烘托、传达抒情主人公的情思意绪。而慢词则可以尽情地铺叙衍展，故柳永将“敷陈其事而直言之”的赋法移植于词，或直接层层刻画抒情主人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或铺陈描绘情事发生、发展的场面和过程，以展现不同时空场景中人物情感心态的变化。试比较两篇名作：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欧阳修《踏沙行》）
另一篇是柳永的《雨霖铃》
两首词都是写别情。欧阳修词用的是意象烘托传情法；则柳永词则是用铺叙衍情法，整个送别的场景、过程，别前、别时、别后的环境氛围以及人物的动作、情态、心绪，都有细致的描绘和具体的刻画。欧词是借景言情，情由景生；柳词则是即事言情，情由事生，抒情中含有叙事情和隐约的情节性。这也是柳永大部分词作的共同特点。
同时，柳永善于巧妙利用时空的转换来叙事、布景、言情，而自创出独特的结构方式。词的一般结构方式，是由过去和现在或加上将来的二重或三重时空构成的单线结构；柳永则扩展为从现在回想过去而念及现在，又设想将来再回到现在，即体现为回环往复式的多重时间结构，如《驻马听·凤枕鸾帷》、《浪淘沙漫·梦觉》和《慢卷·闲窗烛暗》等。后来周邦彦和都借鉴了这种结构方式而加以发展变化。
与铺叙相配合，柳永还大量使用白描手法，写景状物，不用假借替代；言情叙事，不需烘托渲染，而直抒胸臆。例如《忆帝京》：
薄衾小枕天气。乍觉别离滋味。展转数寒更，起了还重睡。毕竟不成眠，一夜长如岁。也拟待、却回征辔。又争奈、已成行计。万种思量，多方开解，只恁寂寞厌厌地。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
本词虽然未加任何藻饰，却通过白描的手法，直抒胸臆地刻画出主人公曲折的心理过程，收到了别样的效果。
结语
综上所述，柳永词作在题材内容上的革新，开拓了词的领域，引进了新的题材；其次是艺术形式的革新，长调的大量创作，语言上的通俗晓畅，铺叙和白描的手法，通俗化、自我化的革新等等，使柳永词不管是内容上，还是形式和艺术上都独具风格，别开生面。《四库全书总目》谓曰：“词自晚唐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柳永确乎是唐宋词发展的一个重要拐点，他为宋词高潮的到来开启了先声。
朱志祥，吴宁，现居新疆沙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