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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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贸易盈余和美欧持续的高失业率，将成为保护主义压力的来源。避免保护主义抬头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经济放缓立即结束，二是在失业率上升时避免汇率的严重错配。

最猛的贸易崩溃

2008年底，世界各国的对外贸易突然同时急转直下，下降速度为“二战”以来所未见。经过世界各地的学者研究，对这种现象的解释逐渐达成了共识：之所以出现贸易额的急速减少，是由于全球经济衰退使得许多采购活动突然被推迟，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和投资品，包括其零部件的采购。此外，国际供应链中出现的“组合效应”和“同步效应”，更让这种变化雪上加霜。

“贸易大崩溃”发生在2008年三季度到2009年二季度的时间里。此次的下降速度是世界贸易有记录以来最快的，并且是全球同步发生，造成了严重后果。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崩溃”。

――来得快，来得猛。

“二战”后全球贸易发生过三次大幅萎缩：1974年-1975年石油危机导致的全球性衰退；1982年-1983年遏制通货膨胀后的全球性衰退；2001年-2002年的IT泡沫破裂后的全球性衰退。每一次，全球贸易额都出现了三个季度以上的连续缩减。但近来的这一次是最猛的一次。

具体而言：1982年和2001年的两次贸易量下降相对较小，年同比降幅大概只有5％。1970年的那次降幅2倍于此，下降了11％。今天的情况则更糟糕得多，世界贸易流量连续两个季度的同比降幅达到了15％。经合组织(OECD)对其成员国的真实贸易量有月度统计，有过去533个月的数据，其中前七大月度降幅全部发生在2008年11月。

“贸易大崩溃”的下降幅度虽不如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但速度快得多。2008年11月之后的九个月，世界贸易的降幅已经与“大萧条”期间24个月的降幅相当。

――全球同步。

世界贸易组织(WTO)有数据在案的104个国家中，进口和出口在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上半年的时间内都出现了明显下降。

欧盟27个国家和其他的10个国家，进出口的下降总共占了全球贸易量下降的四分之三，所有国家的贸易量在2008年二季度到2009年二季度间的降幅都在20％以上，甚至达到30％以上。

2008年二季度，还几乎没有一种商品种类的世界贸易量出现负增长；但到了2008年四季度，负增长的占到了绝大多数；到了2009年一季度，已经无一例外为负增长。

――结构性差异。

贸易的崩溃是全面性的，但还是有必要区分大宗商品和制成品。矿物、石油等大宗商品的贸易量是从一个繁荣期迅速降下来的，速度比总体贸易量的下降速度快。原因与价格有关。

粮食、原材料，特别是石油的价格在2008年初迅速飙升，涨势于2008年中告终，这是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很久之前了。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制成品的价格，在这段时间内相当稳定。

由于粮食、燃料和原材料占全球贸易的四分之一，这些价格变动对于总体的贸易数字产生了很大影响。依赖于大宗商品出口的那些国家，特别是那些石油出口国，是出口下降最大的。

制成品贸易额的下降也很巨大，但主要原因是商品数量的减少。主要出口耐用消费品的国家出口也出现了大幅缩水。墨西哥既是石油出口国，又是美国的制造业供应链上的一环。因此是世界上贸易额下降最大的国家之一。

“大崩溃”因由

全球经济放慢导致了“贸易大崩溃”，“贸易大崩溃”又反过来助长了经济的下行，这共同导致了所谓的“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

经合组织成员国在这段时间内陷入了衰退，这些国家同时也包括了最大的进口市场：美国、欧盟和日本(所谓的c3)，这三个国家的GDP增长率基本上是同步下落。美国和欧洲的GDP负增长3％到4％，日本则严重得多。

――为何贸易下降幅度比GDP多这么多?

全球衰退的背景下，贸易的下降顺理成章。问题是：为什么会下降这么多?此前的四次衰退中(1975年、1982年、1991年和2001年)，世界贸易比EGDP的降幅大了4.8倍。

这次的倍数要远远大得多。纵观历史，这次的下降简直令人震惊。世界贸易与GDP之比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就显著上升，进入21世纪后有所停滞，直到2008年的“贸易大崩溃”。

上世纪90年代之所以出现快速上升，有包括贸易自由化在内的多种原因。但其中的关键动力是国际供应链的建立。制造业成簇状分布于全球各地，每一个制造业集群中的周边国家各自承担一定份额的增值。这种分布情况意味着，一个增值过程会涉及好几次跨境贸易。在一条简单的国际供应链中，进口零件转变为出口部件，再组装成最终产品，然后再次出口，所以贸易数字中最终的增值部分被重复计算了多次。

这样高度一体化和紧密同步的生产网络，是“贸易大崩溃”中出现的一些特点的重要原因。

――关于原因的共识。

国际贸易这种不同寻常的骤降，引起了全世界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虽然不是所有问题都取得了一致，但已经出现了某种共识。

“贸易大崩溃”可以看成是国际销售活动的巨大减少，所以经济学家们研究，到底是需求方的冲击，还是供给方的冲击，或者二者兼有。大家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共识：“贸易大崩溃”几乎完全是需求方的冲击引起的，虽然供给方的因素也有一些作用。需求方的冲击主要通过两个渠道来产生作用，这两个渠道各不相同，却能互相加强。

一个是大宗商品价格。2008年中价格泡沫破裂，大宗商品价格跳水，此后世界需求的疲弱又使世界经济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在这个过程中，大宗商品贸易的价值和数量都急速下降。

另一个是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雷曼兄弟破产后，世界市场的消费者和企业都选择了持币观望；只要是能够推迟进行的消费活动，私有部门的需求一概缩减。

不过，这种共识并不完整。一个问题有待解答：如果贸易的下降是由于需求的减少，为什么贸易的下降幅度远超过GDP的下降幅度?现有共识的解释是，需求冲击的同时，还产生了“构成效应”和“同步效应”，这几种效应互相作用，使得贸易降幅远超GDP。

――“构成效应”。

“构成效应”把需求冲击一种奇怪的特点表现了出来。需求冲击固然影响很大，但主要还是聚集于少数几种国内的增值活动，也就是那些可以推迟消费的商品、耐用消费品和投资品的生产。由于这些产品的需求骤降，导致所有相关的中间产品(零部件、化学品、钢铁等等)的需求也随之减少。“构成效应”观点的立足点在于，可推迟消费的商品虽然只占世界GDP的一小部分，却是世界贸易中的主要部分。总而言之，可推迟消费商品的需求突然下降，是造成GDP和贸易下降的一个共同原因，但由于“构成”上的区别，这对贸易产生了全面性的影响，对GDP的影响就要小得多。

――“同步效应”。

“同步效应”更直观地解释了“贸易大崩溃”如此

巨大的原因：几乎所有国家的进出口都同时下降。战后以来的三次贸易下降都没有出现这样高度同步的现象，为什么这次会这样?

这种惊人的同步性主要有两种解释。其一与国际供应链有关，其二与“大衰退”的最终原因有关。

供应链国际化的深入发展始于上世纪80年代，这种垂直一体化的生产网络具有“恰好及时”的特点，因此反过来也使得需求冲击能够迅速传导。即使在十年前，美国或欧洲消费市场的销售下降，都要好几个月才会传导到工厂，到这些工厂的供应商时间还要更久。今天，亚洲工厂时时“在线”。美国和欧洲消费者一犹豫，整个供应链几乎瞬时就会受到影响，然后它们立即就会减少生产和采购，贸易的下降在进口和出口同时表现出来。比如，2001年的贸易下降中，52个国家的月度数据显示，有39％的国家出现了月度的进出口双双负增长。2008年的危机中，这个比例是83％。

第二个解释需要联系一些背景知识，也有一些推测的成分(因为宏观经济学家还未对“大衰退”的原因形成共识)。要理解全球需求冲击对于可贸易商品的影响，我们需要对全球危机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次贷危机如何成为全球危机

“次贷危机”爆发于2007年8月。前13个月内，人们都视之为金融危机，只会影响到那些货币和监管政策有误的G7集团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

2008年9月，危机从“次贷危机”升格为全球危机。美国财政部允许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成为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这对全球的金融业形成了冲击，因为它们原来以为政府不会让任何一家金融机构倒闭。

从会计角度来说，其他许多金融机构实质上都已经破产，所以没人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银行停止相互借贷，信贷市场冰封。

不过，雷曼兄弟的倒闭只不过是那段时间内好几件“不可能事件”中的一件。其他还包括：

――大型投资银行不复存在，要么破产，要么转为“银行控股公司”。

――美联储向美国财政部借入850亿美元，用于为美国国际集团(AIG)这家保险业巨头提供贷款。

――美国货币市场基金严重亏损，甚至无法偿还其储户资本。

――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拿着一份区区三页纸的申请书，向美国国会请求拨款7800亿美元；至于这些钱将如何解决问题，他难以回答。

――此前一贯秉承自由放任的美国证监会，突然下令禁止银行股票的卖空行为，以求减缓金融机构股价的下跌。没有奏效。

――如一些学者指出，欧洲的银行大得没法倒闭，也没法挽救(它们的资产常常是母国GDP的好几倍)。

――美国国会对保尔森语焉不详的计划说“不”，提出了自己的另一个版本。人们看到美国政府这种莫名其妙的行为，产生了巨大的不安全感。行为经济学的大量研究表明，人们处于对某种未知的恐惧时，倾向于极度厌恶风险(这与人们面对风险时不同，比如在纸牌游戏中，所有的后果都能够列举出来，并分别计算出概率)。人们就是在这样一种茫然失措中度过了2008年的秋天。

全世界的消费者、企业、投资者，在这个时候都决定持币观望――推迟那些可以被推迟的采购和投资活动，直到他们对现状的恶劣程度有所理解。采购和投资的延迟、资产负债表的调整、财富向最安全资产的转移，使得金融市场如同得了急性心脏骤停。

“恐惧因素”在全球以互联网的速度传播。消费者、企业和投资者都担心他们马上就要看到一个“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此时他们做出了类似的决定：搁置耐用消费品和投资品的采购计划，取消奢侈的假日和休闲旅游。雷曼兄弟的倒闭在全球上演了一幕同步的持币观望，这样的事件是以往的世界贸易萎缩中没有的。

几个导致贸易和GDP减少的关键原因：

――恐惧因素通过电子媒体迅速传播，传导是全球性、即时性的。

――需求冲击对GDP和对贸易同时产生影响。“可推迟”产品的生产和贸易首当其冲，且程度最大。

一系列的迹象都印证了以上的解释。首先，全球服务贸易总体而言并没有“崩溃”。有意思的是，旅游业是少数几个确实“崩溃”了的服务贸易部门之一，因为旅游说到底还是“可推迟”的。第二，宏观经济学家对于此次危机传导机制的调查说明，通常的几个传导向量(货物贸易、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危机传染效应等)，都不是此次全球收入同步下降的原因。

供给方效应

雷曼兄弟所引起的“金融骤停”，使全球信贷市场陷入冰冻，并通过国际贸易中各种起了作用的专业金融工具(如信用证等)，迅速向外扩散。“贸易大崩溃”之初就有分析人士预测，贸易信贷融资的缺乏会加剧贸易的萎缩。

这种供给方冲击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对于1997年亚洲危机以及历史上几次银行危机的深入研究，都提供了信贷环境能够影响贸易流的可信证据。不过，有研究发现，全球贸易融资的下降并没有对贸易流产生重大影响。虽然全球信贷市场总体上是瘫痪了，但大部分的贸易融资只是略微下降。美国的跨境银行融资是各种类型的银行融资中最早复苏的。简而言之，贸易融资顶多只在全球贸易骤减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

供应链的国际化，可能是供给冲击的第二个来源一

可以想象，需求明显下降的同时信贷环境恶化，大量贸易公司会陷入破产。既然供应链是一个链条，只要少数几个环节破产，就能让整个链条受到抑制。

但有研究证明。这样的毁坏此次并未发生。比如，通过区分“内涵型”和“外延型”的贸易利润，也就是将贸易量的变化分解为已有贸易关系中的销售额变化(内涵型)和贸易关系的数量的变化(外延型)。如果说上述的供应链影响对“贸易大崩溃”起了主要作用，那么外延型的变化应该很重要。然而，研究发现，“贸易大崩溃”主要是内涵型的变化引起的，也就是已有贸易关系中的贸易量变化。贸易下降的原因是企业已经在销售的产品销量减少，而不是外延型的那种贸易关系的减少。这可能是发生了“贸易滞后”(hysteresis in trade)，也就是由于市场进入成本巨大，企业在受到暂时性的冲击时不愿退出市场，而只是减小了产量待情况好转。

供给冲击还来自于保护主义，已经有许多人将保护主义称为“贸易大崩溃”的原因。许多国家的政府在危机后都出台了一些保护主义的措施――2008年11月后几乎每隔一天就有一个G20国家打破不进行保护主义的承诺。但这些措施涉及的产品只占全球贸易的一小部分。目前看来，保护主义并不构成“贸易大崩溃”的主要原因。

前景与启示

2008年的贸易萎缩非常突然，那么也许贸易的复苏也会同样迅速。如果恐惧因素造成的贸易下降是“贸易大崩溃”的主要原因，那么信心因素造就的需求回暖同样能使贸易回复强劲增长。如果这完全是一个需求问题，就不会有什么长期的损害。

贸易回暖的迹象已经很明显，现在没有人怀疑贸易已经停止萎缩。问题是，贸易的复苏会持续下去吗?没有人知道世界经济未来会以什么方式复苏，而这是贸易

回暖的关键。不过，我们不妨将全球经济危机理解为两个不同危机的组合：一个是过度负债的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的银行及资产负债表危机，一个是大部分其他国家的期望危机。

对美国、英国和其他一些G7国家而言，次贷泡沫产生的危害还未完全消退：它们的金融系统仍承受重压，仍面临着银行借贷停滞、企业债券的担保等诸多问题。中央银行对资本市场的直接干预是这些国家经济复苏的托力。危机――具体说是次贷危机――对这些国家的损害是长期的。在所谓的“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时期，这些国家的银行、企业和个人普遍过度借贷，现在他们只能减少消费和投资来调整它们的资产和负债。结果是，它们或许会重蹈日本“失去的十年”。

然而，对于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这不是一场金融危机，而是一场贸易危机。许多国家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都实行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财政刺激，但这些国家的银行和消费者的处境相对而言要好得多，他们没有像一些G7国家那样，在2001年-2007年期间过度借贷。关键问题是，G7国家金融体系受到的这种损害，是否会阻碍需求的恢复和信心的重建，从而影响投资引擎的重启?

我们没有水晶球。假设此次贸易的复苏速度会像前三次贸易紧缩(1974年、1982年和2001年)时一样。那三次情况下，贸易都在达到最低点后的两个到四个季度内回到了危机前的轨道。假设2009年二季度是这场“贸易大崩溃”的底部，这意味着贸易会在2010年年中回到正常轨道。

这场“贸易大崩溃”对世界经济意味着什么?世界各国的学者似乎有一种惊人的共识。有一点是大家反复强调的：全球贸易失衡的问题亟须解决。

有一派学者认为这是次贷危机的根源。他们担心，如果失衡持续下去，另一场全球经济危机指日可待。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弗瑞德・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就特别指出，美国要避免酿成下一场危机，就必须校正其联邦财政赤字。

另一派学者指出，亚洲的贸易盈余和美欧持续的高失业率，将成为保护主义压力的来源。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凯文・奥儒尔克(O'Rourke)指出，要避免保护主义抬头，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经济放缓立即结束，二是在失业率上升时避免汇率的严重错配。

此外，政府对抗保护主义还需戒骄戒躁。虽然目前看来，新保护主义对贸易的影响不大，但不应该因此就容忍这些保护主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