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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关系研究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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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社会绩效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是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研究重点。多数研究认为两者间是正相关的,少数研究认为是负相关或无关的。对于两者间的因果关系,有的认为是社会绩效影响财务绩效,有的认为是财务绩效影响社会绩效,有的则认为两者存在协同关系,并分别从社会影响、资金提供、管理者机会主义等角度来阐释两者关系的影响因素。造成研究结论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绩效的衡量、样本和模型变量的选择,今后的研究必须从这三方面加以改进,以提高实证分析的解释力和可信度。

关键词:企业社会绩效;企业财务绩效;相关性研究;绩效衡量

中图分类号:F2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2)02-0087-07

一、引言

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始于20世纪50年代,经过40余年的理论争论和探索,20世纪9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开始在欧美国家兴起,并在近年来逐步向其他地区延伸。我国自2006年以来,深交所、上交所、银监会、国资委等部门先后了有关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通知、意见和指引等,各种社会力量也对企业提出了履行社会责任的期望和要求。目前,许多企业通过种种途径和方法来履行社会责任,包括公开社会责任承诺,制定社会责任战略,建立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实施各种社会责任项目,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参加社会责任评选活动或组织等。但与此同时,社会上各种责任缺失的企业行为频繁曝光,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活动不断遭到公众的质疑。认为企业并非真正履行社会责任而是做秀;另一方面,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被视为只是增加企业成本,甚至是侵犯股东权益,而遭到经营者或者投资者的排斥。

在这一进程中,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产生的绩效成为研究者和实践者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无论是赞成者或者反对者都希望通过探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否能给企业带来回报”这一问题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反对者希望通过论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无助于甚至会降低其财务绩效来说明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增加企业成本的行为,赞同者希望论证企业社会绩效有利于提高其财务绩效来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找到一个商业的理由。因此,很多研究者试图通过实证研究来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加以论证。国外对二者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的文献已有两百余篇;而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起步于近五年,所形成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从现有的研究来看,研究者大多根据自己对两种绩效的理解,设计和选择不同的评价方法和指标,通过不同的样本分析,来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国外,有十余篇文献描述了二者关系研究中存在结论分歧的现象;而国内研究尚未关注这一现象。因此,本文试图对现有研究中关于二者关系的不同结论加以全面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厘清造成这种分歧状况的主要原因,并提出改进二者关系研究的思路。

二、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相关性的研究分歧

(一)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的相关性

关于企业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Bragdon等(1972)首先提出:“拥护者(即正统的经济学观点)认为,公司管理者要么可以控制污染,要么可以利润最大化,但前者只有以牺牲后者为代价才能实现;从投资者的角度而言,这隐含着这样的选择:要么投资于一家‘行善’的企业,要么投资于一家盈利的企业,两者都具备的企业却似乎没有。”此后40余年,企业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成为了一个研究热点,形成了多达数百篇的存在重大分歧的研究文献,分别得出了二者间存在正相关、负相关和不相关三种不同的结论。

例如,Griffin等(1997)对1972—1994年间发表的51篇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结果表明,结论为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正相关的文献最多,共有33篇;其次是结论为负相关的文献,共20篇;其余文献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其中部分文章同时得出多种结论。Allouche等(2005)对1972—2003年间的82篇相关文献进行了分析,有75篇文献的结论是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关系为正相关,并且,其中一半文献认为两者间的相关性是显著的;只有少数研究认为两者是负相关的。Beurden(2008)对1990—2008年间的31篇相关文献也进行了分析,其中有23篇文献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性,2篇认为是负相关的;6篇认为两者不相关。在最新的一篇综述中,Margolis等人(2009)对167篇相关文献的214个结果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绝大多数研究证明两者间存在略微的正相关的关系;而且,与良好社会绩效相比,企业的社会责任缺失行为对财务绩效会产生更加明显的负面影响。

(二)关于企业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得出两者间存在相关性的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探讨两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的问题,并得出了不同结论和观点。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观点。

第一,企业社会绩效对其财务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即社会绩效好(差)的企业会导致其财务绩效会更好(差)。以利益相关方理论为基础的社会影响假说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提高利益相关方的满意度,从而提高公司的外部声誉,最终带来更好的财务绩效(Orlitzky et al,2003)。相反,如果不能满足各种利益相关方的期望,将产生市场恐惧,从而增加企业风险,并最终失去赢利机会(Cornell et al,1987)。

第二,企业社会绩效对其财务绩效产生反向影响,即社会绩效好(差)的企业会导致其财务绩效会更差(好)。这种观点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分散企业的资本和其他资源,使之与其他较少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相比处不利的竞争,因此,社会绩效较好的企业,可能会有较差的财务绩效(Preston et al,1997)。这一观点其实源自弗里德曼(Friedman,1962)的观点。他认为,首先,现代公司的管理者若承担社会责任,这并不是其责任及优势所在,必然加大企业成本;其次,管理者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非法处置股东资产的行为,实际上侵占了股东的权益,违背了作为受托人应尽可能多地为股东赚钱的义务。

第三,企业财务绩效对其社会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即财务绩效好(差)的企业会导致其社会绩效会更好(差)。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企业财务绩效是因,企业社会绩效是果,因为财务状况好的企业会产生闲散资源(slack Resource),企业才能将这些资源投入到社会责任领域以便改善社区、雇员关系以及环境状况(Waddock et al,1997)。

第四,企业财务绩效对其社会绩效产生反向影响,即财务绩效好(差)的企业会导致其社会绩效会更差(好)。这一观点认为,当管理者薪酬与短期利润和企业股价密切相关时,管理者对私利的追求会使企业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表现为负相关(Preston et al,1997)。简言之,如果管理者以私利为重,那么,当企业财务状况较好时,管理者可能会试图减少社会责任支出来增加自己的短期收入;反之,如果企业财务绩效不如人意,则会倾向于增加社会支出,从而把财务上的不良表现归咎于社会支出项目。

第五,企业社会绩效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存在协同关系。该观点认为,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Waddock et al,1997)。也就是,更好的财务(社会)绩效会改善下一年社会(财务)绩效;而所改善的社会(财务)绩效会有利于下一个年度的财务(社会)绩效的改善,两者间存在良性互动关系。反之,则存在恶性循环。

(三)关于企业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之间不相关的解释

由前文可知,部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认为两种绩效之间不存在相关性,相关的研究进一步对此作出解释。

一种观点认为二者之间确实不存在相关性。如Ullmann(1985)认为,由于缺乏好的数据以及有效、可靠的衡量方法;也由于没有理论能将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的不同衡量方法相联系,在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太多的中间变量,以至于二者之间根本不存在可研究的相关性。

另一种观点认为二者之间的相关性是存在的,但这种相关性或者被掩盖或者不稳定,从而难以通过统计得出结论。如Lankoski(2000)认为,二者关系可能不是线性的,而是一种类似于倒u形的关系,即存在最优的、使企业财务绩效最大化的社会绩效,因此,企业可能处在U形曲线的不同位置,这样就难以简单地得出正负关系的结论。

还有的学者应用供给需求理论来对两种绩效的无关性作出解释。这种观点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也是一种产品,其产量被利润最大化条件约束,每个企业面对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需求,它所提供的社会责任产量就不同,因此,在均衡状态下,所有企业利润相等,并且达到最大化水平,而企业社会责任的产量却并不相同(McWilliams et al,2000)。

更多的学者认为,由于企业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存在衡量方法上的问题,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就可能无法准确地通过统计得出结论。

(四)对现有研究的评述

上述表明,目前关于企业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相关性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存在较大分歧。其中,最主要的观点认为两者间是正相关的,其次是不相关,此外,少数研究认为两者是负相关的。研究者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造成二者之间相关或不相关的因素给予阐述。本文认为,现有研究关注于论证和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注意到了这一议题的研究中所存在的分歧,但对造成这种研究分歧的原因并未给予充分的剖析。而企业社会绩效既是个理论问题也是实践议题,其内涵的宽泛性、定义的多元化和衡量标准的不兼容性一直是争论的焦点,研究结论的分歧更进一步导致其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受到质疑,加剧了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困惑甚至争议。因此,从根源上探究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将是对这些问题的重新思考,这是提高该议题研究的可信度和有效性的根本途径,也是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所提出的要求。

三、企业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相关性研究分歧的原因

关于企业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为什么会存在如此不同的结论?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本文认为,绩效衡量问题、样本问题和模型变量问题是造成研究结论分歧的主要原因。

(一)绩效衡量的问题

正确衡量企业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是分析两者关系的重要前提,毋庸置疑,两种绩效衡量指标和方法的选取会对研究结果产生重大影响。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对两者的衡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因此,产生不同的研究结论也是必然的。

对于什么是企业社会绩效,学术界至今尚无统一的定义。作为该领域最有影响的学者,Wood(1991)认为,“企业社会绩效是一个商业组织的社会责任原则、社会响应过程、与企业一社会关系有关的政策、计划和可观察到的结果的总和。”这一定义表明,企业社会绩效实际上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因此,其衡量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据Reed等(1990)的不完全统计,到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至少出现了14种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方法。从目前来看,主要包括信息披露分析法、声誉排名法、社会审计方法、企业社会责任原则与价值的衡量方法。除上述代表性的方法之外,还有从单一或多个利益相关方的角度来评估企业社会绩效的。如市场方面,采用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敏感度指标;在劳工方面,除了雇员满意度外,通常会通过设置一些与雇员议题相关的指标来评价,如雇员在工作场所的健康安全、工人技能的发展、社会平等;在供应商方面,会采用与产品安全、信息透明、雇佣童工等议题相关的指标。此外,新的衡量方法不断在出现,正如Aupperle(2000)所言,“研究者们更倾向于创造自己的衡量标准,而不是运用文献中已经存在的方法,这进一步阻碍了研究之间的对比和分析。”

企业财务绩效的衡量方法也是纷繁复杂的。Margolis等(2003)在122篇关于企业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相关性的文献中,统计出70种不同的财务绩效衡量方法,但最常用的是会计指标法、市场指标法和感知指标法。在企业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关系的研究中,经常采用的会计指标是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报酬率、每股盈余率、本益比等;常用的市场指标是每股收益、股价增值、股利、托宾Q值等。而感知指标则包括公司财务的稳健性、公司资产是否得到明智的使用、与竞争对手相比财务目标实现的状况等。不同的指标衡量企业财务的不同方面,有的反映企业内部决策能力和管理绩效,有的则反映外部市场对企业行为的回应,采用不同的指标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很大,因此,财务绩效指标的选择必然影响绩效的可比性。

此外,除了企业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各自衡量方法的多样化外,两者间是否“匹配”也是非常关键的。Wood等(1995)指出,只有那些采用基于市场的变量和理论才能显示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关系的一致性。

(二)样本的问题

关于企业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相关性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实证分析的方法,而样本的选择始终是一个屡遭质疑的问题。

在现有的实证研究中,除了样本量过小的问题之外,跨行业样本是造成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根据Griffin等(1997)的研究,两者相关性的实证研究大多选择了多行业的数据,但是,一方面,由于不同行业本身的内部能力和外部压力不同,每个行业都会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性,比如,环境问题和员工安全问题对于石油行业企业来说极为重要,但对于零售业企业而言则没那么重要,因而,多行业样本可能会掩盖不同行业企业对其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衡量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不同行业面对的是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方,因此,利益相关方对这些议题的关注度是不尽相同的。Wood等(1995)强调,对于不同的利益相关方而言,寻找其各自合适的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衡量方法是十分必要的,因此,跨行业的研究会混淆这种特殊的关系。

(三)模型变量的问题

在企业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相关性的研究中,回归模型设计也存在诸多问题,通常的研究模型只包含行业、企业规模等控制变量,一些早期的回归方程中甚至不包含任何的控制变量;同时,在解释变量的设计上,也存在不合理和不全面的问题,许多重要的解释变量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而这同样对研究结论有重大影响。

例如,作为该领域内被引用较多的研究成果之一,Waddock等人(1997)的模型也存在着解释变量过少的问题。为了检验如下两个假设:更好的财务绩效会改善下一年的社会绩效,更好的社会绩效会改善下一年的财务绩效,他们在回归方程中只设立了企业规模、管理风险和所在行业三个控制变量。McWilliams等(2000)就对其模型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模型将研发和广告的影响排除在外,而研发对提升企业长期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广告的作用与研发性质类似。因此,如果研发与企业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都正相关,那么当忽略该变量时,回归方程中任何与研发正相关的变量的相关系数都会被高估。所以,如果回归方程不考虑研发的影响,那么方程就遗漏了重要的解释变量,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时,会造成估计量在小样本下是有偏的,在大样本下非一致。为此,McWilliams等对比了三种回归模型的结果:在不包含研发变量的模型中,企业财务绩效与社会绩效显著正相关;当加入了研发变量后,两种绩效仍是正相关的,但是其显著性消失了;当又加入广告变量时,两者关系变成了不显著的负相关,而且,三个方程调整的R的平方分别是0.10、0.19、0.29,呈逐渐增大趋势,说明三个模型的解释力是逐渐增强的。因此,他们认为,Waddock等人的模型由于缺失了重要的变量,从而导致其结论的不可信。

四、结论及改进思路

上述分析表明,对于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非常丰富,但结论却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其中,大部分的研究支持正相关的结论,少数研究得出不相关的结论,认为两者负相关的研究结论最少。有的研究认为是企业社会绩效影响了财务绩效,有的认为是财务绩效影响了社会绩效,有的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循环互动关系。

对于这一研究分歧的状况,本文认为,其原因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企业社会绩效是个多维度的、极其复杂的变量,不同的研究者会根据自身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各自的偏好,选择或设计不同的衡量方式;而企业财务绩效衡量相对容易,但也没有一致认可的衡量方式;而且两种绩效之间必须存在可解释的联系,否则绩效不匹配的问题就不可避免,这会导致对两种绩效的相关性检验没有实际意义。其次,多数研究选取跨行业样本数据,但由于企业社会绩效这一变量的特殊性,不同行业企业所面对的社会责任议题和利益相关方是迥然不同的,即使面对相同的议题和利益相关方,其对于不同行业企业的重要程度也不尽相同。所以,应用相同的指标对不同行业企业的社会绩效加以衡量就可能产生误差。比如,化工行业的环境问题相对重要,但如果在社会绩效衡量中把环境问题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上,那么必然导致此类重污染企业的社会绩效偏高,从而降低其结论的可信度。最后,许多实证研究的模型存在设定偏误或较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这主要是由于解释变量缺失或解释变量之间的高度线性相关性导致的。由于企业社会绩效和企业财务绩效与企业的诸多方面产生联系,如果没有充分考虑各种变量的相关性和对模型的重要程度,并且不做任何处理就简单地把各种变量置于模型中,那么就可能导致结论失真。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认为,在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时,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首先,在选择衡量两种绩效的方法和指标时要基于利益相关方的视角。因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是为了回应利益相关方的合理期望和要求,是为了实现企业与利益相关方综合价值的最大化,因此,利益相关方的期望是企业所应实现绩效的来源;利益相关方受到企业行为的影响,是企业行动和结果的接受者;利益相关方会根据自身的利益、期望、经历或评价来采取行动(Wood et al,1995)。其次,模型设计时要充分考虑不同变量。例如,企业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关系是动态的,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的相互影响需要一定的时间,存在一定的时滞,所以,前一期的社会绩效(或财务绩效)会对当期的财务绩效(或社会绩效)产生影响,因此,要选择上期甚至更早的社会(或财务)绩效同时作为解释变量。同时,除了企业规模、属性和行业这些重要变量外,应该针对不同的样本,尽可能全面地将各种可能影响两种绩效的变量纳入模型中。最后,样本的选择应该更为谨慎。除了样本量要足够有代表性外,还应考虑样本的行业差异问题。由于跨行业企业样本的差异很大,因此,可以选择单一行业的样本进行研究,或者说,在选择跨行业样本时,需要设计出一种规则,针对不同行业企业的社会绩效进行加权处理,这样才能避免由于不同行业的差异性所导致的误差,从而获得更可靠的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