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背景下的国际文化传播与语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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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加快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呼声也越来越强。作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一环，我国的对外文化传播事业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多重困难。要想提升汉语及汉语文化在国际上的威望，我们在加强汉语文化产品创新的同时，必须重视国人的汉语文化教育，并且在我国的外语教育中注入中国文化内容，让全民成为孔子学院之外的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文化建设；文化传播；国家文化软实力；文化产品创新；语言规划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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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语言文化和文化交际语言产生的重要意义，除了能够使原始人类进行复杂的实时交流以应对危险多变的环境外，还能够将时间系统代入到对客观世界的描述中。于是，人类可以记录了，经验也随之累计增长。当人类发现口头语言已不足以更长久的记录更多的信息时，文字也应运而生。当人类积累的信息越来越多，甚至人类开始用语言来描述思维、来进行抽象时，这种信息便在更大的范畴内升华成一种文明，或文化，这对于人类后代的繁衍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有理由去相信，原始状态下，地理位置的相同或相近会导致生活资料的相同或相近，进而导致区域内文化的相同或相近。文化差异明显的两个人类群体发生交集基本上有两种情形：强势群体向弱势群体的主动征服和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的主动趋同。前者是入侵，后者是学习，目的皆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料（包括资源和生产技术）。侵入过程中，强势群体为使弱势群体服从施令以维持统治地位，首先要强迫弱势群体学习自己的语言；学习过程中，弱势群体为掌握强势群体的生产技术，也必须要先学习强势群体的语言。或许，从原始意义上讲，不同语言间的交流起源于生活资料的竞争。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精神文明不断发达，语言交流上升至文化交流的阶段。但是，文化交流的目的也毕竟是学习以自强，所以竞争的本质难以消除。
二、现代世界的文化交流与语言政策
上述关于语言和文化交际的分析或多或少存在推测的成分，毕竟，语言和文化的演变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远远超过人类认知和记载能力。然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现代学者所公认的，即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既记录文化，又创造文化。不仅如此，语言与文化还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在当今世界军事、科技、经济竞争激烈的背景下，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被凸显出来，很多国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的发展策略。在中国跃居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形势下，很多学者开始关注并呼吁我国“软实力”的建设。“软实力”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的，指“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是一国综合实力中除传统的、基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硬实力之外的另一组成部分”[1]。与军事、经济等具有阶段性强大作用的“硬实力”相比，软实力的作用更具有“长久性、持续性”，“可以影响国家的长远发展”[2]。对外文化输出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而文化输出是文化交流中带有主动竞争性质的一个传播方向。从竞争角度来看，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是扩大国际影响力，而国际影响力扩大又可直接促进世界范围内的财富与资源聚拢。因此，文化传播尚未能逃出国与国之间的竞赛主题。当然，随着世界文明的整体进步，人类在文化交流过程开始致力于多极世界的发展建设，这也是文化传播的必然积极结果之一。
语言规划是指一国对某种或某些语言的倾向性规定，如指定官方语言、广播媒体语言、教学用语言等。语言规划的作用范围看似只限于一国国内，目的是为了在国家的意志和精神层面实现统一，其实它还必然的影响到本国语言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不仅如此，语言规划还关乎外来语言对本国语言带来的竞争和威胁。语言是文化的输出工具，所以语言政策的制定决定了文化输出的质量和战略前景。
一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的使用，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世界地位的全球显现。罗马帝国时代的拉丁语、大英帝国时代的英语和当今美国“霸主时代”的英语都是“国强则语盛”的典型实例。上述三者分别对应了强势群体的征服、殖民、渗入三大扩张策略。与它们都不同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儒家“仁政”和“王道”的哲学观点来主宰政治统治，而“王道”正是国家软实力的象征。中国文化底蕴里“和为贵”的思想注定中国不会在当今世界称霸，然而，积极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采取文化对外传播这样的“和平性攻势”，是在外来文化大举泛滥情况下所必需的防守性措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性工程，面临着来自国家外部和内部的多种不利因素。因此，我们需要在积极发展对外文化传播事业的过程中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发现问题，调整思路，迎难而上。
三、当前中国文化对外输出面临的外部压力
1. 汉语语言文化的深奥本身不利于对外传播
英语为什么会在当今世界盛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语法逻辑比较清晰简明，适于作为一种世界各国之间交流的工具。当然，这不能说明英语很容易学会。中国人觉得学英语难，恰恰是因为日常汉语语法过于模糊而使我们习惯性的忽略了语法逻辑。有些时候，汉语只需要将信息松散的罗列出来，中国人便可在头脑中自然“领悟”其中的信息、情感、结论等。例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这样的经典古代文学，其文化价值与意义正是蕴含在“不言中”，而外国人却由于文化差异而“猜”不出或根本不会去猜其深层含义。汉语文化是一种温性、含蓄、深层的文化。这种特性本身就不利于对外传播。况且只是简体汉字的书写就已经难倒了无数外国人，要想使外国人从中国汉字的表层深入到中国文化的深层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中国人试图将汉语文化翻译成外语传播出去的时候，又考虑到被传播者的语码习惯，将含蓄的内容进行简化甚至省略，这无形就又对本身难以送达的文化大打折扣。
2. 孔子学院的传播能力有限
自2004年第一个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成立以来，我国已经在全世界106个国家的350多个教学机构落户了孔子学院。孔子学院成为了中国在全球推广中华文化的最主要力量。然而在全球汉语热的背后，我们冷静的看到汉语推广的现状与我国的预期、与英语的推广效力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中国政府在2004到2012年8年间在这一项目上的投资已超过5亿美元，但是孔子学院还是“难以做到盈亏平衡”[3]。国内媒体宣称截止2010年底全球有1亿学习汉语的外国人，相比之下，全球有20亿人在学习英语。美国出品几部好莱坞大片就可以让整个世界随之疯狂一段时间，这种电影不仅收获了票房，而且还输出了科技、文化、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不仅如此，美国不用在海外投资任何英语教育机构，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自行”学习英语，学习程度之狂热，更加反映出汉语推广之冷清与被动。孔子学院的体系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但教授的内容还是局限于“入门级的汉语”和“太极拳等贴有中国文化标签的兴趣活动”，以孔子冠名的传播机构里，除了孔子的塑像画像外，甚至“没有能够反映孔子的思想和中国文化精髓的作品”[4]。
3.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层次较低
外国人感兴趣的中国文化元素我们大都可以猜到：功夫、丝绸、茶叶、瓷器、中国菜等这些符号化的内容。通过这些“快速文化消费品”，外国受众只能了解到中国文化的一个侧面而无法触及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核。据有关学者对美国和泰国的一些孔子学院学生的调查[5]，国外青年对兵马俑、茶叶、中国菜等的兴趣强烈且认知较为正面，而对中国人的中庸之道等思想持中性态度，对中国制度文化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则比较抵触。由此看来，国外民众对于我国文化的感知停留在一个较浅的层次上。我国也努力在对外文化传播中对此现状进行改观，但因“创意匮乏和缺乏再创新”，导致我国文化产品“对西方民众缺乏吸引力”[3]。那些在国际上获得评价较高的中国电影、文学等作品等，却又大多围绕中国文化与社会中负面或消极的一些主题，这迎合了西方的猎奇心理，却没有最客观真实的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我国对外文化传播向深层发展的前景仍然比较模糊。相比之下，《花木兰》、《功夫熊猫》这样的美国大片在对中国元素进行了西方文化再注入和再创造之后却在中国大卖特卖的现象频频出现，这的确值得我们对母语文化的发扬策略进行认真反思。
4. 国外有色眼镜对中国文化传播的阻力
“中国”是国外针对中国快速发展而一贯鼓吹的言论。对于中国文化这样的外来文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势力肯定要百般阻挠。例如，孔子学院教授的内容都是基于简体中文的，而简体中文是在以中国大陆为主的地域广泛使用，繁体中文主要在台湾地区被广泛使用，于是就有评论认为“这有助于中国大陆在国际事务中实现对台湾的边缘化”[6]。再如，孔子学院是由中国政府资助和管理的教学机构，这也成为国外对其攻击的一个靶子。《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的一篇文章对此进行了调查，虽然最终并没有找到中国政府干涉孔子学院教学的证据[7]，但孔子学院的官方背景一直让国外舆论耿耿于怀。另一篇《外交官》中的文章在采访了中国学者、记者和孔子学院的负责人后，也没能找出证据来说明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进行“宣传布道”的工具，但这篇文章反而指出，孔子学院的教材限制了和人权问题的课程内容[8]。不仅如此，美国还对孔子学院的学术资质、“间谍嫌疑”等进行调查，极大的阻碍了孔子学院的正常发展。
四、对外文化传播受阻的内部因素
1. 汉语教育水平必须提高
中国的小孩子从生下来，母语汉语还没学会就已然开始学习英语了。九年义务教育中，全国不少地方从小学就开设英语课，而语文课从高中之后就退出了课堂。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怪现象？一是汉语的学习时间受到挤压。小学阶段的汉语教育就开始受到忽视，汉语学习的时间比例随着教育阶段的进阶反而越来越少，大学教育更是很少开设语文课程。二是当今社会中国人的母语意识严重淡化，“重外文轻母语”[9]：到了大学及研究生教育阶段，高端学术论坛必须是英语的，高端学术期刊必须是英语的，权威的科技文献资料也必须是英语的，有的高校甚至在师资等软件条件不现实的情况下开设以英语授课的理工科专业课程。这样下去，本身就受到排挤的汉语终将退出科技学术舞台。三是汉语语文教学的模式太过老化。“字词句”的课堂手法只是教会了学生最基本的母语表达，完全没有传授运用汉语进行高层次论述的技能，而这恰恰是高等学术教育中最需要的内容。传统古代文学的学习也只停留在以应试为目的的背诵和表面理解的层面。高考一过，古代文化就丧失了生存空间。如果汉语教育不能首先在国内建立起母语的威望，不能提高汉语的高层次应用，不能从应试之外的手段来弘扬汉语古文化，那么我们便丧失了文化对外传播的立足之本。
2. 英语教学中的汉语文化缺失
上文提到孔子学院的对外传播能力有限，不是每一个外国人都有机会到孔子学院进行学习。那么，当外国人想向身边的中国人了解中国文化时，这些接收了多年英语教育的中国人能够准确流畅的将中国文化元素讲明白吗？恐怕不能。英语教学中的母语文化缺失导致很少有人能说出“旗袍”、“轿子”、“易经”等典型的中国传统词汇[10]。面对“为什么学英语”这个问题，恐怕回答最多的是“出国”。于是中国人学英语讲究原汁原味，学习的是欧美文化，为了是“入他的乡，随他的俗”。很少有人从“把中国文化带出去”的角度来学习英语。不仅如此，“中国文化失语症”使得有着相当英语水平的中国学者在英语交流语境中不能显示“来自古文化大国的学者所应具有的深厚文化素养和独立的文化人格”[11]。我国英语教育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过分注重目标语和目标语文化的输入，忽视了母语文化的注入，不仅阻碍了英语学习者成长为潜在的对外文化传播者，更灌输了过多的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严重影响了学习者的文化价值取向。
3. 外语教学语种单一且教学质量低下
在中国，“外语”一词曾一度“特指”英语，并且在当今大多数国人的心目中，外语也还是指英语。其它外语，一律称为“小语种”。截止2011年，全国高校的英语专业点达到1000多个[12]，几乎是所高校就一定要有英语系和英语专业。仅2002年到2005年英语专业点就增加近一倍。这么短时间内培养出来的师资人才也很难保证质量。事实上，我国英语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并不乐观，一方面由于英语专业大量扩招，另一方面单纯学习英语的学生很难满足社会各行各业对专业背景知识的较高要求。外语教学语种单一还会导致国家安全隐患。美国20世纪的教育改革几乎都与“国家安全”有关。美国政府认为掌握多门语言对国家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美国“每年会为中学和大学投入数亿的资金让学生学习英语以外的语言”[13]。中国的外语教学语种单一且教学质量低下，这反映了英语已经对我国的语言教育产生了严重干扰，英语占领且浪费了过多的外语教学资源。不仅如此，语种单一还使我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五、从汉语和外语语言规划来寻求对外文化传播的出路
如何抓住我国国力蒸蒸日上的大好时机寻找文化输出、软式力提升的突破口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国内的汉语语言教育和外语语言教育中存在着诸多不良因素，这些因素间接却又根本的阻碍了我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因此，我国应该从语言教育规划方面进行尝试，以弘扬中国文化和提升汉语的威望为目标，对语言教育的内容和侧重点进行改革调整。
1. 保证汉语的教学力度，提高汉语的交流层次
要想提高汉语在国际交流中的威望，首先要保证汉语在中国国内的地位得到提升。虽然我国在法律上规定了对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推广，但这仅仅涉及到语音和字形两个方面。一种语言能否在国际上流行，还取决于它的语法和逻辑是否简明易学。与英语不同，汉语的句法依靠“词序和语义关系”来表达，又因其“句法结构缺乏形式标志”，“必须依靠意会的手段”来理解[14]。要成为国际通用语，汉语在语法易学度上就已处于英语的下风。汉语语法本身就很难掌握，而我国的基础语文教育中又没能对其进行强调，反而是对英语语法进行细致入微的讲解，这等同于一开始就放弃了汉语作为高层次交流语言的机会。所以，我国有必要对汉语语法规范进行研究，从基础教育开始，不仅推广标准的字音和字形，还要推广标准的句子和篇章。只有通过推广逻辑分明、语法严谨的汉语，汉语才可能成为学术、科技等高端领域的交流语言，才能与英语在世界上并驾齐驱。眼下，我国对英语进行“弱化”的高考改革和重燃国人“汉语热”的《汉字听写大会》都引起了民众广泛的参与和讨论，这是我国语言规划健康发展的可喜表现。
2. 发展汉语通俗文化作为对外传播的突破口
汉语语法难，中国人尚不好把握，外国人更不易学会。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人尚需“悟”才能得其精髓，外国人更不可能在孔子学院的短期学习过程中将其理解。根据文化传播理论，要想达到预期的文化传播效果，传播者需要“认识到传统双方在文化上的差异”，然后根据差异来“调整自己的传播方式”，才能保证信息的畅通传播[1]。既然国外受众更容易接受相对简单直观、可以直接体验的中国元素，如功夫、服饰、烹饪、民俗文化等，我们大可以此为突破口，对其进行创新发扬。国产电视剧《甄嬛传》作为国内的“大众文化流行产品”[15]，不仅在台湾省、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热播，美国的一家公司也购买了其英文播出版权，主演孙俪也因此获得了美国广播电视界最具权威的奖项国际艾美奖的提名。更有甚者，国外网站上除把《甄嬛传》翻译为“e BacPalace： Legend Of Zen uan”，更有直接按拼音译为“ou Gong Zen uan Zuan”者，这无疑便是对汉语语言的传播。《甄嬛传》为何能在国内外引起如此反响？究其原因，它不仅将宫廷礼仪、服饰、香料、中医药材等中国元素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元素”，更采用了“职场叙事”[15]的现代商业片模式。这就是通俗文化创新的实例。这种制作推广模式为我国的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方向。
3. 外语教育中注入中国文化，使全民成为汉语文化的传播者
我国现在的外语教育，特别是英语教育中存在一种“自我殖民”[16]的危险倾向。中国青少年在学习英语语言的同时，不可避免的被西方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所影响，很可能产生母语文化自卑感和西方文明全盘优越的思想。不仅如此，大多数英语教师在国外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染，思想意识有着相当程度的西化，进而在英语教学实践中不自觉的对西方文化进行宣传。长此以往，中国将无法改变文化“入超”的状况。要扭转这一局面，首先，英语教师要清醒的认识到世界各国文化的客观差异，坚持自身的职业使命，培养学生对文化进行深层独立甄别和思考的能力；其次，要从教学大纲、教材、考试等方面重新组织科研论证，向英语教学中输入同等重要的中国文化元素，通过学英语，让学生不仅去了解世界，更让他们去向世界描述中国、描绘中国文化，让全民都成长为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使者。
4. 发扬中国英语，通过中国英语来传播中国文化
中国英语是英语在中国的本地化，应该在世界上拥有其合理的地位。“中国英语”不同于“中国式英语”，“中国英语”是指：“以规范的英语为依据的，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的再生等创造性的手段来传达中国特有的文化、事物或观念的英语，它是有中国特色的英语的变体”[17]；而“中国式英语”是指不符合英语语法而导致交流障碍或矛盾的英语，如“good good sudy， day day up”等。林语堂是运用中国英语将中国文化推广到世界的典范，他在《京华烟云》中用“西方接受并喜爱的一种特别的英语表达中国风情”[18]，如书中直接用语音指代“laoye（老爷）”，“saoye（少爷）”等显示尊卑关系的称呼，又如“red envelope（红包）”、“appy even（喜事）”等富含中国习俗的词汇，再如“a socsanding among a group of ens（鹤立鸡群）”、“illing a cicen as a warning o e moneys（杀鸡给猴看）”等一些完全按照汉语直译但又传神的成语。这种将汉语的读音、词汇、和文化思维直接表达给世界的方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证明中国英语有着蓬勃的生命力。因此，在当代英语教学中，教师不应将学生的“中国英语”笼统否定而去追求完全西式的“地道英语”，中国英语恰恰给中国文化的弘扬带来了希望。
5. 继续发展国家硬实力才是文化对外传播的根本出路
虽然我国的硬实力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国经济也跃居全球第二，但我国与美国的差距还是巨大的。尽管我国出口产品中高科产品的比例迅速上升，如电脑，但电脑核心元件的制造工艺及技术仍然控制在美国手中，每一台电脑的成本里都包含了支付给美国的高昂的核心技术专利费，不仅如此，我国的电脑开发设计人员仍然要去研读用英文写成的daa see。“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些真理在眼下尤为适用。国外给孔子学院扣上“文化渗透”、“间谍活动”、“学术资质不够”等各种各样的帽子，归根结底是西方对中国敌视和歧视双重心态作用的结果。汉语要想成为高端交流的语言，中国就需要首先成为高端交流的场所，这就需要我国必须在科技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教育目的国”[19]，在于其世界顶级高等学府的背后是称霸世界的高科技。科技竞争力所拥有的号召力，才是一种语言成为强势语言的根本原因。
六、结语
在国际竞争持续激烈的当今世界，我国需要将语言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提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在对外汉语推广策略实施的近10年来，我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困难重重。对外文化推广不仅需要孔子学院这样官方带动的机构，更需要汇聚全民的力量。为此，我国不仅需要对语言规划进行调整，重新审视当今汉语和外语教育中显露的各种问题，还需要促进语言文化作品的创新，寻找对外文化传播的突破口。对外文化传播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任务。我国各个领域需要共同努力、负重致远，才能将汉语语言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繁荣与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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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ernaional Culural Promoion and Language Planning under
e Consrucion of Conemporary Cinese Culural Sof Power
Cen Mei-ua， Cen Xiang-yu
（Sc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eas Universiy， Nanjing， Jiangsu 211189， C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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