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出路 第5期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垃圾出路 第5期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如果钭正刚（锦江集团总裁）不是凭借垃圾发电名列2006年福布斯财富中国榜位前列，有多少人知道垃圾发电还能造就中国富豪？如果威立雅、苏伊士这样的环境巨头不加大进军中国的垃圾产业，有多少人相信垃圾处理这个不起眼的行业也是座诱人的金矿？

当被问及“最能体现一个城市现代化水准的是什么？”多数人想到的答案可能是摩天大厦、高速地铁、广场草坪、科技园区、繁华商业??如果依这些答案，那么国内很多大城市恐怕已经十分接近现代化水平了。

但是，正如木桶容量永远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一样，一个城市的现代化水准同样取决于发展的“短板”，比如城市的垃圾处理系统。

欧美国家的垃圾处理已经摸索出一条政府扶持、企业主导的产业发展之路，而北京的垃圾产业正在国内没有成熟先例可循、市场几乎一片空白的状态下起步。这当然是机会，也是“火中取栗”的无限商机。

4月27日，北京首个重点镇垃圾密闭化收集转运系统在门头沟开建。这意味着，农村垃圾处理同城市生活垃圾一样被提上了发展日程。接手“烫手的栗子”的队伍排得很长：威立雅、百玛士这些国际巨头虎视眈眈伺机而动，威立雅早就做好了进军北京垃圾焚烧领域的准备，目前只欠“东风”――一旦口子打开，他们将甩手大干一场；而国内垃圾处理企业更是早已在其中默默耕耘。3月29日，北京市市政管委与一清百玛士绿色能源有限公司举行董村分类垃圾综合处理厂特许经营签约仪式，这是本市继阿苏卫垃圾综合处理厂之后又一座实行特许经营的垃圾综合处理设施。中国最早从事垃圾处理产业化探索的深圳绿色动力集团被北京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收购，虽然目前他们还没有在北京展开业务，但提前做的大量准备肯定不会让北京国资在北京垃圾产业争夺战中无功而返的。如果不出意外，金州环境集团承建的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不久后将正式运营，这也将是北京市第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

上述这些人持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财宝，垃圾蕴含巨大的财富。据美国新兴预测委员会和日本科技厅等有关专家的预测,未来十年间,全球在能源、环境、农业、医药等领域将出现十大新兴技术,其中有关垃圾处理的新兴技术被排在第二位。垃圾处理产业将成为21世纪新的经济增长点。一些城市已在做了,大庆的垃圾处理厂投入运行后,不仅可将大庆市所有的城市垃圾(800吨)都“吃光”,而且能日产350吨有机化肥,创利4000万元人民币,特别是还能优先安置下岗工人再就业。可见,城市垃圾处理产业不仅可从垃圾中捞回大量损失,还能新创经济效益,并由此带来生活环境清洁与舒适的社会效益,创造可观的再就业机会。

在如此巨大的效益面前，北京垃圾产业最需要破题的是：对政府而言，如何让炙手可热的垃圾处理实现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 “三化”合一？对于企业来说，如何在三化合一的基础上做到与社会共赢？

垃圾困境

北京垃圾已多次上演无地可用的一幕。

在采访中，记者听多人提到有关占地1600亩的梁家务卫生填埋场提前12年启用的消息，这些人不约而同地在传达一个信息：北京垃圾堆放用地告急！

没有人提出异议，就像大家都不能清晰知道北京距离垃圾“围城”还有多远一样。北京市政管理委员会提供的数据显示：这个常住人口已经超过1580万人的特大型城市，目前每天产生垃圾1.6万吨。垃圾无害化处理量1.36万吨，无害化处理率为85.1%。这个处理率，已经远高于全国城市大约50%的平均水平，但一个尴尬的事实却是，北京每天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的总能力，仅为1.035万吨。这意味着，北京市现有的13座卫生填埋场所，大多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

北京市发改委环境与资源综合利用处杨智慧处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早在上世纪90年代，北京就开始构建现代化的垃圾处理体系，著名的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就是那时建成的。后来在德国专家的协助下，北京最后确定了卫生填埋的处理方案，并建了两个填埋场（北神树、安定）、两个转运站（马家楼、小武基）和南宫堆肥场。这些垃圾填埋场和堆肥场的建成对解决当时北京垃圾问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以及人口迁移的增加，北京市人口急剧膨胀，这套体系很快不堪重负，这是当初决策时所不能预料的。

据了解，北京市目前的垃圾处理，有九成仍在使用卫生填埋技术。不过，如果到2010年，按常住人口1800万计算，全市日生活垃圾产生量将到18215吨，随着8座现有垃圾处理设施到达使用期限将陆续关闭，处理能力缺口将进一步加大，根据市政管委的预计将是每日10770吨的处理缺口。

解决垃圾困境，有人笑称：可以将北京的垃圾运往沙漠填埋或者干脆运到月球，这是实现“三化合一”的最佳途径。

威立雅环境集团亚洲区总裁穆桥石对这句话的第一反应是不置可否地耸肩一笑，然后一串英文脱口而出，中文大意是：杀鸡焉用牛刀？在他看来，只要做好垃圾综合运营和管理，不仅能从根本上解决北京的垃圾问题，还能变废为宝，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从十几年前进入中国开始，威立雅就把亚洲总部放在北京，穆桥石提到那是因为他们一直看好北京的垃圾处理市场，这些年来，他们也一直非常关注这个领域。

穆桥石说，北京市目前垃圾处理传统上主要还是靠政府或者国有企业实施，处理方式是以填埋为主，堆肥、焚烧为辅。目前北京的几个填埋场都面临填满，至今惟一的焚烧厂还没有建成，垃圾处理的能力和环保水平方面压力越来越大。

穆桥石专门提到上海和广州，他认为，当地政府用私人公司来处理垃圾问题已经初见成效，而这两地政府聘用专家对垃圾处理进行管理的探索值得北京借鉴。借鉴威立雅在多个国家和城市成功运营的经验，穆桥石认为目前北京垃圾处理仍然以政府调控为主，这种方式仍然是有局限性的，北京需要从长期战略角度和应对目前问题的技术和管理角度出发来考虑垃圾处理的问题。

“臭名”远扬的六里屯垃圾处理厂和高安屯垃圾场记者都曾亲临，时有臭味散出。究其原因，主要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的产生量越来越大，这两个垃圾填埋场早就已经超负荷运转；再加上垃圾中的易降解有机物在填埋过程中迅速分解，会造成渗滤液产生量的大量增加和渗滤液水质的严重恶化。填埋场渗滤液中的COD和氨氮浓度极高，常规生化处理技术无法实现达标排放，而采用膜法处理的成本又是我国大多数填埋场所难以承受的。填埋场渗滤液烧埋气体不当处理会导致环境污染，这也成为我国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面临的重大难题。

针对越演越烈的垃圾风波，很多业内人士和专家提出，解决北京垃圾出路，焚烧发电是最好的办法。在采访中，这也是记者听到的最多的声音。

杨智慧处长在接受采访中也指出，其实政府早已意识到，对于北京这座日益膨胀的超级大都市来说，建设垃圾焚烧厂已经迫在眉睫，北京市“十一五”规划已把焚烧发电作为垃圾处理的转型方向。

而恰恰是建造垃圾焚烧发电厂，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反对。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附近居民们并不关心垃圾焚烧发电是否是世界上最科学的垃圾处理方式，他们只是被焚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恶英所吓倒，这种无色无味的脂溶性属毒性物质之一，足够剂量的二恶英会对人的身体健康产生影响。问题的关键在于：目前垃圾焚烧应改进技术把二恶英的排放控制到安全的标准。

解困之一：焚烧能否做到“三化合一”

朝阳区高安屯。

从每天凌晨开始，平均每1分钟就会有一辆满载垃圾的卡车，从朝阳区的各个垃圾收集站赶往这里。10年来，一座近10层楼高，长达20余米的垃圾山已经形成。这些垃圾已经对周边地区形成了严重污染。

很快就将投入运营的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建成以后，这里的污染将逐步成为历史。目前发电厂建设已经进入尾期，这个外观普通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将是北京市第一个靠焚烧垃圾产生蒸汽继而发电的垃圾处理厂，也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亚洲单线最大的项目。垃圾焚烧发电厂建成后日处理垃圾1600吨，年可发电约2.2亿度（相当于每年节约7万吨标准煤，同时也避免了燃煤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电厂总投资8.5亿元，以金州环境集团投资为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金州集团高安屯EPC项目技术经理韩志明愉快大声地告诉记者，目前垃圾焚烧发电厂安装工作接近完成，正在进行土建扫尾等建设工作；调试工作中单机调试已经进行，六月份将进入系统调试。

就焚烧垃圾进行发电的原理，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聂永丰教授向记者解释说，垃圾只要热值够就可以进行焚烧，一般来讲，每公斤垃圾热值超过4200千焦耳就可以进行焚烧，而北京的垃圾完全符合焚烧发电的标准。聂永丰还是六里屯专家论证会上的“主烧派”，即使是在居民反对声最强烈的时候，聂永丰也坚持认为要解决六里屯垃圾的环境污染问题，垃圾焚烧发电是最好的出路。

作为环境专家，聂永丰始终认为，二恶英等有害物只要控制在低含量的标准，就不会对人体和生态产生不良影响。他说，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二恶英排放中，设计要求采用欧盟标准，即二恶英含量0.1纳克/立方米以下，而我国国家标准为1纳克/立方米以下。

聂永丰的说法在杨智慧处长那里得到了应证。杨智慧处长告诉记者，就末端治理来说，垃圾焚烧是唯一能够全部实现“减量、无害、资源”三化合一，而且占地面积比较小的垃圾处理方式。对于此观点，穆桥石大有“于我心有戚戚焉”的认同感。他认为，目前焚烧发电是解决北京垃圾出路最好的路径，建焚烧垃圾发电厂与建垃圾填埋厂相比，可以节省75%的土地，也能做到三化合一。由于垃圾填埋地在距离、交通、地下水等方面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目前北京已经找不到这样的地块了。而各界担心的二恶英不是问题，以威立雅在上海、广东、天津等地所做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为例，其技术和管理水平达标，由于采用欧盟标准，比国内标准严格数十倍，在那些城市不仅做到了垃圾的减量、无害、再循环利用，还产生了很大的经济效益。

仍然以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为例，韩志明介绍，高安屯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采用BOO模式，运营后将解决朝阳区一半的生活垃圾处理量，为200多万城市人口提供环境服务，同时解决奥运期间运动场馆、运动员村及相关公共场所的垃圾焚烧处理问题。他特别提到，在垃圾焚烧工艺中，高安屯项目采用中水作为冷却循环水，每年节约160万吨城市供水资源，有效地节约了水资源；此外，燃烧炉中的炉渣还可进行综合利用，每年产生的12万吨炉渣用于制砖。另外，每年产生的1.4万吨飞灰，按国家关于危险废物的政策法规要求进行处理和处置，可烧制陶粒，作为建筑材料，达到综合利用。目前国家禁止使用粘土用作建筑材料，这样可以节约相应量的粘土资源，实现了资源化的目标。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垃圾焚烧关键需要解决的是燃烧尾气、水、渣的处理，金州也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就拿垃圾坑臭味外溢问题来说，他们采用负压的形式使垃圾坑内的臭气进入焚烧炉处理，解决了这一问题。采用空气幕设备，也能很好地解决卸料过程的垃圾臭味扩散。

北京市政管委高级工程师王维平认为，建设焚烧垃圾发电厂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节省土地，其次才是通过焚烧垃圾产生能源。杨智慧处长告诉记者，除了即将运营的高安屯，北京还会在大兴区的南宫、海淀区的六里屯、北京西北郊的阿苏卫3个地方论证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预计在2010年前后陆续投产使用。

王维平曾经算过一笔帐：对于北京的垃圾焚烧厂来说，只要每个垃圾场每天不少于600吨的垃圾焚烧就能稳定地产电。从目前来说，北京此后相继建成的焚烧垃圾发电厂稳定产电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一年四季的垃圾成分不同，每个地区的垃圾也不一样，而发电量的大小要取决于垃圾进炉焚烧后产生的热值，所以产电量的高低并不能确定。

在韩志明看来，垃圾焚烧发电的好处显而易见：不仅能够获得电力，还可以把固体垃圾的体积减少90%，重量减轻75%，同时很多废弃物的毒性在高温焚烧之后也大大降低，实现垃圾处理三化目标。因为北京土地资源有限，垃圾焚烧是适合北京的垃圾处理技术。

另外，采用焚烧发电资源回收利用效益相当客观。按照发热值比较，我国每年产生的1.5亿吨城市垃圾约相当于3000万吨标准煤，约为目前全国标煤年产量的2%。有分析认为，一座城市的垃圾，就象一座低品位的“露天煤矿”，可以进行无限期的开发，而开发使用最经济有效的办法，就是垃圾焚烧发电。

威立雅一直希望参与北京的垃圾焚烧发电运营。在采访中，穆桥石对记者提到，垃圾处理的实施一直是各国政府管理改革的重要话题，比如法国比较倾向于由政府委托企业进行设施的运行，英国注重民营化投资建设，而德国传统上采用政府投资政府管理，可是近年来私有化的趋势非常快，目前已经有50%的城市垃圾管理民营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采访中，一位长期进行垃圾产业化研究的金融界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垃圾发电产业已呈竞争格局：外资试图进入、内资大企业垄断竞争、小企业试图以价格战抢夺市场份额。对所有希望进入这个产业的人来说，激烈竞争就意味着市场趋于成熟。就记者了解的情况，目前国内垃圾发电市场占据主要地位的几家企业所具有的共性是：资本实力雄厚、进入时间早、具备投资运营垃圾发电项目的充足经验。最重要的是，他们都能相对成熟地解决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结合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垃圾焚烧发电是最贴近垃圾处置的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三原则。发达国家垃圾焚烧发电占垃圾无害化处理的比例已普遍超过80%，垃圾发电在这些国家已是成熟的产业并进入了产业化、市场化的成熟期。

当然，正如穆桥石对记者提到的，在垃圾产业化这个竞技场上，拨动天平的不光是市场的砝码，更重要的是政府对涉及这方面的产业政策执行力度到底有多大。

解困之二：从处理到管理

在采访中，杨智慧处长多次强调了“综合处理”这条途径。他认为，应该转变观念，把垃圾当成资源把垃圾处理当作兴光产业来对待，除了利用如焚烧、填埋、堆肥等工艺的有机结合以外，更应该用恰如其分的“管理”来解决北京的垃圾问题。比如从源头控制分类回收，就能很好地做到减量化。

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王伟教授提到，解决北京垃圾困境，目前最重要的不是投资，而是管理体制的健全和落实。这个体制包括监管体制、老百姓法律意识和环保意识加强、政府诚信等方面的内容。王伟认为，目前北京市政府在监管体制上投入尚显不足。

在王伟看来，解决无害化问题就是解决垃圾出路问题，目前北京垃圾资源化存在二次污染的问题，如果忽略外部成本来谈资源化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他认为政府在考虑资源化道路时必须考虑到是否真正的资源化，还是在资源化的同时消耗了其他资源，以其他资源损失换来的资源化。

在采访中，王伟特别提到，由于成本问题，很多垃圾拾荒者把北京垃圾运到河北附近去进行二次加工，二次加工的过程中，不仅污染了当地环境，还不断使由这些垃圾回收制成的劣质产品进入北京市场，这样的恶性循环是可以通过强化垃圾管理来减轻的。王伟提到，从源头减少垃圾产量的问题，潮州的贵屿村就做得很好，可供其他地区借鉴。

“与其忍受巨额投资大规模兴建垃圾处理厂，而且还要长期背负着运营负担，为什么不直接减少垃圾的产生呢？”王维平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北京市垃圾的根治方式。“我们应该从源头上减少北京市垃圾的产生，这里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就是限制产品的包装。”王维平说。此外，王维平表示北京市现在实施净菜进城、重视旧货交易和废品回收也是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重要手段。

王伟认为，对于一些生物质垃圾，如餐厨垃圾、果蔬垃圾、粪便、污泥等而言，可以在源头进行综合管理和处理，变废为宝。他认为，这些垃圾中的易降解有机物是造成卫生填埋、堆肥化过程产生大量恶臭、高浓度渗滤液，以及温室气体等二次污染的主要原因，而其高含水率的特性，导致垃圾热值偏低，又成为焚烧过程中二恶英排放控制的重要障碍。而另一方面，生物质废物中潜在着大量生物质能，其高含水特性又为其生物质能转化为沼气提供了条件。

王伟认为，如果能够采用分类收集，集中处理的方式，将生物质废物从北京市生活垃圾中分离出来。通 过开发以高固体厌氧消化技术为手段、以能量资源化为核心的新型高效垃圾处理与利用技术，就能实现北京市生物质废物的有效处理和资源的高值利用。目前由北京环卫集团、北京健坤伟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联手开发的生物质废物资源化示范工程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据悉，这项工程的实验在深圳已经已经宣告成功，据说参与的一家企业轻松赚取了上亿元。

对于二王的呼声，赞成的企业是一浪高于一浪。

刘伟是北京奔骥经贸有限公司总经理，他的公司也是北京市惟一一家正规回收炼制垃圾油的企业。刘伟告诉记者，如果政府再不加强监管，如他们这样的正规军就要破产了。目前，刘伟的公司处于强烈的“饥饿”状态：现有的系统每天能处理垃圾油800吨，可是现在每天处理不到60吨。即便是60吨，每个月也不会超过5天。究其原因，刘伟承认受到大量“游击队”的冲击，这些人用高价收购饭店的垃圾油，刘伟的公司和一些宾馆建立了很好的合作，每年向每个宾馆缴纳2000元的收购费，就可以把垃圾油运走。而据他所言，目前市场上的不正当竞争越来越激烈，有些饭店已经收到了5000元一年，这是奔骥公司无力承担的。其次，刘伟公司按照环保达标的要求处理一吨垃圾油成本大约为500元，而游击队们成本远不到他的十分之一。

“我认为政府应该出台相应政策，强制饭店把餐厨垃圾交给有资质的企业处理；另外，政府应该加强餐厨垃圾处理的环评建设，通过环评了再给进入许可证。”

盈创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岩肯定了刘伟的呼吁。2007年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赵岩就曾提到，对于他们这样做循环经济的企业来说，垃圾分类处理是至关重要的，而这需要政府保驾护航。赵岩的公司拥有一条世界单线产能最大的回收利用废旧聚酯生产作业线，主要进行废旧可乐瓶的循环再生产。他们的目标是三年内实现回收50万吨废弃聚脂瓶，实现产值50亿，为国家节约宝贵石油资源300万吨的目标。对赵岩而言，目标不难实现，最大的瓶颈就是回收问题。“同样一毛钱的回收价格，和拾荒者相比，我们势单力薄并没有优势。如果政府能够建立一套完善的分拣系统，我们就能吃饱了。”

和两家“饥饿”的企业相比，北京花乡花木集团绿色枝叶垃圾处理厂的日子好过得多。据该厂王厂长介绍，这是北京市第一家以处理城市绿化垃圾的企业，他们主要利用生物快速堆肥技术来实现绿色垃圾的综合利用，从源头减量开始，已经建立了一套可循环生产系统，不仅为丰台的公园、生活社区的绿化垃圾消纳减轻了很大负担，同时也解决了因垃圾过多而造成侵占土地、污染水体、大气、土壤，影响人体健康及市容市貌等诸多问题，处理生产出的成品也作为大部分草花的专用基质，并可制成颗粒肥销往全国各地，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王厂长告诉记者，要实现垃圾的综合管理，只靠政府远远不够，甚至主要的工作也不能由政府来承担，而应该遵循责任分担的原则，政府、企业、公众都是承担责任的主体。其实，建立这个系统并不是很难，很多企业都愿意做，公众的环保意识也日渐加强。政府应该只从立法、监督、处罚三方面努力，剩下的事情都交给企业去做。他认为，虽然北京系统管理的操作体系还没有建立，但从政府决策和行动看来，解决垃圾问题已经摆在了很重要的位置，系统管理的思想已经初步形成，接下来就是怎么操作的问题了。

王维平认为，人类与垃圾的关系分为四个阶段：自然净化、堆放污染、末端治理和减量化资源化阶段。如今北京正处于第三个阶段，应该提倡进入第四阶段，这意味着，如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应该从源头控制垃圾产生，而不是大量修建焚烧炉，在末端徘徊不前。

■ 记者手记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道理好说，但如何把这些资源放到合适的地方，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有两点感触最深：一是接受采访的专家和企业都很看好北京垃圾处理巨大的商机；二是政府在垃圾处理问题上工作思路很清晰。

北京市发改委环境与资源综合利用处杨智慧处长向记者阐述了北京市构建现代化垃圾处理体系的思路：今后北京市垃圾处理将以包括焚烧、堆肥、填埋等方法在内的综合处理为主，同时加大科技公关力度，探索垃圾收费及补偿新机制，改革完善环卫设施运营管理体制；逐步建立起城乡统筹、布局合理、技术先进、集中处置、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的现代化生活垃圾处理体系，实现北京生活垃圾处理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杨处长还用数据勾勒了一幅2010年北京垃圾版图：十一五期间，全市新建生活垃圾处理设施23座，改扩建3座，形成焚烧处理能力7200吨／日，堆肥处理能力8050吨／日，填埋处理能力6050吨／日。另外，“十一五”期间将陆续关闭8座垃圾处理设施。到2010年，全市共拥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32座，处理原生垃圾总能力18395吨／日，城区、郊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分别达到99%、80%。

政府对垃圾问题的重视及“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的原则，显示出北京垃圾处理市场存在的巨大商机和良好的前景。垃圾无害化处理是市政公用事业，需要政府承担服务责任；资源利用可以在无害化的基础上获得商业利益，可以产业化运作，但这种运作也需要政府的监管和引导。在采访中，很多企业把垃圾处理产业形容为“巨大的金矿”，他们认为，不论进入垃圾处理的哪个环节，都有可能产生巨大的财富效应。

由于垃圾处理首先是一个事关公众利益的事业，所以垃圾处理厂的选址、建设和运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公共决策过程，需要政府、公众、企业包括媒体做大量的沟通工作。围绕六里屯垃圾填埋场的多年争端，就说明了其中的道理。

我们有理由对北京垃圾处理行业的发展持乐观态度，但是我们也要对其中的复杂性做好充分的准备。机会将向那些有备而来且能持之以恒的企业打开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