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息在城市里的外来工“新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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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再节俭，每月将工资花光；他们不再如父辈一样能无条件忍受艰苦；他们不再愿回农村；他们已经成为外来工的主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分院城市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惠春汉，曾经描述了这些外来工“新生代”的特征。他们已经和第一代外来工――他们的父兄一辈不一样了。

外来工的第二代，指的是第一代外来工的子女，他们尚未进入就业年龄。而“新生代”身上兼有第一代和第二代的若干特点，却不完全一样，所以处在一种“一又二分之一的一代”断层中。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目前的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总数为9千多万人，25岁以下所占的比例是4 5％。研究者们都对这几个数字表示怀疑。惠春汉估计，全国范围的外来务工人员总数已经达到了1．s亿，其中新生代外来工为1．2亿。

他们的父兄，大多数已经回乡，因为年龄大了，不再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苛刻要求。留下的只是事业较为成功，成为个体户小老板等的很少一部分。

突然之间，“新生代”已经成为外来工中的主流。

没有挨过饿的一代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社会学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顾众骏博士对新生代外来工的第一个定义就是：“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挨过饿!”

中国的农村改革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就是“新生代”出生前后。此后中国农村已经解决了粮食问题，除了少数边远山区，温饱不再是个问题。这决定了新生代的成长经历中少了很多恐惧，包括饥饿――很多中国农民数千年都如影随形的恐惧。

顾众骏长期走访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各个工厂。他i兑，从外观上，能够一眼看出“新生代”和第一代的区别：“70年代以前出生的工人已经非常老气。人显得很老，穿着方面很朴素，非常节俭；年轻一代穿着时髦，和城里人已经完全看不出区别。只有当开口的时候，他们会有点怯生生、焦躁和不安，才和城里人有些不一样。”

1997年顾众骏刚到上海的时候，每个星期天各个邮局门口都是长龙，那是外来工在给家里寄钱。而现在，这样的长龙已经基本消失。顾众骏在调查中经常会问“新生代”，给家里寄钱吗?结论是：女孩可能还会几个月寄一点，男孩大都不寄钱。

不到十年，上海每个双休日出现在邮局门外的这一道风景线基本消失了。顾众骏认为这一点和饥饿有关。第一代外来工省吃俭用，“他们每个月必须寄钱回家。因为弟弟读书的钱，家里吃饭、买种子、农药和交农业税的钱都是他们寄回去的。现在的外来工已经没有这样的压力了。”顾众骏说。

对于第一代外来工，进城的工作虽然很累，但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本来就是很累的，因为能够忍受，所以他们也认了。而今天，对于太脏太累太危险的工作，外来工不再像第一代那样能够无条件地全盘接受。

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分院城市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惠春汉，曾在2000年在杭州、深圳和温州进行过一次对“新生代”的调查，共发出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655份。其调查报告发表在2006年的《上海社科学刊》上。惠春汉对前去采访他的记者说：“新生代基本都是从学校出来的，家庭条件也好了很多，家里只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的不在少数。在这种背景下，年轻人的工作耐心不如第一代，选择性更强，吃苦能力差一些。很多老板都抱怨：现在的工人难管理，动不动就跳槽。而且新生代希望边工作边学习，掌握一些技能。这就决定了工作时间不能过长，不能无限制加班。”

所谓的吃苦能力差，是由于廉价劳动力的底线在提高，而且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缓慢，但却很现实地在提升。

惠春汉认为，2005年被媒体炒得很热的“民工荒”问题，就与这种被缓慢提升的“底线”有极大的关系。

“其实，第一代外来工已经消失在历史中了，以后的农民工都会是这样，有更多的要求，人力成本只会越来越高。”惠春汉总结道。

争取成为城市“新生代”

香港中文大学的―位长期从事针对赴港打工者研究的博士对于对记者说，他和新生代打交道时，最尴尬的一次，是一位打工妹给他发了彩信，博士的手机款式很旧，无法接收。于是他注意观察了外来工的手机，发现普及率超过70％，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彩屏和弦。

“虽然他们的手机大都牌子比较差，以一千多块钱的为主，不过比我这个绝对是强得多。而且，他们对自己的手机很容易厌倦，更新起来肯定要超过你和我!”博士笑谈说。

1O月27日，在上海浦东新区，记者参加一次为外来工普及交通法规而举行的文艺演出，亲眼看到很多外来工在观看演出时，频频拿出手机拍照。

“其实外来工大都住在工厂的宿舍里，交际范围并不是很大，按理说，他们几乎没有必要使用手机。而事实上，他们差不多是人手一个。”顾众骏对这一点也颇有了解，他曾经作过一项比较，发现外来工“新生代”中手机的普及率，和大学校园中的手机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博士还发现，在外来工聚集的地方，各个网吧的生意都火爆。几乎所有的“新生代”外来工都有QQ号，甚至不止一个，视频、音频聊天等等都玩得纯熟无比。

虽然不给家里寄钱，“新生代”大都也都过上了“月光族”的生活。记者问钱用到哪里去了，回答都是“不知道，这里什么东西都贵，钱不够用的。”几位“新生代”都告诉和他们聊天的记者，他们下班后的生活主要是逛街、看电视和看报纸杂志。

“钱根本不够花，工资太低。”几乎是困扰所有外来工“新生代”的最大问题。虽然他们已经没有了来自家乡的压力，钱主要是用在了改善自己的生活上。

顾众骏就职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社会学研究所附近，就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工业园区，研究所内设有图书阅览室、电脑和英语的进修班，专为外来工服务，当然也收取适当的费用。同样让人感到高兴的是，每天晚上来研究所看书的外来工“新生代”络绎不绝。“学一点东西总是好的。”在课堂上，一位打工妹对记者这样说。

无法回到农村当“农民”

对于外来工“新生代”而言，“农民”、“农村”只是一个被强制打上的烙印，和自己的经历无关，他们走出学校，很快便来到了城市里的年轻人中。所以，他们是回不去的“农民工”，不甘于、也无法“回去”的“农民工”。

惠春汉认为：“第一代似乎还是认命了，觉得城乡差异是无法改变的。‘新生代’已经开始意识到，这套体制是不合理的，社会对我们是不公的。他们的公平意识、法律意识、公民意识都比第一代强。这是一种很明显的差别，同样也是一种极大的进步。”

顾众骏曾经访问过一对来自贵州的姐妹，其父母一个残疾_个癫痫。她们在家的时候，日子过得很苦，年收入不到500元。在来上海之前，她们从来没有去过县城。顾众骏问：还想回去吗?她们说，打死也不想回老家了。顾众骏又问：你们现在

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回答是能攒点钱，把爸妈接出来，看能不能治好爸妈的病，但是要是让她们再回农村，她们坚决不答应。

顾众骏认为，对于绝大多数“新生代”外来工而言，不是愿不愿意留在城市的问题，而是他们根本就无法再回到农村去了。

回不去的原因，是因为对家乡已经不习惯了。“没有电视、卫生设备差、娱乐设施都不一样，朋友圈子也没有了。”很多外来工已经好几年连过春节都不回家。在他们看来，自己生活的根基，本来就不应该在农村，几乎很少人有农业生产的技能。在城市待上几年，农村的生活让他们完全不适应。有观察者说，外来工的生活习惯被彻底改变，大概只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

其实他们生活的根基也不在城市里。

中专毕业后，就从湖北荆州老家来上海打工的罗小明(音)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并不感觉这里是我的家。我们很少和这里的人打交道，主要的圈子就是外来工之间。即使是买东西，我也会去大一点的超市，付钱的时候不用说话。”

罗小明说，他感觉在少数的接触中，普通市民对外来工的歧视正在逐渐消除。“以前他们都叫我们‘乡下人’、‘乡下妹’，现在这个词已经很少有人用了。”

让他们难受的是，城市人、还有某些政府官员的歧视、甚至是敌视的态度。

去年秋天，来自江西的打工仔涂光明到杭州湖东区劳动仲裁委员会，要求协助解决他和工厂的劳动纠纷。一进门，他就看到四五条大汉瞪着他，像要吃了他的那种眼神。问了几句之后，一位工作人员很不耐烦地问：“你们江西这种事情怎么解决?”

涂光明说：“江西怎么了?我这是在浙江杭州。”

大汉们马上围上来，几个人一把抓住他的胳膊，骂道：“你是不是来闹事的?”

涂光明大喊道：“我不是来闹事的，我是来找政府伸冤的。你们作为国家公务人员应该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处理问题。”对方这才放开他。

时至今日，涂光明提请的诉讼还没有开庭。事后涂光明仍感困惑，他不解地问记者：“国家公务员，这些是我们出苦力养活的人，怎么能这样给我们力、事?”

“那你还愿意待下去?”记者问。

“我不见得天天和他们打交道。经济、环境、机遇这些方面的考虑更多吧。”涂光明回答说。

不仅只是政策壁垒的障碍

“新生代”外来工的研究者和外来工服务志愿者们都认为，政策壁垒的打开，是个“非不能也，乃不为也”的伪问题。顾众骏提供的数字，上海市2005年财政收入8700多亿元，3600多亿元用于上海本地，即多万本地人口。而这8700多亿元中，60％以上来自工业，也就是说，外来工的贡献不可抹煞，加上服务业等，取自外来工的至少有80％，却没有一分钱财政预算是直接用于800万之众的外来工。

“只要拿出lO个亿，就能解决100万外来工子弟的义务教育问题。你平摊下去，每个学生得到1000元的补助，还能促进民办教育的发展。事实上800万外来工的孩子根本不到100万。谁说没钱我就想跟他去理论!”顾众骏边说边拍桌子，情绪显得有些激动，“如果再拿出20个亿，在所有的工业区建廉租房，就可以解决所有外来工的团聚问题。我在上海看到有6对夫妻住一间房间的。这是标准的为富不仁!”

目前，上海最便宜的商品房，只需每平米2000元多一点。打开政策壁垒，允许外来工购房的话，一对省吃俭用的外来工只要一两年就能交上首付，然后慢慢还贷。但事实上这些对于外来工只是一个梦。

惠春汉告诉记者，南京曾经出台―个政策，允许在南京及“一市四县”居住满七年的外来工申请蓝印户口。

“但这几乎是做不到的，比如要提供连续7年的暂住证。谁能拿得出来?”惠春汉说起这件事像在讲一个不太幽默的笑话。

上海浦东新区一位负责政法工作的领导对记者说，各地政府对于新生代外来工采取的依然是歧视态度，甚至当作―种麻烦和人渣去对待。他曾经在会上听―位领导说，要把所有收垃圾的全部赶出浦东。

“我当时就想，他们是人还是牛马?能赶出去?那你来收垃圾吗?”这位领导在日程的观察中发现，自己身边那些能把外来工当作平等公民的公务员，不足三分之一。

在无法享受到公共物品的外来工社区中，有观察者认为，已经出现了初步的亚社会组织。一般都在同乡之间形成，便于交换信息，然后慢慢扩大到工友、朋友，自然形成了―些非正常的保护网。这种亚社会组织，如果发育良好，会成为和工厂进行良性博弈的工会，反之就是黑社会。

顾众骏说，他调查中的每个工人都已经纳入了这样的亚社会之中，每个厂里也都出现了这样的亚社会组织。如果对此问题再不引起重视，其后果将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