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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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我国的建筑领域，崇洋情结日益弥漫，中华传统建筑文化精神濒临湮灭。本文从文化学、文化的核心、建筑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提出在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同时，不忘光大自己的民族文化，坚持文化的自尊自信。
【关 键 词】文化；建筑；传统与西化；文化自尊自信。
【作者简介】周 波，河北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总建筑师助理，副总建筑师，主要从事建筑学研究。
孙 慧，主要从事艺术史、建筑学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速，我国开始了速度迅猛、规模空前地建设。任务如此艰巨而迈进的步伐又如此之快，诸多问题不免随之而来。其中，对我国建筑文化发展不良影响尤甚者当属设计领域崇洋情结的日益弥漫，伴随着中华传统建筑文化精神的濒临湮灭，颇多建筑师在困难面前“随波逐流”，使得具有中华文化意匠的作品有如沧海一粟。在我们的国家正生机勃勃地以崭新面貌崛起于世界的时候，急切地呼唤弘扬中华文化的“文化的建筑”随之崛起。我们这些投身建筑领域的人们，要赶在我们的城市文化性格彻底缺失之前，认真地从文化学的高度思考并尽快解决这些问题。
如此以来，我们首先要厘清三个基本问题。第一，什么是文化学？文化学含义上的文化是什么？第二，文化的核心是什么？第三，为什么说建筑是文化的载体？在此基础上方能“认清今后所可能，而且必须努力的道路及指向的归趋”[1]。
一、文化学与文化
“文化科学”的概念，由德国学者列维·皮格亨在1838年首先提出。另一位德国学者C.E.克莱姆在其1843年出版的《普通文化史》和1845年出版的《普通文化学》中首次运用了“文化学”一词。1871年英国的著名人类学家泰勒在他著名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将“文化学”的概念引入英语世界。这部专著被视为文化学的奠基之作，标志着近代科学意义上文化学学科的正式形成[2]。
“文化学”是一门关于探讨文化的产生、发展规律和文化本质的科学。文化学以一切文化现象、文化行为、文化本质、文化体系以及文化产生和发展演变的规律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从总体上研究人类的智慧和实践在人类活动方式包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的表现及其发展规律[3]。
“文化”一词中国古已有之，西汉后正式作为专用名词使用，刘向的《说苑·指武》载有“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中国古代的“文化”概念基本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大约指文治教化的总和，与天造地设的“自然”对称，与“野蛮”相反。在西方古代文化中，对应的是拉丁文Cultura，用作动词，有耕种、居住、练习、留心或注意、敬神等多重意义，包含着通过人为努力摆脱自然状态的意味。16世纪后逐渐引申为对树木禾苗的培养，进而指对人类心灵、知识、情操、风尚的化育；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引向精神生产活动[4]。
文化的内容随着历史发展日益丰富，其概念也随着人类的进步不断演化。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1952年时曾对1871年到1952年这八十年间有关西方的文化学概念进行过一次回顾和评析，在其搜罗到的一百六十四种关于文化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他们对“文化”这一概念的理解：“文化是由外显的和内隐的新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它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即历史的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它们所带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5]
陈华文先生在其所著《文化学概论》中认为：“所谓文化就是人类在存在过程中，为了维护人类有序的生存和持续的发展所创造出来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有形无形的成果。”[6]
古今中外前辈学人对文化的理解逐渐由表及里，认识文化的视角虽各有侧重，但其要旨盖不脱“文化是社会性人群在历史进程中对外部世界不断发展的能动精神映射”。我们可以清晰地捕捉到文化所具有的五方面属性：社会性、历时性、外部世界的客体性、发展性、人的主体能动性。
1.文化的社会性。文化学家公认，最初的人类文化是伴随现代意义上的人类聚居，在人类先民最初的社会劳动中产生。文化源自交往的需要，并在交往中完善、充实。没有人类间社会性的互动，单个人是无从生成文化的，文化也并不依赖于某个人存在；文化总是民族的、社会的文化[7]。当一个文化脱离人类社会的轨道之外，就只能走向消亡。与此相应，文化具有人类的普遍性特征。凡有人的地方一定会有文化。民族性则是指文化所具有的民族间的差异性。
2.文化的历时性。文化并非从来就存在于世上，而是产生于人类最初的社会劳动；即便如依利凯（LeaKey）的标准，人类文化也只在一百七十五万年前产生[8]。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文化与最初产生时的人类文化已有很大不同。这是因为，文化是由低级向高级，由粗糙向精细，由简单向复杂发展的。文化由人类创造，并通过人类所具有的独特能力不断传承，在成千上万年间逐渐累积。文化的累积并非只是文化内容量的简单增加，而是在累积过程中文化继承与文化淘汰的双向互动，从而引发文化质的有机更新。同样，文化也不会亘古长存，人类灭绝或衰颓复归蒙昧，文化也会随之消灭。
3.外部世界的客观性。只有社会化人群尚不足以产生文化；没有外部世界的依托，即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无从建立。人是环境的动物，是环境塑造了人类，与此同时人类在适应不同环境的过程中改造具体的环境。所以，外部客观世界是文化产生的基石。人类社会是文化一刻不可脱离的运动环境，人的劳动提供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源泉。文化的实质是“自然的人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包括外在的文化产品的创制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
4.文化的发展性。文化总是处在变动之中，虽有迟缓之分，但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一个文化体的发展一方面缘自其自身的文化累积；另一方面伴随着文化传播，也必不可少的要从其他文化体吸收养料、获取补益，其方式或积极主动、或消极被动，而其结果必然导致该文化的变迁。分化与整合是文化发展的表现形式。区域性、集团性、时代性是文化的存在方式，不同区域间、集团间、先进与后进间的文化往往有各自的特性，使文化冲突的发生成为可能；文化的冲突导致文化的分化或整合。文化的分化好比“荚破豆出”，其整合有如“海纳百川”；在人类的生存过程中，分化与整合循环更替，人类的文化或得以发展或走向毁灭。
5.人的主体能动性。文化是人的创造之物，人也总是通过一定的文化来显现自己，在其动物生命的自然本性之外，通过文化获得其作为“人”的特殊规定性。文化累积是在一代又一代人中被选择性地传承；文化传播现象更突出表现了人类对文化的积极作用，不论传出的一方为了他的文化形态能够广泛存在并获得继续发展的可能是如何付出努力，即便被播入的一方也会顽强地保卫固有文化抑或勇敢地吸纳异质文化，在批判性吸收的基础上实现文化的重构。文化的属性决定了文化具有的功能。这些功能包括：满足人类不同层次需要，使人类认知文化进而创造新的文化，规范人的社会行为，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强大的凝聚力，调控人与自然、人与族群以及与其他文化组群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和谐[9]。
二、文化的核心
文化同样需以一定的结构形态存在。从文化形态学角度，宜于将文化视作由若干外缘围绕内核的不定形整体，从外到内大致分为几个层次（如下图）[10]。
它们分别是：在人类劳动过程中创造的可以触知、具有物质实体形态的物态文化层，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组建的制度文化层，以风俗形态体现各种社会风尚的行为文化层，有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体因素构成的心态文化层。心态文化层是一种文化的核心部分，由未经理论加工和艺术升华，反映人们日常精神状态、道德面貌的社会心理和经过系统加工的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层面组成。其中后者可区分为基层意识形态（如政治理论、法权观念）和高层意识形态（如哲学、科学、艺术、宗教）。虽然高层意识形态的终极根源也要追朔到社会存在的土壤之中，但它们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具有较强的独立性。通常与生产力关系直接的物态文化新陈代谢节奏较快；在构成文化内核的心态文化层中，经文化专门家创作加工，注入丰富个性色彩的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如哲学思想、文化思潮），由于是创造性思维的产物，往往具有活跃的变异性。而社会心理，比如由隐形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所构成的“民族性格”，因为其“集体无意识”的特点往往具有顽强的稳定性和延续力，演化速度相对缓慢，短期内不易为人察觉，所以被视为“文化的深层结构”[11]。
美国学者A.克罗伯认为：“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价值观是文化构成的必要条件，价值观支配文化行为。在精神追求指引下，人类力量一次又一次的迸发，推动文化的宏大车轮隆隆向前，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三、建筑是文化的载体
文化的载体亦即文化的表现形式，由文化的涵括范畴大致可鉴，包括：伦理道德、语言文字、哲学思想、制度习俗、、科学与艺术、器用。建筑并不从属于其中某一范畴，而是各范畴的综合体现；建筑自产生以来就凝聚了人类文化的全部精髓，是人类文化的特殊载体。
建筑不单凭借人类所拥有的物质资料和技术手段，满足人类各种活动的物质层面要求，也被赋予了更多精神含义，表达了人类对“精神居住”的向往和追求。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发展的伦理道德观念引发建筑领域相应变迁。例如，公共与私密的区分在我国古代反映为皇家的朝与寝、民间的堂与室，内外有别、男女有别；随着人类居住密度的加大，伦理观念的演变，内与外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模糊化，如大都市中心出现的一室单身贵族公寓，以往基于多个空间的行为全部浓缩在一元空间里。中华民族敬老的美德是传统民居四合院中“长辈居堂屋，晚辈住厢房”这一居住模式产生的原因，加之农业社会特有的强烈家庭观念决定了四合院这一建筑形式的基本布局。建筑场所中的楹联匾额、金铭碑刻赋予我们的居住环境诗情画意。“天人不二”、循法自然的价值观从古至今引导着中华民族自然和谐的建设和居住；“屋宇”“梁”“柱”并非单纯建筑构件，也承载了当时人们的信仰和价值观。儒学所推崇的“周礼”也物化为周王的营国制度，明太祖朱元璋甚至强制规定了建筑营建的等级制度，不得“僭越”。在方面，基督教与东正教间教义上的分歧甚至表现在教堂平面拉丁十字或罗马十字的争端中；而伊斯兰教除真主之外禁止其他一切偶像崇拜，因此清真大寺中只能饰以植物或几何图案，而杜绝一切人或动物图案污染圣洁之地。雕塑和绘画等艺术形式从来都是使建筑表情生动的有效手段，无论雅典的卫城、罗马的万神庙、圣彼得大教堂还是我国的佛塔，“丹漆朱楹”或是“洛可可”，古今中外不胜枚举。
由此而言，建筑不是文化的载体，又是什么？
四、问题的迎刃而解
现在回到我们开始的问题，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猛烈冲击我们的城市建设，如何评价我们的传统建筑文化，进而理智地看待外国建筑师的狂飙正劲？
中华传统文化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强大文化力度的拥有，使中国成为向周边文化地区辐射的文化源头。中国文化如同水向低处奔流，强烈影响东亚国家。同样，中国先进的文化传入西方，促进了西方近代的文化跃进，使得后来者居上。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东亚诸国虽然长期受到中国文化的浸润，但并未沦为蹩脚的模仿，而是在中华文化基础上构建起符合本民族特性的文化体系。
文化传统是一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连续性和累积性从而形成的个性特色，其与现实、与未来的关系是任凭谁也无法割裂的。人们创造自己的文化，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传统是民族内聚力的源泉、维系民族生命的抗体，借助它各代人方能相互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文化类型存在的精华，没有传统，将在现实中迷失自己。尊重传统并非禁锢于传统，汉唐时期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时期。出现这一盛况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大规模的文化输入，使中国文化系统处于一种“坐集千古智”“人耕我获”的佳境。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汉唐时期，尽管中国文化系统吸收了大量外来文化，但是中国文化没有成为“四不像”，仍然是堂堂正正的中华民族文化。这种稳定性，也是中华文化的特色之一。
一般说来，后一阶段文化的发展不是对前阶段文化的否定，而是对以前文化的充实和改造，是在前一阶段文化基础上的辩证发展。中华文化的现代化既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沿袭，而是传统文化的再造和新生。文化开放是中华文化未来的生机所系；文化的世界性绝不意味着排斥、取消文化的民族性，现代化的文化大厦是建立在传统的地基之上的。
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是大势所趋，世界文化在强势文化的侵蚀下迷失自己的本性。经济的一体化或许给人类带来福祉，但文华的一元化绝不是人类的幸事。当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消失之后，人类多样的适应能力也就荡然无存，这个多彩的世界将变得索然乏味。
近十年来，国内建筑界泛起一股崇洋之风。或许是国外设计公司看到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纷纷逐利而来。一些“洋宝贝”“洋垃圾”的建筑如雨后蘑菇在中国各地破土而出。更有甚者，国内某些重要的建筑招标竟只允许境外设计公司参加，国内建筑师想参与其中，要先投靠一面洋招牌。这样也许得遇“真如来”——一些世界建筑大师倒是比我们的官员更看重我们的文化本原，殊不幸的是满天下跑的还有更多“假和尚”，胡言乱语也能一字千金。曾几何时，官员听洋和尚念经就等同于有魄力，难怪大把大把地烧掉人民的血汗钱去换几张“鬼画符”。各地的“形象工程”都竞赛“新、奇、怪”，颇有些石崇斗富的味道。去年，某地计划建造预算四亿元，高138米的“神女塑像”就是一个怪胎，颇有些与自由女神像“斗法”的黑色幽默。庆幸的是这出世纪闹剧在一片斥责声中已经收场，不幸的是众多的中国城市没有那么幸运，在建设中国“曼哈顿”的口号声中一个接一个地被各国大夫整容，美国的眼睛、德国的鼻子、日本的嘴唇……拼凑在一起就是我们的“中国病人”。
面对这一切，一方面我们要虚心学习国外同仁的可贵之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我们还应从点滴做起，全面加深自己民族的文化修养。在自己的设计生命中时刻不忘光大自己的民族文化，积极创新又绝不背离中华文化本位立场，绝不丧失文化自尊和文化自信的坚定意识。
注释：
[1]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序言，[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2年版。
[2][3][5][6][9] 陈华文：《文化学概论》第16、14、8、12、56-63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4]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第1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7]郑敬高：《欧洲文化的奥秘》前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8]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第23 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2年版。
[10][11]《中华文化史》导论第33、3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