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女性心理控制源\应对方式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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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索婚姻心理控制源、应对方式与婚姻质量的关系。方法：采用方便取样法，对85名第一次婚姻、婚龄小于1年的、目前尚无子女、高中或以上教育水平的、参加婚姻健康教育项目的新婚女性，使用婚姻心理控制源量表、特质应对量表和婚姻调试测定量表进行横断面问卷调查，采用Pearson相关、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统计分析数据。结果：①婚姻心理控制源量表中的背景特征得分与婚姻调试测验总分呈负相关(r=-0.56)，而与消极应对得分呈正相关(r=0.26)；积极应对得分与婚姻调试测验总分呈正相关(r=0.32)。②婚姻心理控制源和应对方式可以预测婚姻质量45.8％的方差变异，其中心理控制源的贡献最大，解释40.4％的变异；婚姻生活的环境特征维度的外控性可以负向预测婚姻质量，婚姻生活的运气／機遇维度的外控性、积极应对可以正向预测婚姻质量。③应对方式不是控制源与婚姻质量关系的中介变量。结论：新婚女性的控制源和应对方式是预测婚姻质量的重要变量。

【关键词】新婚女性；心理控制源；应对方式；婚姻质量；横断面研究根据社会学习理论的定义，心理控制源(Locus ofcontrol)是个体在实际的经验中积累出来有关发生在自我预期与行为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抽象概括。个体对心理控制源的知觉或期望，决定了他们对特定行为的后果的态度是内控的还是外控的。内控者会期望其行为本身就可决定强化是否出现，而外控者则认为自己某一行为是否受到强化是由機遇、运气或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带来的。

心理控制源作为个体相对稳定的一种特质，对心身健康、生活满意度、婚姻质量均会产生影响。如Johnson和Sarason研究发现，外控倾向的大学生，其消极生活事件与心理障碍的发生率呈正相关，而内控型大学生则不存在显著相关。内控者认为自己对消极事件的控制力较强，这种有把握的自我认知减轻了知觉压力的水平；Ruth对150名以色列的丧偶女性进行的调查显示，控制源能独立的对抑郁症状和生活满意度产生作用；两项针对新婚夫妇的研究表明，控制源和婚姻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当妻子倾向于外控，而丈夫倾向于内控的时候，婚姻较为不满意；另有一项在老年夫妇中进行的研究也证实，控制源确实与婚姻满意度相关——妻子的内控性高，婚姻的满意度就越高，而且这种相关并非社会预期所导致的。

同时，控制源作为个体一种独特的气质特点和认知方式，在应激与应对领域有过广泛的研究。一些研究者指出，应激情境下，外控者更倾向于汇报较多的压力和焦虑情绪。Phares等人发现，尽管外控者相比内控者有更多的消极情绪的反馈，但内控者有更加强烈的愿望去采取措施应对压力。Strickland在一项关于应对源和健康行为的研究中，发现内控者相比较外控者，倾向于了解有关自己疾病和治疗的信息，并能更好的利用这些信息。

莫书亮等人进行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心理控制源和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研究中，发现积极应对与心理控制源可以分别独立预测主观幸福感。积极应对是心理控制源的内控性预测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变量。

应对是个体在应激环境或事件中，对该环境或事件作出认知评价，是个体面对困难及超自身资源负担的生活事件时所采取的认知和行为措施。王厚亮等人对育龄妇女应对方式与婚姻质量的相关分析研究显示，积极应对方式，有利于夫妻之间情感沟通和交流，有利于提高婚姻满意度。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多分别探讨控制源、应对方式与婚姻质量两两之间的关系，而关于三者间的相关研究比较少。因此，本研究在婚姻情境设置中，以新婚女性为研究对象，尝试探索心理控制源、应对方式是否与婚姻质量存在相关关系，以及此两种因素能否预测婚姻质量的高低。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为科技部支撑计划健康婚姻教育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被试均为此项目的参与者。

入选条件：夫妻双方均为第一次婚姻，婚龄

1.2　工具

1.2.1　婚姻心理控制源量表(The Marital LocusControl Scale，简称MLOC)共44个条目，评定从内在到外在控制的对婚姻的看法。量表中所含的条目对婚姻中积极和消极的经历均提供了4个方向的因果解释：能力、努力、機遇或运气及背景特征(指无法控制的环境特征)。每个条目1“完全同意”～6“完全不同意”点计分，内控性条目反向记分。量表总分反映了外控制性的高低。分数越高表示外控制性越强。

1.2.2　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rait Coping StyleQuestionaire，简称TCSQ)共20个条目，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2个维度。每个条目1“肯定不是”～5“肯定是”级评分。

1.2.3　Locke—Wallace婚姻调试测定(Locke—Wallace marital adjustment Test，简称MAT)用于客观评定被试的婚姻幸福程度。共15个条目，评分范围2～158分，分数愈高，婚姻调试愈好，婚姻幸福感愈强。

1.3　统计方法

利用spss15.0进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因各变量数据呈正态分布，因此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

2　结果

2.1　各量表得分及相关分析

婚姻心理控制源量表中的背景特征得分与婚姻调试测定(MAT)总分负相关，而与消极应对得分正相关。积极应对得分与婚姻调试测定总分正相关。见表1。

2.2　婚姻质量在婚姻心理控制源和应对方式上的回归效应检验

以婚姻质量为因变量，以婚姻心理控制源和应对方式为预测变量进行多元线形回归分析，采用逐步筛选法，结果显示，回归方程显著，婚姻心理控制源和应对方式可以预测婚姻质量45.8％的方差变异。其中婚姻心理控制源的贡献最大，解释40.4％的变异。

2.3　应对方式在婚姻心理控制源和婚姻质量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应对方式是否在婚姻心理控制源对婚姻质量的预测效应中存在中介效应，采用BARON和KENNY提出检验中介作用的步骤来进行，以婚姻质量为因变量，以婚姻心理控制源为自变量，应对方式为中介变量。首先，求因变量在自变量上的回归；第二，求中介变量在自变量上的回归；第三，求因变量在自变量和中介变量上的回归。在第1个回归方程中自变量显著影响因变量；在第2个回归方程中自变量显著影响中介变量；在第3个回归方程中，中介变量显著影响因变量，同时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减弱。上述条件如都能满足的话，则存在中介变量的作用。

由表2可见，第一步回归中，婚姻心理控制源中的背景特征与运气／機遇维度可显著预测婚姻质量，R2=0.404；第二步回归，背景特征能够显著预测消极应对，

R2=0.066，但控制源对积极应对无预测作用，没有任何变量进入方程；第三步回归，背景特征、运气／機遇和积极应对可显著预测婚姻质量，消极应对无显著预测作用。因此可以看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均不能对控制源和婚姻质量的关系产生中介作用。

3　讨论

3.1　婚姻心理控制源与应对方式、婚姻质量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发现，婚姻心理控制源中背景特征得分与婚姻调试测定(MAT)总分负相关，这跟西方的研究结果稍有不同。Mlott和Lira对新婚夫妇进行的研究指出，一般来说，婚姻不稳定的个体，并不比婚姻稳定的个体外控得分高，但他们指出，不稳定的婚姻中，妻子的外控性得分会显著高于丈夫。背景特征得分高的新婚女性，倾向于用婚姻环境中无法控制的环境因素来解释当前婚姻生活或好或坏的经历，比如她们可能认为，环境因素在决定自身婚姻是否美满中起主要作用，自己与配偶相处的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当天的心情如何，或者认为配偶的情绪无法捉摸，因为引起他情绪变化的原因根本无法预料。

背景特征得分与消极应对得分显著相关，说明外在环境控制取向的人，在遇到问题时，一般不会从自身出发找寻原因，而是倾向于借助外界环境中模棱两可的不确定因素来作出模糊解释，这一类人不会积极动用各种资源来有效的应对问题，而是回避问题。

3.2　婚姻心理控制源对婚姻质量的预测作用

本研究表明，婚姻心理控制源能够显著预测婚姻质量的好坏，可以解释婚姻质量40.4％的方差变异。除了背景特征维度外控得分高可以显著预测婚姻质量低之外，运气／機遇维度对婚姻质量的影响，非常值得讨论。本研究回归方程显示，运气／機遇的外控得分，对婚姻质量有正向预测作用。以前的研究从未显示出这一点。这跟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婚姻的认知和预期有关。

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人们倾向于认为命运的走向是相对固定的，機缘巧合等常用来解释生活中的模糊、复杂和不可预知性。受这种传统观念影响较深的人们，可能倾向于认为自己与配偶的结合，是“天意”或命中注定的，这也强化了她们坚守婚姻的信心，婚姻生活中的幸福体验，又反过来验证了这种“婚姻宿命论”。由此可见，用运气／機遇来解释婚姻经历，可能会正面促进婚姻质量的提高。当然，这一结果需要在大样本人群中再进一步验证。

3.3　应对方式在婚姻心理控制源和婚姻质量关系中的中介效应

控制源、应对方式可以联合解释婚姻质量45.8％的方差变异，但通过中介作用检验程序可以看出，应对方式并不能够在控制源与婚姻质量之间起中介作用，之前的第三个假设不成立。这表明，控制源有可能单独对婚姻质量造成影响，也有可能通过应对方式之外的其他变量的中介或调节作用，对婚姻质量产生影响，这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探索。

4　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的样本均为自愿参加婚姻健康教育项目的夫妻，样本量较小，且取样方式并不随機，这也会对本研究的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在今后大规模随機调查研究中进一步验证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