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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制度和机制让“财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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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高财产性收入水平,就必须提高工资等劳动收入的水平

统计数据显示,2003―2006年四年间,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平均增长11.2%,而财产性收入平均增长高达24.5%,其中2005年增幅为19.7%,2006年增幅为26.5%。从今年前三季度各地的统计数据看,居民财产性收入都在两位数、甚至三位数地增长。因此,有人认为财产性收入增长过快了。我认为,从增长速度看,工资收入与财产收入比较是相对缓慢了,尤其是一些纯体力劳动者的工资、进城农民工的工资仍然很低。而近年来财产性收入的迅速增长与个人投资渠道的拓宽、资金市场的活跃密切相关,是一种释放性效应的表现。并且,从居民家庭收入结构的角度看,提高财产性收入比重有利于稳定收入总水平,是更加合理的收入结构。因此,在规范运作的范围内,应是一种需要保护和鼓励的事情。

在大多数国家中,劳动收入在居民收入中所占比重都是“大头”。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到70%左右;财产性收入为240多元,仅占2%左右。根据我们以往的研究,财产性收入比重的高低与劳动收入或者说工资收入的水平高度正相关,无论是对个人和家庭、还是对地区和国家来说,都是如此。也就是说,财产性收入的形成来自于财产,而财产的形成和积累一般来自于劳动收入的节余。因此,一般规律是,工资收入水平越高,财产收入水平就越高,比重就越大。要提高财产性收入水平,就必须提高工资等劳动收入的水平。

主要问题不是财产性收入增长过快,而是其拥有者分布结构不合理、差距过大

我们在2000年研究城镇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时候就认识到,尽管从总体上看,工薪收入差距仍然是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贡献因素,但动态地看,财产性收入差距的贡献度正在不断增长中,并且随财产性收入增长幅度的高低而起落。从居民家庭收入分组的情况看,这种财产收入差距效应更加明显。可以说,在中低收入阶层中收入差距的主要贡献因素是工资性收入,而在高收入与低收入阶层间收入差距的主要贡献因素是财产性收入差距。并且,由于财产增值的特点,尤其是金融资产和房产等财产增值的特点,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大往往是以几何级数递增的,这也使得高低收入阶层间的收入差距越加扩大。据国家统计局城调队2000年的一项专项调查显示,占调查比例10%的最低收入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而占10%的最高收入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0%。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出现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20%家庭,拥有大约66.4%的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财产分布的不均衡必然带来其收入差距的扩大。

解决问题的两个基本途径:“钱变财”与“财变钱”

因此,要解决劳动分配率偏低和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就要从两个基本途径入手:一个是调整流量因素,即让广大劳动者作为基本生活手段的工资性收入在经济增长中稳定提高,使其有可能拥有财产,让“钱变财”;另一个是调整存量结构,即像十七大报告中所讲:“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让更多人的“财变钱”,变更多的钱。

以上问题是一个中长期的问题,需要解决一系列的制度机制问题。从当前看,迫切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加以解决:

进一步加强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和资金投入,重视公共服务对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重要作用。公共服务是收入分配中最基本的公平对象,其在群体间和个体间发挥着同一“起跑线”或“踏板”的重要作用,只有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最大公平,保证个人“基本能力”的平等,才能使人们真正享受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自由。为此,在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结构上,要更加偏重对公共基础教育、公共基本医疗及就业公共服务等对公民基本能力和素质有重要影响领域的投入,为在初次分配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协调创造基本条件。

建立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这里关键是要真正建立起各利益主体间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机制,尤其是劳资双方的协商制度、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和利益保护制度。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如何确立工会独立于政府和企业雇主之外的法律地位,以及维护职工权益的实际权利;如何割断政府与企业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使其真正成为社会公正的维护者。

建立就业机会权利平等、获得劳动报酬权利平等、享受就业社区公共资源权利平等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平等就业制度。鼓励就业内容和就业形式的创新,实行政府扶持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创业扶持政策。

要在税收制度改革上做文章,一方面,继续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征管工作,适度加大对金融资产和房产收入等财产性收入所得的累进税征收;另一方面,适度提高工薪收入和劳动收入减免额度,扩大个体、中小企业创业税收的优惠和减免比重,为普通劳动者劳动收入增长提供宽松的税收条件,缓解高低收入差距。(作者系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社会发展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