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机械的“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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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主导的“共同研究”中,数学模型可谓“用数字说话”的必备工具。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日本政府的不同机构,利用相同的数学模型,也会推演出不同的“经济效果”。

例如,关于日本与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作为积极派的内阁府得出的结论是,日澳FTA将给日本带来6500亿日元的好处,按日本GDP总额约为500万亿日元计算,“经济效果”为正,即将使GDP提升0.13个百分点。而消极派的农水省,则认为即便仅仅考虑小麦、砂糖、乳制品和牛肉等四项产品,就足以给日本带来7900亿日元的损失;若综合考虑其他领域,至少会给日本农业带来3.6万亿日元的损失,使整体国民经济损失约9万亿日元。

一般而言,关于FTA的“经济效果”分析,大抵有两种数学模型:一是专门计算个别领域经济效果的“部分均衡模型”,主要依据统计数字进行推测,“判断空间”较大。农水省使用的是这种模型。而在计算关税下调对整体国民经济影响时,常用的是“一般应用均衡模型”,因采用高端计算机技术,快捷方便。日澳共同研究小组就用了这个模型。

使用“一般应用均衡模型”,要考虑关税变化对价格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企业物资采购成本的变化,乃至企业、产业的关联效果,需要综合多种因素。在考虑产业关联时,还要配合使用“产业关联表”,以便于修正、调整计算结果。

但不管哪种计算模型,在采集数字上,都是有条件的。而采集数字的标准,并没有统一的“模型”。如日本农水省在采集数字时,侧重进口产品增加对日本农产品及相关产业的“覆盖”效果。农水省官员认为,廉价的澳洲产小麦一旦放开进口,将足以覆盖国内小麦需求,对日本小麦生产造成毁灭性打击,而且遭到冲击的将是整个产业链,包括小麦育种、种植、农药、化肥、土壤维护、收割以及收购、销售,乃至农村金融等,甚至会造成劳动力剩余,农民生活补贴、保险费用减少等社会后果。但这样的计算,对FTA在制造业、服务业及相关产业的正面效果估计不充分,结果得出了“威胁日本经济”的结论。

内阁府则从整体经济的角度考虑,侧重制造业、出口产业、金融、信息服务业,及知识产权、环保、节能等强势产业领域中的正面效果,对弱势产业、社会隐患等估计不足。因此,即使采用了相同的“产业关联表”,也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经济是发展变化的,当前的计算结果,并不能反映未来的经济、社会效果。比如2000年,日本与新加坡的政府研究认定,日新EPA的经济效果为“0%”。而2002年的修订版,则因考虑了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等新因素,结论又被修订为0.07%。对此,《日本经济新闻》曾发表文章讽刺称,数学模型是确定的、可信的,但数学模型的驱动器是人,其选择的标准是不确定的,甚至是不可信的。

类似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数学模型,在评级公司中屡见不鲜。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市场甚至认为,采集“合适的”数字,推演“可用的”结论,被得到了“更可怕的验证”。

这也是日本在选择谈判伙伴时并不把“经济效果”放在首位的原因之一。不能忽视的是,“共同研究”并没有考虑FTA对产业结构、社会结构的改变所造成的社会效果分析。而金融危机后,经济政策的社会效果及其影响日益引起各国政治的重视。对于中国而言,FTA的社会效果影响更加巨大。这是中国在与发达国家展开“共同研究”,推进FTA谈判时所不能忽视的。

(刘军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