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拿出更大的魄力全面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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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两年多前，世界经济处于金融危机漩涡之中，中国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受到一定冲击，暴露了中国经济内需不足的结构性问题。当时的《投资者报》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封面文章，呼吁政府全面减税，以刺激民间经济活力、提高民众收入、改善经济结构。

两年来，我们对减税话题的关注和讨论从未停止，因为我们认为，决定经济长期稳健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民众参与经济的动力，只有减轻民众的税收负担，减少民众在赚钱和消费中的税收阻力，才能让市场经济改革的成果不断扩大，而政府高速增长的财税收入，反倒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负担。

令人遗憾的是，政府应对危机的策略与我们期望的截然相反――非但没有减税，反而让财政收入远高于经济和居民收入增速，让“四万亿”投资和天量信贷拉动经济――由此产生的后果便是GDP增速保住了，但房产泡沫、物价飞涨、民间信贷危机、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随之而来。

很显然，上一轮金融危机时服下的猛药不能再喝第二次。当世界经济面临二次探底风险时，中国正面临种种“救市后遗症”的困扰，曾经一试就灵的宏观调控手段（其实更多是微观干预）大多不管用了，因此，政府不得不正视现实，考虑在减税问题上做点什么。

10月26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开展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决定包括，从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取消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并新增11%和6%两档低税率，以解决这些行业重复征税问题。并且，这种税制改革在条件成熟时，还可选择部分行业在全国范围进行试点。

这种试点，也许是政府实施宽松财政政策的开始，换个通俗的说法，政府开始考虑给实体经济营造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

在讨论经济政策的语境中，“宽松财政政策”一直存在某种程度的误读，许多人都认为所谓“宽松”就是政府大手笔花钱，在公共设施和基础建设方面进行大规模投资（当然也包括在社会保障等公共福利上的投入）。但实际上，宽松财政政策的实质是“社会宽松”而非“政府宽松”，是指通过减少财政收入、降低社会负担等手段，刺激社会总需求的增长。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政府近期的量化宽松政策，几乎都以减税为中心，旨在减轻民众和企业的负担，激发消费和经济活力。相反，紧缩的财政政策，是指增加财政收入和减少财政支出以抑制社会需求总量，实现经济降温。

常理上说，经济不景气时应该“松”百姓“紧”政府，但现实是，在上一轮经济探底过程中，不论是财税还是信贷，都在“松”政府“紧”百姓――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使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快速流入政府，天量货币扩张更让政府手握重金却让老百姓的钱贬值。

这种有意无意地对“宽松财政”的曲解，让老百姓产生一种“政府很大方”的幻觉，殊不知这种宽松的本质是政府对自己太大方，而由此带来的政府与民争利、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过高，成为抑制经济活力的重要原因。

将在上海试点的增值税改革，让久议不决的税制改革有了实质性进步，而且，如果改革未来能在全国的运输和服务业推行，一方面可以降低商品物流成本使消费者直接获益，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服务业的获利空间，使之获得更广泛的发展。重要的是，实施税制改革的行业是民营经济的主要发展领域，改革将刺激民间的创业和投资，为民众就业和收入增长创造空间。

减税是经济最好的强心剂，其给企业带来的激励和给消费带来的刺激，给经济的正向影响，远高于在公共领域的大规模政府投资，其中的道理并不高深，也无需复杂的经济理论证明，纵观中国历史上历次社会大发展，几乎都与当时“休养生息”的减税政策直接相关。

上海的税改试点是个好苗头，被当做“进一步推进结构性减税的开始”。但“结构性减税”却是个模棱两可的概念。从字面上，可以把它理解为减税，更可以把它理解为“有增有减”的税收结构调整，甚至增多减少――否则，结构性减税2008年就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为何税收占GDP的比重，只增不减呢？

结构性减税，很容易成为在减税问题上避实就虚的托词。解决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需要全面刺激内需、刺激民间经济活力，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减税――真正的减税，减少税收总额及其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

增值税和营业税两税占了中国税收总收入的40%，两税合并的改革已经触及了税收体制的核心，既然如此，何不用“全面减税”的概念替代“结构性减税”的说法？毕竟，人们更希望看到政府对待改革的透明和魄力，而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