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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供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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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及其新特征进行评价,探讨红利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而判断红利变化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供给约束。并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需求关系的局限性,最后从改善供给结构、改善要素供给和制度供给方面探析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供给管理

关键词:红利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供给管理

中图分类号:F01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2)04—0010—04

一、红利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供给约束

为了研究红利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供给约束,我们有必要研究各种红利空间的变化给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带来的影响,同时对需要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所处阶段进行准确判断,并概括总结该阶段的新特征。

根据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阶段的研究,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标准观点分为三类:(1)结构主义观点。认为经济发展的本质是生产结构的变动,通过设置结构性指标体系划分经济发展的阶段,代表人物是霍夫曼和罗斯托。(2)总量主义观点。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最终是一个总量扩张的过程。因此,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的方法是采用诸如人均GDP等总量指标。代表人物是西蒙·库兹涅茨。(3)综合主义观点。认为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不应该是唯一的,而是若干指标的综合。代表人物是井村干男。另外,关于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的内容因划分的阶段数不同,各阶段的顺序和名称也不尽相同,分为三阶段论、四阶段论、五阶段论和六阶段论。而中国正处于经济总量不断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的总体扩张状态,长期看来,宏观经济发展已经逐步由利用外生经济机会向利用内生经济机会转变,为了对这个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准确界定,本文依据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总量标准、经济结构标准、制度水平标准和创新水平标准,构建了一组指标体系来衡量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见表1。

通过计算指标的权重系数来计算经济发展度,其中经济发展度的计算公式为:

根据权重计算出各年的经济发展度并进行阶段划分得到结论: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逐渐成熟、开始迈进工业化高级阶段和经济稳定增长阶段。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特征:第一,当前经济发展具有“双重制度变迁”的特征,一方面完成由贫穷落后向富裕状态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加速实现传统工业化的同时迎接信息化时代工业化的挑战;第二,产业结构、城乡结构、消费结构、需求结构等的调整成为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题;第三,以知识为基础的相关产业均呈现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第四,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等公共服务的需求进一步加强;第五,经济发展中短期需求因素的作用在下降,而长期供给因素的作用在进一步提升。

在目前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背景下,中国体制转轨红利、投资红利、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外资红利和外贸红利等六大红利变化对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新要求。这些红利空间的变化分析表明我国目前处在红利变化的大背景下,而且红利的增加或减少都是经济发展至特定阶段的产物,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变化的红利会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生更新的要求,一些红利的消退也为新红利空间的创造提供了现实条件。

红利变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呈现经济结构变化速度快、物价波动不稳定的局面,又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双重制度变迁”“结构调整”等特征。这些特征使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着一系列供给约束:第一,生产技术滞后造成技术供给缺乏,技术供给可以直接影响产品的生产质量,从而约束经济增长质量,不仅表现为高技术、人力资本投资的滞后,还严重表现在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等领域,因此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技术创新的要求迫在眉睫;第二,生产要素的供给约束,包括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电力供应紧张、部分行业劳动力缺乏等;国家统计局2011年《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超过30岁的农民工比例高达61%,其中41—50岁占比24.7%,50岁以上农民工占14.3%。劳动力供应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导致十年民工荒的原因。制造业和服务业最需要的是年轻农民工,而劳动力蓄水池中绝大部分是中老年农民工。第三,制度供给缺乏导致生产效率低下,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效益不能完全发挥;第四,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供给约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在资源环境问题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供给约束成为制约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红利变化背景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求管理的局限性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成功转变,需要准确界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据此分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难点及实施路径。2007年十七大明确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国内学者在此之前对经济发展方式内涵的研究,主要认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来源从要素投入向生产率提高转变,从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向内涵型扩大再生产转变,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以奚兆永、华民、杨恒兴、洪银兴、张卓元等的研究为代表。在十七大召开后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呈现发展目标多元化的特点,通过分析经济发展的实施路径、方式以及经济转型的过程来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加以界定,主要涉及宏观经济增长效率、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中的风险防范、全社会收入分配以及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具有代表性的有黄泰岩、简新华,李延东等学者,黄泰岩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多方面内涵着手提出了关于经济结构、节能减排等实现机制。

基于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多种不同内涵,对目前经济发展的绩效评价也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对TFP的数量测度评价,以任保平、郑玉歆为代表;另一类是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严明义、钞小静、李玲玲等为代表,但是无论采用哪种绩效评价方法,结论都是中国经济现阶段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基本难以实现超越,具体原因主要来自于经济增长结构的复杂性。因此,只有对经济增长结构进行优化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而优化经济增长结构意味着需要对我国多年来的管理政策进行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