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被糟蹋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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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近日的一则奇闻说起。武汉有个沙湖，面积曾有上万亩，如今缩水至一百一十九亩。其消失的部分被填埋成了陆地，上面挤满了豪宅别墅、商业大厦和漂亮小路。这事儿被媒体报道之后，武汉市园林局一位副局长这样解释：填湖修路，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沙湖。

我之所以说这是奇闻，一方面是因为上万亩湖面缩至一百一十九亩，似乎表明沙湖自身也在抗议，留下个报火警的号码向世人宣示十万火急；另一方面是，官方的奇谈怪论糟蹋了一个好词——保护。填湖是为了保护，这个意思跟近来流行的官话“保护性拆除”一样。如果再联想到“保护费”一词，你肯定会觉得，“保护”的词义，已发生了颠覆性变化。

说起来，含义朝反方向发展的好词，如今已是越来越多。改革开放以来，“小姐”与“秘书”，应属最早被糟蹋的两个词语。就像“保护”也意味着“破坏”一样，在很多语境中，“秘书”其实不是秘书；“理发店”其实不理发；“临时工”的工作其实很正式；“干爹”其实是情夫的代名词，他可以要求“干女儿”穿“齐B小短裙”……

对于这些词语的沦陷，权贵们“功不可没”。由于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滥用词语，随意发明创造“雷词”、“雷语”，已成他们的拿手好戏。他们身体力行，专挑些好词来为自身不光彩的行为进行美化、遮羞。久而久之，这些好词的词义就变质了，无法正常使用了。

我这里特别说说“赞助”、“慈善”、“公益”等使用频率很高的公共媒介用词，借此更形象地描述好词是如何沦陷的。

“赞助费”，原指有条件者自愿帮助有困难者的经费。但如今的孩子和家有儿女的大人们肯定不这么理解。在他们眼中，该词的意义完全相反：指有困难的人很不情愿地上缴给强势单位的费用。该词在教育领域使用频率最高。

再说说“慈善”。多么好听的词啊！但随着郭美美、卢美美小姐的蹿红，善良的人们对本就信心不足的慈善事业，一度完全丧失期望。“慈善”，几成“伪善”与“骗钱”的马甲。而由“慈善”衍生的“慈善家”一词，原指长期热心公益的助人为乐者，但现在这个词也非常可疑。稍加留意便可发现，各类慈善家排行榜上，你不可能找到诸如“捡破烂资助困难学生读书”、“活雷锋”这类铁杆爱心人士的名字，位列榜单的，多为捐款数额较大的老板，其中包括制造劣质产品的暴发户、血汗工厂的老板、殴打维权业主的房产商等。

回到“赞助费”一词。都知道，人口流动的频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但在中国，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至今仍是大问题。“赞助费”很大程度上也是为那些没当地户口的孩子量身定做的——“赞助”公办教育，是就读公办学校的前提。没有“赞助”能力的穷人怎么办？只能让孩子去读私立学校。这里又引出“公益”一词——　公办教育，纳税人供养，属公益事业；私立学校，自掏腰包办学，以谋取私益为目的。现在看起来，性质似乎反过来了。有财政兜底的公办学校，特别是一些所谓的“重点”、“名牌”学校，门槛重重，弄得像是谋私益似的；本该得到赞助却缺乏赞助的民办学校，不设门槛、有教无类，反倒显得更具公益性。

“国企”和“私企”两词，也同样在权益属性上发生了这种变化。前者，全民所有制，其定位自然就是公益；后者，自负盈亏，以实现私益最大化为目的。这样的定义，在从前肯定是准确的。计划经济时代，国企几乎包办了城镇人口的就业与吃喝拉撒。而私企，总让人联想到“资本家”之类。可如今的国企，尤其是垄断国企，你很难见到他们招聘广告公开解决国民就业问题；倒是在物价上，通过“听涨会”一次又一次地伤害国民，跟过去的“资本家”有一比。这两方面，私企都要大度得多。

好词语一个接一个被糟蹋，既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也是对不正之风的控诉。词语亟须被拯救，传统文化不能被“保护性破坏”。但拯救文化，首先得改良制度，拯救权贵者的道德良知。

【原载2012年4月15日《南方都市报·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