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德到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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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被抓要通知家人的新法规引起了人们的热议。这条法规很有点像小学老师威胁学生要告诉家长，又或者像长舌妇专找你最柔弱的地方下刀子，虽然无奈，其威慑力恐怕还是有的。

在中国，以公共权力来施行道德管治可谓无处不在。道德管治可细分为两种，一种是以道德为目的的管治，最典型的是警察冲入别人家里抓夫妻看黄碟；一种是以道德为手段的管治，被抓通知家人大概可算入此类。当然，在很多情况下，这两种情况是同时出现的。

道德的正当性依据在哪里?以公共权力来实施道德管治，与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建构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是一种道德合法性，其精义是：一个人之所以掌握最高的政治权力，是因为他具有最高的道德，因而必定具有最高的政治地位，反之亦然，具有最高政治地位的人必定具有最高的道德，这即是儒学所说的“大德必得其位”、“大德者必受命”。

儒学思想的核心就在于以道德作为政治的合法性依据，这样的思想虽然在先秦已经出现，但必须要到西汉中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方成为正统。在西汉之前，包括秦朝，政权均来自世袭，其合法性在于祖先的“积善累功十余世”。但西汉政权的建立却缺乏这样的合法性依据，刘邦起自布衣，不说“积善累功十余世”，连他的父母都寂寂无名。至于他的部从，萧何为吏掾，曹参狱掾，其他贩夫走卒，不一而足。要确立政权的合法性，只有儒学可以提供思想资源，借助于儒学的“德侔天地者称皇帝”的思想，刘汉政权才确立其合法性。尽管同时有人还生造了“汉家尧后”的古史系统，但这不过是从前贵族世袭思想的遗绪而已，不能当真，后世君主也甚少效仿。从此以后，儒学一直享受独尊地位，而以道德作为政治的合法性依据也成为中国历代统治者的不二之选，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核心精神。

既然以道德作为政治的合法性依据，那么以公共权力来实行道德管治就成为应然之事，否则，一方面以道德作为政治的合法性依据，另一方面对道德之事却置之不理，这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因此，在中国社会，公共权力主导下的道德管治无处不在，这样的人文体验对于中国人来说也异常丰富。类似被抓要通知家人的法规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不脱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窠臼。

但是，现在这条法规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甚至受到质疑，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正在转型，转型的实质是从道德到权利，是权利而不再是道德成为社会生活和组织的原则，政治的合法性依据亦随之转移；与此相应，公共权力不应该再以道德的名义侵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而应该以保护公民的权利为己任。

权利与道德的关系是什么呢?在传统社会，道德是社会生活和组织的原则，衡量一件行为正当与否的依据，是看它是否符合某种道德标准；而在现代公民社会，权利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要素，衡量一件行为是否正当，惟一的依据是看它有没有侵犯他人的权利，如果侵犯了他人的权利，就是不正当的，反之即为正当。所有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肯定都是不道德的，但是，我们不能说所有不道德的行为都必定侵犯他人的权利。夫妻看黄碟不能说是道德的，但是；它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权利，所以，公共权力不应干涉；如果公共权力以道德之名进行干涉，反而因为侵犯了他人的权利而成为不道德。

在中国正在现代化的今天，道德管治必须慎行，否则，只会延缓我们通往现代文明的脚步。

(5月11日《南方周末》，作者系广州《开放时代》杂志社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