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哺政策的伦理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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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哺过程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为增进反哺的社会认同，需要强化反哺的伦理规范。伦理调整的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特别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明确反哺利益相关者、认清反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矛盾和冲突，成为解决反哺伦理问题的基础。本文根据反哺主体与反哺客体关系的紧密性，将反哺利益相关者分为核心反哺利益相关者和非核心反哺利益相关者；根据反哺主体和反哺客体的社会性(是否直接通过人的参与)，将反哺利益相关者分为社会反哺利益相关者和非社会反哺利益相关者；从反哺制度、反哺资源归集和使用三方面分析反哺政策的伦理化调整。

1．反哺制度的伦理化调整

这涉及政府、市场、公民社会3类反哺主体之间的制度伦理化问题，其内容可以表述为下述3个命题：其一，政府反哺不应削弱社会化反哺的反哺能力；其二，非核心反哺利益相关者不应削弱核心反哺利益相关者的反哺责任；其三，非社会反哺利益相关者不应削弱社会反哺利益相关者的反哺激励。前者涉及反哺制度安排的伦理化，后两者涉及反哺制度实施的伦理化。

“政府反哺不应削弱社会化反哺的反哺能力”反映的是一种合作理念：政府反哺应寻求企业公民和公民社会的合作，构建政府和社会共同治理的反哺制度框架。要点有三：一是制度供给的伦理化。不削弱的前提是“存在”，存在承担反哺任务的社会制度力量，保障社会化反哺的制度空间。二是制度合作的伦理化。不削弱意味着“共存”，从竞合关系看主要表现为合作。合作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如果政府承担了反哺的每一件事情，人们就会对它产生依赖性，从而丧失相互间的合作基础。三是制度发展的伦理化。不削弱蕴含着“扶植”，由政府扶植社会反哺制度力量的形成和发展，“扶上马、再送一程”。

“非核心反哺利益相关者不应削弱核心反哺利益相关者的反哺责任”反映的是一种责任理念：工业反哺农业是一种责任，是行政责任、道德责任与和谐责任的统一。反哺源于政策的选择，现在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政策是过去执行“农业哺育工业”政策的公平回归，反哺首先是政府的行政责任。其次，从政策执行的结果看，反哺源于过去的哺育，哺育的主要受益者为国有企业和城市居民。在这里，反哺表现为感恩和回报，表现为受益者的道德责任。第三，从发展的角度看，反哺还源于将来的哺育。农业的基础性作用与农业的自我发展能力之间的矛盾期待公共财政和非农产业的支持。在这里，反哺表现为对农业的支持与保护，表现为反哺主体在追求协调发展过程中的和谐责任。

“非社会反哺利益相关者不应削弱社会反哺利益相关者的反哺激励”反映的是一种治理理念：有效的制度安排必须同时为制度行为主体提供激励机制、机会结构和约束机制。从利益相关者的构成看，关键是对中央／省级政府(决策层)与县乡政府(执行层)之间的激励约束机制的伦理化调整，集中表现在政府的公信力上：一是政策信用。从政策执行角度看，反哺决策层与执行层之间呈委托一被委托关系。政策设计应保障被委托者必要的反哺资源和手段，以及执行反哺政策所需的行政成本，避免执行层在行政目标多元化下由于激励不足引致的反哺目标边缘化。二是行为信用。构建与激励机制相配套的约束机制(如反哺问责制)，避免由于执行层无作为、作为不力或者不作为、作为不当引致的反哺目标空洞化。三是绩效信用。绩效反映的是反哺政策的决策水平和运作效率。对于中央／省级政府而言，绩效考核的是其决策责任，为此必须进行政策评估，通过评估来检验反哺决策的价值和效果；对于县乡政府而言，绩效考核的是其执行责任，为此必须对其进行绩效考评，通过考评来检验反哺政策的实施是否实现政策意图。

2．反哺资源归集的伦理化调整

反哺资源归集要解决的就是“如何筹集反哺成本”问题，其核心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社会公正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是一个国家公民和平相处的政治底线。就反哺而言，社会公正的要义在于为反哺利益相关者提供一个关于反哺资源配置的公平、正义理念，保障反哺利益分配的有序。

首先，反哺理念的意识形态化。反哺政策成功的关键在于有效归集反哺执行所需的社会资源，其前提是取得共识，使反哺理念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普遍意识。所谓反哺理念的意识形态化，就是将反哺理念纳入政府公共关系的意识形态语境，发挥意识形态的工具性作用，有效掌握反哺话语权，推进社会话语体系转换和反哺的社会认同，达到简化反哺决策过程、凝聚反哺社会力量的目的。

其次，社会公正的价值导引。反哺理念取得社会共识解决了反哺的思想观念问题，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将观念引向行为，使反哺行为成为反哺主体的自觉行动?就政府反哺而言，反哺客体的反哺期待能否变现，根本上取决于政府自身的价值取向。在这里，社会公正的要义在于让社会全体成员“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就国有企业而言，国有资本作为全民所有的财产，其经营收益如果不考虑农民的历史贡献和所有者身份，显然是不公正的。在这里，社会公正的要义在于还农民以国民待遇，在国有企业中形成回馈农民的反哺价值观。就城市居民而言，如果占我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先富起来”的城市居民的发展本身也将是不可持续的。在这里，社会公正的要义在于“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市民中形成“城市支持农村”的反哺价值观。

第三，反哺资源配置的制度化。从反哺进程看，上述将观念引向行为后进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行为引向持续，使得反哺行为持续化、制度化?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反哺理念、反哺价值观引领下的反哺资源配置从根本上讲还有赖于制度建设。从核心反哺利益相关者角度看，这涉及三方面的内容：其一，公共财政制度。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调整财政收支结构，重点是对农村公共服务进行“补课”。其二，国有企业资本利得分配制度，重点是形成有效的农民诉求表达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其三，社会扶助制度。发展社会慈善事业，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践行先富带后富提供组织保障。

3．反哺资源使用的伦理化调整

反哺资源使用的伦理化要解决的是“反哺效率”问题。作为一个政策性范畴，反哺效率反映的是在反哺目标实现过程中反哺资源配置的有效程度，这有效程度具体表现在反哺目的性价值的实现上，其伦理化调整涉及四方面：

首先，反哺分工的伦理化。其核心是对反哺目的性价值的选择。从政府角度看，反哺的目的性价值主要表现在政治目的性上，即追求政权的稳定性和发展的和谐性；具体表现为政府对农村的公共品供给、对农业的支持与保护以及以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安全政治诉求。从社会角度看，反哺的目的性价值则更多表现为经济目的性，即追求反哺的经济效率，具体表现在通过构建农业市场服务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农业生态服务体系实现反哺。

其次，政府反哺决策层与执行层的伦理规范。从政府内部看，反哺效率取决于决策效率和执行效率。由于反哺范围广、任务重、周期长，受公共财力的约束，决策效率考验的是政府决策层的公平与正义。对于执行层而言，反哺工作只是其任务束中的一个，而且可能不是重要的一个；为了避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引致的反哺工作边缘化，反哺政治目的性价值的实现需要有效的执行伦理规范。

第三，人与自然的反哺协调。当代人类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引致的环境恶化使得环境的生态服务呈现稀缺状态，由此也凸显了农业的生态贡献，并引发了人类对大自然的反哺诉求。协调入与自然反哺需求的核心是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平衡“生产、生活、生态”的反哺供给，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事实上，人类对大自然的反哺从本质上讲是对人类自身的反哺，是当代人对后代人的反哺。

第四，农民与农民工的反哺协调。要点有三：其一，从反哺优先序看，优先反哺职业意义上的农民。从户籍制度看，把农村居民分为职业意义上的农民(农业生产经营者)和户籍意义上的农民(农民工)是合适的，有利于提高反哺效率。其二，从现代化进程看，兼顾反哺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转移出去的农民。反哺效率的提高有赖于反哺客体的减少，特别是农民的减少；兼顾反哺转移出去的农民有利于激励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其三，强化城市政府反哺农民工的责任。这是上述兼顾反哺“转移出去的农民”的逻辑延伸，目标是让农民工“共享”城市化的发展成果，使其成为城市中的一员，构建农民工与市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城市。

综上，我们形成了以反哺制度的伦理化为核心、以反哺资源归集和使用的伦理化为主要内容的反哺政策伦理调整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