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还是戴着桂冠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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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仲夏闷热的空气里，学术大师季羡林，带着他那如空谷传音般旷远绵邈的思想，驾鹤西去。天堂里，我们不知道，还有没有他钟爱一生的印度梵文。
不戴“国学大师”的桂冠
2006年，季羡林先生在95岁高龄时，郑重请辞三大桂冠，远离虚名。“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这是季羡林先生在《病榻杂记》中写下的文字。这里的三顶桂冠分别是“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这三个称号。
对于被称为“国学大师”，季羡林说，
“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然而，辞世的季羡林，还是没能摘掉这顶桂冠，“国学大师”称号频现于媒体和公众悼评中。
季羡林是一位大师级的学者，在印度古文字学、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领域的研究高度，当下无人企及。但是，非要给“大师”戴个帽子的话，那应该是“印度学”、“东方学”而不是“国学”的帽子。当然，看淡名利的季羡林，并不关心这顶帽子的高度，他不喜欢这种“黄袍加身”的感觉。他在《生命沉思录》中写道：“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播弄成知识分子。”美国《侨报》对此评价说，与季羡林相比，当下余秋雨、于丹等“大师”做派不足一论。
但是，自称连“国学小师”都不够更遑论“大师”的季羡林是有国学深厚功底的。作为泛“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学人，季羡林前后的那一代学人都是中西学兼修的，病榻上的他还能背诵几百首古诗和几十篇古文。
1926年，15岁的季羡林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山大附中的老师尊孔成风，古文水平极高。季羡林的国学之路由此起步。然而，1930年，季羡林考入的却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在清华，他师从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让他对研究梵文和巴利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5年，季羡林进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德国是当时梵文研究最权威的国家，汇聚了世界知名的梵文学者。这里的希腊文、拉丁文、阿拉伯文、梵文、西欧各国文字，都有水平相当高的教授。“留德十年”，他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
至此，季羡林学涉中西，但他还是自认为不足以忝列国学大师之列。
大师之交
季羡林的人生际遇与国学大师们交结在一起。这些或师或友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影响了季羡林一生。
季羡林生平最敬仰的4位前辈，分别是陈寅恪、胡适、梁漱溟、马寅初。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影响季羡林的人生态度，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影响季羡林的学术态度，而粱漱溟影响季羡林的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马寅初影响季羡林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1946年，35岁的季羡林从德国留学归来，在清华任教。在这期间，季羡林和胡适有了密切的接触，他对胡适极为敬重。胡适对这个后学也偏爱有加，直至晚年还曾评价说做学问应该像季羡林那样。季羡林后来回忆说，
“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绝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1999年，季羡林以88岁高龄访问台湾，专程前往南港拜谒胡适的陵墓，行三叩大礼。他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中说，“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未了的“大国学”
行至暮年的季羡林先生，视线一度从东方学转移到了国学。
季羡林不是扎到故纸堆里研究同学，而是振兴国学，2007年3月他提出了“大国学”的概念。“大国学”包括全中华56个民族的文化财富，特别是藏族文化、伊斯兰文化。“大国学”还应包括历代中国人向世界学习而中国化了的成果。
季羡林说：“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同，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是一种大一统式的‘文化调和’。因此我想，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学，东西南北凡吾国域内之学，都可称为‘国学’。在国际上，近似的名词称谓汉学(Sinology)或称中国学(China Studies)，西方学者把藏学、满学等排除在汉学(Sinology)之外，有故意破坏中国大统一之嫌；现代‘华学’学者针对这种情况，把国学称为‘华学’(China Studies)，包括中华汉学和古代三皇五帝所有后裔民族之学，均列为中国之‘国学’。”
“季先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他晚年提出的‘大国学’概念，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文化是一个慢慢融合的过程，是各个民族和地区一起缔造的，也是历史上中国与其他国家交往、沟通一起形成的，这大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李学勤说，相对于西方化概念的“东方学”，季羡林研究的其实是他自己的意义上的“大国学”，季羡林“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与西方人的东方学，立场完全不同。
“焚膏继晷，兀兀穷年”
季羡林历经了千回百转的人生。他宣统三年出生，经过清王朝、袁世凯的洪宪、的统治，一直到解放，走过“”，走过改革开放30年。
“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季羡林为学术耗尽了最后一丝精力，也经历了师友亲朋不在的孤寂和丢画事件的纷扰。
在半年多前，同绕着季羡林身旁的新闻都是诡异的“季羡林丢画事件”。关于丢画事件，季羡林事前并非不知情，但还是选择了忍耐，一如他面临的历次风波。因为季羡林说过，“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日真，二日忍”。
而“真”是季羡林先生识人交人的标准。他说自己喜欢的人“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
(摘自《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