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吃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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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已经过去七八年了，但每次看到西瓜，耳边总会想起那个沙哑的声音：“老师，吃西瓜！”

2004年的夏天，全镇组织期末统考。我被分到离学校十多里远的一个完全小学监考。监完考试已是中午，日上竿头，骄阳似火，我骑着自行车往回走，耳朵里塞满了知了的叫声。走到一个长坡的时候，我爬得非常吃力，用力蹬着，全身都湿透了。

这时，耳朵里传来了沙哑的声音：“老师，吃西瓜！”在这里谁会叫我老师呢？

我把目光投向了路边树阴下卖西瓜的人，竟然是我以前教过的成绩很差的一个学生，那年因为试卷费的事还和我吵了一架。我看着她，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最后只好摆着手说了声“谢谢”，慌忙躲开了。她手里抱着一个西瓜，站在我车头前，看得出，她想把手里的西瓜放到我的车篮子里，但我的拒绝，让她抱着西瓜站在那里不知该怎么做了。

一

我们相识于1998年。那年，我师范毕业分到了虎山中心小学。学校安排我教二年级二班，上班第一天，我带着满腔热情走进教室，学生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

这时，一个沙哑的声音从掌声中冲了出来：“老师好。”

同学们哄笑起来，接着就有人叫着“大傻子”。发出声音的是个女孩子，个子比同龄人高很多，眼球外凸，满脸雀斑，头发乱蓬蓬的，像个鸟窝。我制止了学生们的笑声，开始上课。课后，我从学生的口中得知，她叫张莹莹，外号“大傻子”。其实她并不傻，只是家里穷，父母忙着挣钱，无暇顾及她，学习成绩差，又不讲卫生，同学们都不喜欢和她玩。

第二天，我领着学生在卫生区拔草。于校长走过来说：“小王，你过来把你班没发的那部分书领过去。”

我叫了几个孩子领回了书，接着和他们一起拔草。他们好像在小声地争论着什么，一边争还一边笑。

见我关注他们，一个孩子说：“老师，张莹莹说你姓‘小’，叫‘小王’。”

我听了这话，不自觉地笑了。哦，昨天一激动竟然忘了作自我介绍，看来，这帮小屁孩对新老师的姓名还是很关心的。

我这一笑，张莹莹不乐意了，她说：“刚才我就听见校长管你叫小王了，他们说我说得不对。”

虽然她说得不是很准确，却可以说明她并不笨。慢慢地我发现，上课表扬她的时候，她听得也很认真，只是贪玩，不喜欢写作业。家庭作业从来不写。我努力帮她改变现状，制定了帮扶计划，并决定先去家访（那时没有电话，家访是我们农村最常用的联系方式），取得她父母的帮助，和她的父母一起帮她进步。当听说我要去她家里家访时，她特别高兴，主动为我带路。我去了她家两次，都是铁将军把门，第三次碰到了她的爸爸――一位穿着破烂、朴实的农民，正坐在邻居家的一辆手扶拖拉机上。他听了我的来意后很感激，但他告诉我家里生活困难，为了生活，四处打工，自己不识字，孩子的妈妈不是很精神的人，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管孩子的学习。那天，我怀着一种说不出的心情返回了学校，不知道是因为和孩子的父母一起帮助她学习的计划落空还是因为张莹莹的穷苦家庭，那天晚上竟然久久没睡着。

二

不知是出于对张莹莹的怜悯还是自己的责任心，家访回来后，帮她提高学习成绩的想法更强烈了。每天下了课，我就让她到办公室“开小灶”；星期天我只要不回家，就让她到校帮她补习。我还让学生帮助她，不许同学叫她“大傻子”，告诉她要讲卫生。一段时间以后，她的成绩有了很大进步，期中考试竟然考了60分。由于家庭的原因，还是不太讲卫生，但我依然很高兴。毕竟她的成绩进步了。

好景不长，可能是换老师的新鲜感过去了，她又开始不写家庭作业了。这时候，我开始批评她，一次次，她开始用一种不信任的眼光看我。

有一次，我刚到学校，学生就告诉我她又没写作业。我一听，气冲冲地冲到教室，问她：“你又没写作业？”她没出声。

“一个没写？”我又问。

“写了。”她回答。

“拿出来，给老师检查。”我提高了声音。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你不是写了吗？拿出来给我看！”我咆哮起来。她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我火了，一边抓着她的书包扔了出去，一边大声说：“你不用上学了，回家吧。”

可能是从来没见我发过这么大的火，她眼睛里充满了恐惧，一边哭一边说:“老师，我再也不敢了。”

看着她像受惊的小鸟，我意识到自己做得有些过分。我“恶狠狠”地告诉她再给她一次机会，再不写作业就让她回家。她流着泪点点头，去捡她的书包。

她又开始写作业了，但看我的眼神已经和以前不一样。有时和她谈个话，她的眼睛里面充满了恐惧。就这样持续了半年，期末考试语文考了63分，是她历史上最好的成绩。放寒假的时候，他爸爸特地到办公室里说了一些感谢的话，让我在新的学期继续严格要求她，帮助她。

新的学期开始了，或许是期末考试的好成绩带给她一个快乐的年，也可能一个假期的时间冲淡了老师带给她的恐惧，她又开始围着我转了，眼睛里也没有了先前的恐惧。班里已经没有人叫她“大傻子”了。我们的关系开始缓和。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我想我们这种融洽的师生关系会一直保持到她离校。

那天，我教完了生字，校长召集开会，我给学生布置好生字练习。等我回来的时候，大部分同学都写完了，下课铃响了。

我还是最惦记她，径直走到她跟前检查她的作业：“张莹莹，你写完了？”

她那眼球微凸的眼里闪过一丝慌乱，没有回答就低下了头。

一看她那不自然的眼神，就知道她没写完。“写了多少，拿给老师看。”我强忍着怒火对她小声说。

她没有抬头，也没有动。我有些生气了：“到底写没写？”我大声说。

或许是我的高声让她有些害怕，她抬起头用惊恐的眼神看着我。我快速抽出她摁在手底下的写字本，上面只写了第一个字的拼音。

“一多半节课，你就写了一个字的拼音，你干什么了？”我咆哮着。

她看到我那因为发怒而扭曲的脸，什么都没说，只是更加恐惧地看着我。那些完成作业已经可以下课出去玩的学生因为我的暴怒也都老老实实地坐在座位上，他们很少见过老师这个样子，在他们心中，语文老师最照顾张莹莹了。我问她同桌，老师开会的时候，张莹莹干什么了。

她同桌小声的说：“拿个细电线说编小鱼。”

我让她拿出来，她没拿，她好像已经吓得不知道该做什么了。她的同桌帮她拿出来――一根包着绿塑料的细电线，一头是她这节课的努力，已经有了“鱼身子”。

“你一节课就做了这些？”我继续质问。

她像呆了一样，什么话也不说。我一边拆掉小鱼，一边批评她，内容无非是“不懂事”、“恨铁不成钢”之类的。张莹莹哭了，很明显，她不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是心疼她即将编好的小鱼，因为她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那只即将完成的小鱼。

拆完后，我捋直了细电线，问她：“以后还这样？”她不说话，还用一种我从没有见过的眼光看着我。

看着她那我接受不了的眼神，我又一次暴怒了，用手里的细电线抽了她的后背一下。

这次她不再沉默，一边躲闪一边说：“老师，我不敢了。”

看着她眼里的泪花，我好像意识到自己又一次因为“恨铁不成钢”情绪失控了。为了防止出现更加过火的举动，我扭头离开了教室。

回到办公室，我既生气又失望，为了提高她的成绩，每天中午、下午甚至课间我都为她补课，有时星期天我也叫她到学校里学习。一想到她那个家庭，我就有一种让她好好学习，长大了能生活得更好的冲动。哎，她自己却不争气，真是恨铁不成钢。

放学后，她照例又来到办公室里学习。意识到下午做得有些过分，我和颜悦色地和她谈话，她有些紧张。我问她，下午我用那根细电线抽了她一下疼不疼。她摇了摇头。我有些不放心，掀开她衣服一看，一道红血丝斜在她的后背上，虽然不深，但因为破了皮，很醒目。我一下子怔住了。我只记得用细电线抽了一下，怎么会这么严重?我连忙从抽屉里拿出碘伏给她抹了抹。

她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说：“老师，不疼。”

听了她的话我感觉更加愧疚，她只是个孩子呀，虽然无心伤害她，但那一抽是在“盛怒之下”，用的又是包着塑料的细铁丝，想到这儿，我陷入深深的懊悔之中。

我对她比以前更好了，不再呵斥她，抽出大量的时间耐心地给她辅导，体育课也帮她补习语文，她的语文成绩升到70多分，连学生也感觉他们的语文老师偏向张莹莹。只有我自己明白这么做是在补偿她背上的那道血丝。但是我的“好心”又一次不自觉地办了坏事。张莹莹突然变得不爱学习了，叫她留下补课，她爱理不理，有时还假装听不见。我很生气，也很着急。找她谈话，问什么原因，她也说不出。逼急了，就说不爱学习。她对学习已经产生了抵制。家庭作业不写了，课堂作业也爱做不做。想到她恐惧的眼神、背上的伤痕，我努力克制着自己。一次又一次苦口婆心的谈话，在她身上丝毫不见效果。后来，我感觉自己是黔驴技穷了，索性不再管她。渐渐地，她的学习又从70多分一步步降到了我刚来时的三四十分。我很失望，甚至不愿多看她一眼。我这样对她，看得出她也很伤心。不久，她辍学了。我去她家里找她，他爸爸也劝她回学校继续学习，她死活不答应。我又去找了她两次，每次都是失望而归。

现在想想，张莹莹语文进步那么大，为什么变得不爱学习了？是被我的“好心”逼的。课后、课间在办公室里学习，体育课、音乐课也在语文中挣扎，对于一个孩子，成绩提高的成就感远远抵不上玩耍带来的快乐，我不但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变本加厉，一次次用自己的“好心”逼走了她的学习兴趣。如果当时我不是逼得这么紧，让她有一定的玩耍时间，她绝不会在四年级就辍学，离开自己深爱的学校，我又一次陷入自责中。

三

转眼间，我带的这个班级就要小学毕业了。学生成绩一直不错，我也受到了家长和老师们的好评，只是有时候想起张莹莹，心中会有一点遗憾。但这遗憾也被学生们优秀的毕业成绩冲淡了。学生五年级时预交的试卷费每生剩下三块二毛钱，学校里要求在毕业生离校前退还给他们。一天中午，我正在给学生退钱时，张莹莹来了。看到她，我有一股说不出的心情。

我问她：“张莹莹，你来有事情吗？”

“不是退钱吗？”她回答我。

“退什么钱？”我很疑惑。

“就是你发的这个试卷费啊！”她回答我。

我明白了，张莹莹这次是为这三块二来的，但这是五年级时预收的试卷费，她在四年级下学期就辍学了，根本没交，所以也就谈不上给她退了。我慢慢地给她解释了这次退钱的事。没想到她听后非常生气，还一口咬定里面就有她交的钱，说话的语气也像泼妇吵架一样。一年多的时间，社会这个大熔炉已经把她炼成“社会人”了，而我也早就不再是她的老师了。看她在办公室里大吵大叫，我也生气了。我高声问她：“谁说你交了试卷费的，你把他叫过来？”

“葛飞说的。”看我生气了，她已经没有刚才的气势了，小声嘟囔着。

我找学生将葛飞从教室里叫过来，问他：“是你和张莹莹说她交了试卷费，让她来领钱的？”

“我说我们试卷费剩下钱的，没说她，她没听明白。”葛飞回答。

我当着葛飞的面又将事情解释了一遍，她好像听懂了，但还是骂骂咧咧地走了。她走后，我又一次陷入了难过之中，我们的师生关系经过这次争吵估计就此终结了。她的本意肯定不是来和我吵架的，但她的高嗓门让我在同事面前颜面尽失，我也就理智不起来了。当时自己拿出三块二毛钱将她打发走了，也不至于师生在办公室里大吵大闹，将关系搞得这么僵――我还是很在意我们之间的师生感情的。

从那以后，很长时间我再也没见到张莹莹，也没想过高声吵过架的我们再见面会是一种什么情景。没想到几年后会在路上碰上了，如果那天我能读懂她当时的举动，顺手接下那个西瓜，或许我们师生的关系就又续上了。是因为自己没做好，自己愧对她，才会在听到那句“老师，吃西瓜”时，慌忙躲开了。

现在，每次看到西瓜，耳边依然会响起那个沙哑的声音：“老师，吃西瓜！”它时时提醒我：在教学的路上，要善待每一个学生，无论成绩好坏；不能因为恨铁不成钢，而做出让自己后悔终生的事；更不能“好心”办坏事，做什么事要遵循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

（王丽平，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虎山中心小学，276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