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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露天剧场,一开始剧场主要供贵族消遣,作为上层文化出现在历史的舞台。后来随着文艺复兴以及戏剧文化的发展,剧院作为文艺演出的场所逐渐向公众开放。
中国最早的剧场出现在春秋之前,以一种露天的形式出现,主要作为祭祀之用。随着戏曲文化的发展,唐宋时期市井中出现了公共的舞台,元之后城市中有了定期演出的剧院,清末在广大的乡村出现了大量的戏楼。如今,公共剧院如雨后春笋出现在了广大的城市之中,大剧院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作为一种高雅生活方式的象征,在大众的意识中熠熠生辉。
例如,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是世界公认的第一流的歌剧院,这栋有着希腊和罗马式混合建筑风格的歌剧院素有“维也纳灵魂”之城,是音乐圣殿的象征。而悉尼歌剧院作为澳大利亚全国表演艺术中心,外形如一组扬帆出海的船队,又如一枚枚屹立在海滩上的洁白的贝壳,成为悉尼的标志。
大剧院除了建筑外观可以作为城市的象征之外,其演出剧目更是大剧院得以存在的基础。大剧院的演出剧目分类包括:演唱会、音乐会、芭蕾舞剧、歌剧、话剧、综艺戏曲、体育休闲等。
以国家大剧院为例,自国家大剧院开始筹备起,国家就提出了排新戏的要求。国家大剧院的工作人员称:“我们这几年一直在探索,什么样的剧目才能配得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
大剧院演出部副部长任小珑说,大剧院有4个剧场,但他们的工作并不仅仅是把剧场填满,而是要满足广大观众对世界艺术精品的欣赏需求。“要保持每一年、每一月都有一流的知名院团走进大剧院”。但名团的引进并不是越多越好,不是走马灯似的进进出出,而是想通过几年的努力,让国内观众能够系统地见识到世界优秀文化的面貌。比如歌剧,大剧院引进的首先是歌剧发源地意大利的剧目,先从经典名剧开始,再逐渐引进现当代剧目。
经过努力,大剧院的节目单已经排到了2014年,国家大剧院已经成为世界艺术演出版图上一个重要圆点。
虽然强调原创,但大剧院并不介意与西方联合制作。大剧院与意大利威尼斯凤凰歌剧院制作了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与意大利帕尔玛皇家歌剧院制作了威尔第的歌剧《弄臣》;与挪威国家歌剧院、香港歌剧院制作了莫扎特的歌剧《魔笛》;今后这样的制作将不仅局限在歌剧。
“一切还在摸索中,总得生产50部以上才算家底丰厚。只引进外国先进的剧目,而不能输出有自己特色的艺术产品,会造成交流的不对等。通过5年、10年的努力,终有一天我们可以拥有自己的镇院之宝,可以拿到世界去演出。”
不过目前不少大剧院剧目存在的问题是,演出品位的定位模糊。引进剧目未能深入人心,本土原创剧目接地气的少,上座率不高。
因此大剧院要符合“为经典剧目和高雅艺术演出提供巨大舞台”的要求,必须引进一流剧团和剧目的演出,想方设法做到既要保证演出质量,又要控制成本。于是,我国不少大剧院采取了强强联合以及及与亚洲一些城市联手引进世界顶级艺术院团和艺术家的做法,分担演出团体的巨额演出和国际旅运费开支。经过多个项目的合作,逐步开发形成了庞大的亚洲巡演网络。
与大剧院的高成本、大场面相对应的是小剧场低投资、接地气收获的火爆场面。
话剧《P.S.我爱你》在上海大剧院小剧场上演数百场,场场爆满。新一代“舞台百变喜剧小天王”豆豆作为原创成员将出现在话剧《P.S.我爱你》中,他从形象到表演都具备相当高的辨识度。
《恋爱的犀牛》导演孟京辉是当下国际剧坛极具影响力的著名实验戏剧导演,他以独具个性的创造力、多元化的艺术风格,不仅开拓了中国当代戏剧的新局面,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值得瞩目的文化现象。他执导的多部话剧作品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使中国实验戏剧在美学的高度上日臻完善,为中国戏剧舞台多元化的新局面注入了活力。
《有多少爱可以胡来》负责人张黎明表示,小剧场话剧的火爆主要是抓住了受众心理,把话剧的主要消费群体——白领一族不满足或者不屑于消费演唱会这种大众娱乐文化,更希望通过与演员几乎面对面的情感交流这种互动模式的心理揣摩得很到位。因此,李伯男投入成都的三部话剧,无不是针对白领阶层,“《剩女郎》是关注剩女一族的,而《嫁给经济适用男》,简直就是为剩女一族开的药方。口碑出来后,赚钱也就不是问题了”。
大剧院承载的是大中华的文化观,即传统文化和中国化的外来文化。作为城市象征和生活品味代表的大剧院,应该通过自己的舞台,打造自己的品牌,做到品牌的多次开发。我国不少大剧院在世界剧场演出业已具有良好信誉,成为知名品牌。提到它就会对其整体形象、服务水准、剧目质量及运营方式有全方位的认同和信任,这一无形资产无疑会更加有利于今后的项目运作。北京、上海各大剧院又通过有效整合剧院的各种优质资源,策划开展公益演出和音乐讲座等教育普及活动,使其品牌的价值含量和信誉度不断得到提升。这种十分珍重品牌、不断打造和提升品牌的做法,非常值得重视和推广。而且在条件成熟时,尚可出售品牌标识,利用品牌的影响设计各种演出的衍生产品,实现文化品牌资源的多次开发与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