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语教育战略演变与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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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外语教育政策、法规以及重大事件的回顾与梳理，发现美国外语教育战略的主要特征表现為以国家利益為取向，用能力标准来引领，主要目的是為了维护和巩固其在全球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霸主”地位。但是从美国外语教育的现状来看，外语战略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外语人才仍然处于紧缺状态，究其根源，传统的“文化痼疾”显然“难辞其咎”。研究美国外语教育战略演变对于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外语教育；战略；国家利益；文化

中图分类号：G5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2）06-0087-05

作為一种战略资源，外语教育水平关系到公民素质的高低，也关系到一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竞争中的地位，而且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政治、文化、外交、国防等诸多方面。外语教育具有十分明显的政治文化意图和国家政策导向。

国家外语教育战略指的是一定时期内由国家权力机构颁布的外语教育方针和计划，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权威性，往往以行政命令、法规等形式出现。由于受“唯英语”文化传统的影响，美国政府和民众过去长期对外语教育不够重视，这直接导致美国外语教育质量较差，高素质外语人才紧缺。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外语教育普及率偏低。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剧，作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政府深刻感受到培养既有专业特长又具备较强外语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由此将外语教育上升到关系国家发展的战略位置。

在美国，外语教育战略虽然没有被作為一个专有名词明确提出来，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美国政府制定的一系列外语教育政策、法规和方案都将提高公民外语能力和跨文化理解能力视作捍卫国家安全、扩大国际影响和推进意识形态传播的必要手段，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多极化的背景下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审视美国的外语教育政策、规划、方案及其执行效果对于研究美国外语政策的走向以及指导我国外语教育战略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美国外语教育战略演变

上世纪初期，在美国非英语语言曾被禁止使用，学校的外语课程也一度被取消。直到1917年罗斯福总统上台，政府才开始重视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此后，美国曾多次把外语教育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美国的外语战略演变大致上可以分為以下几个阶段：

（一）20世纪40年代至冷战时期：缓慢起步

这一时期美国的外语教育战略主要服务于反法西斯以及冷战的需要——从军事安全及获取情报的角度来看待外语教育和外语人才的培养，外语教育的规模十分有限。

為了能够在“二战”中破译密码和获取情报，美国需要一批精通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中文、日语、马来语等多语种的人才。1942年，政府制定了“军队特别培训计划（The Army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委托大学开发出以培养军事人才外语会话能力為目标的培训计划。

随着“二战”结束和冷战的全面展开，美苏之间在全球范围展开了争夺，為提升美国在这场“观念之战”中的竞争优势，美国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强化外语教育。1958年颁布《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从国防战略高度，首次将外语提高到与数学等科学同等重要的位置。在《国防教育法》的推动下，美国大、中、小学外语教育的规模得以扩大，质量也有所提高。1965年出台的《高等教育法》（Higher Education Act）强调，在日益增长的国际交往中，外语教育在保障未来经济发展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年，《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案》（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将外语列為核心课程。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双语教育法》（Bilingual Education Act），废止了许多州关于禁止使用英语外其他语言的一系列法律。

1983年，美国教育质量优异委员会教育改革宣言——《国运危机：教育改革势在必行》（A Nation at Risk：An Imperative Reform），第一次把外语放在了与英语、数学、计算机、社会研究等基础学科以及自然科学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二）20世纪90年代：稳步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变，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一国独大。為了维护自身的霸主地位，政府不断调整各种政策，外语教育“迎来春天”。这一时期是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之时，美国的外语战略主要服务于维持美国的全球经济优势和竞争力，外语教育规模显著扩大。

1991年，美国总统签署通过了《国家安全教育法》（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Act），该法案提请联邦政府通过建立国家安全教育项目和国家安全教育董事会来引导美国人民理解外语和外国文化。1994年，国会通过《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案》（Goals 2000：Educate America Act）。该法案的目标之一就是到2000年美国所有中、小学学生在毕业之前都应该在包括英语、数学、外语等学科上具备一定能力，為成為合格公民和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高效劳动力做好准备。同年，《改进美国学校法案》（Ireproving American Schools Act）再次明确对有助于提高外语能力的教育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将外语提升至对经济竞争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地位。1996年，美国教育部出台了国家课程标准——《外语学习标准：為21世纪做准备》（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Standards：Preparing

for the

21st Century），倡导从小学习外语，强调美国教育要从语言和文化上武装学生，以便他们能在21世纪多元化的国际社会中进行成功交流。该标准具体体现在5个方面（简称“5C”）：交流（communication）；文化（culture）；联系（connecdon）；比较（comparison）；社团（community）。“5C”把外语人才培养上升到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层面上，确立了外语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

（三）新世纪以来：迅速推进

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开展的全球反恐战争使美国政府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外语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欠缺阻碍了社会资源的流动，削弱了商业贸易的竞争力。限制了国际交往的有效性。甚至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教育战略的走向变得更加清晰也更加完整——除了确保其经济优势和竞争力需求外，还有提升跨文化交流、开展公共外交、改善国际形象和增进国际理解等战略需求。

2004年，美国国防部召开由政府、企业和学术界参加的“全国语言大会”（The NationalLanguage Conference）。会后了“白皮书”——《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书》（A Call to Action for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apabilities），号召美国公民学习国家需要的“关键语言”，以适应外语和文化战略的需求，通过提高外语能力增进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和尊重，巩固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2005年，美国国防部颁布的《国防语言变革路线图》（Defense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Road Map）对改进美国国防部外语能力以应对反恐等非常规战争提出了较為全面、详细的规划。2006年，美国总统布什正式以国家安全為直接目标的外语政策——“国家安全语言启动计划”（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这是自1958年以来最為重要的语言立法。它首次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审视了外语教学的重要性，将美国的外语教育上升到了联邦政府立法干预的层面。该计划提出学校要尽早开设外语课程。尤其要关注国家急需的阿拉伯语、汉语、俄语、印地语、波斯语等“关键语言”（Cfitical Need Foreign Language）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次年，“关键语言”又增加了乌尔都语、塔吉克语、旁遮普语等。200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高等教育机会法案》（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y Act）决定，扩大和创造赴国外外语学习的机会，扩展国际公共政策机构的外语工作外延，将外语财政援助列為国家政策发展领域。2011年颁布的《国防部语言技能、区域知识、文化能力的战略规划：2011-2016》（DoD Strategic Plan for Language Skills，Regional Expertise，and Cultural Capabilities：2011-2016）為国防部未来五年的发展作出了宏伟的规划，体现了美国国防部发展军队外语能力的新战略——主张语言技能、区域知识和文化能力的融合。

二、美国外语教育战略的主要特征

（一）以国家利益為主导

美国历史上曾掀起过的三次外语教育变革热潮，都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第一次是“二战”开始之后。美国需要派遣大批军人和情报人员到世界各地，他们的外语能力却成了跨国工作的拦路虎，“军队特别培训计划”应运而生；第二次是在20世纪40至50年代期间。在美苏冷战背景下，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引起了美国人的恐慌和震惊。国内外舆论对美国学校教育提出了激烈的批判，把太空技术落后归咎于教育和科研，强烈呼吁改进学校现有的课程和教学方法，关注外语教育，于是出台了《国防教育法》；第三次是“911”事件发生后，维护国家安全，尤其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家安全，成為美国语言战略的首要目标。在此背景之下，掀起了外语教育变革的热潮，“全国语言大会”随后召开。“国家安全语言启动计划”则将外语教育的重要性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美国国防部颁布的《国防语言变革路线图》和《国防部语言技能、区域知识、文化能力的战略规划：2011-2016》突出了外语能力在国防和军事战略中的重大意义。

维护全球化进程中的商业利益和经济安全是美国调整国家外语战略的另一个动因，《高等教育法》和《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案》的出台就是很好的例证。美国政府意识到，只有提升公民的外语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才能对世界各地文化风俗和商业习惯有深刻的了解，保持美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二）用能力标准来引领

外语能力标准是外语教学和评价目标的参照依据，是对某一国家或地区在特定时代语言政策或教育政策的反映，其目的是為了维护该国、该地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利益。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中、小学教育质量问题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社会各界纷纷就教育改革提出建议，制订学习标准、改善评估体系被认為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从1993年起，美国外语教学委员会组织专家成立了“全国外语教育标准课题组”，课题组历时三年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编制了外语学习标准，即1996年公布的《外语学习标准：為21世纪做准备》，其适用对象主要是从幼儿园到12年级（K-12）。《标准》以培养交际能力為核心，主要从知识和技能两个角度对各年龄段外语学习者的学习目标进行了描述，它构建了一个全面的外语教学目标体系，并提出了一个与之统一的教学内容框架，体现了当代外语教育的最新理论，代表了外语教育改革的最新方向。1999年该标准重新出版，又增加了9个语种具体的学习目标，并更名為《21世纪外语学习目标》，以此来引领美国外语教育。这个纲领性文献的出台意味着美国把基础外语教育改革作為整个外语战略的突破口，从此，美国的基础外语教育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美国的外语能力标准不仅着眼于学校外语教育还涉及军事和国防领域的外语能力建构。2005年颁布的《国防语言变革路线图》是迄今為止美国国防部為提高军队外语能力制定出的最為全面、具体的规划和标准。前不久颁布的《国防部语言技能、区域知识、文化能力的战略规划：2011-2016》）对军队外语能力的定义做了更加明晰、丰富的界定，是美国基于能力标准引领外语教育战略的又一杰作。

三、美国外语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一）外语教育现状

美国是个多语种国家，但就整个社会而言，还是以英语占“统治”地位的单语社会。根据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语言小结，英语是名符其实的“第一语言”，约82.11%的人口以英语為母语，96%的人英语说得“好”或者“非常好”。其他排在前10位的语种依次是：西班牙语（10.71%）、汉语（0.78%）、法语（0.63%）、德语（0.53%）、他加禄语（0.47%）、越南语（0.39%）、意大利语（0.38%）、韩语（0.34%）、俄语（0.27%）和波兰语（0.25%）。

从基础教育来看，2008年，应用语言学中心（CAL）在美国教育部的支持下和研究机构Westat联合开展了一次调查，结果表明：在小学阶段，接受外语教育的学生数比例為25%：在初中阶段為58%；高中阶段為91%。就学校所提供的语种来说，西班牙语最為普遍，占小学阶段的88%、中学阶段93%。其次是法语（小学阶段：11%；中学阶段46%）和德语（小学阶段：2%；中学阶段14%）。

从高等教育来看，美国现代语言联合会（MLA）在2006年关于美国高等教育机构非英语专业外语注册信息的数据如下：在所有被调查的2795所高等教育机构中有91.7%（2564所）的学校至少开设一门非英语外语课程：有8.6%的大学生注册了非英语外语课程；通用现代外语的注册人数持续增长，其中汉语（51%）和阿拉伯语（126.5%）的增幅最大；从选修语种来看，排在前三位的是：西班牙语（50%）、法语（13%）和德语（6%）。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 语种分布不均衡

2008年，美国外语教育委员会（ACTFL）针对初中生感兴趣的外语做了一项名為“发现语言，发现世界”的调查，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法语（18%）、意大利语（17%）和西班牙语（16%）。调查还涉及美国学生学习外语的主要原因，约44%是為了满足大学入学要求，40%是為了满足高中毕业要求，自愿选择的仅占10%。学生的个人兴趣与国家对汉语、阿拉伯语等“战略语种”的迫切需求不能对应。

近年来，政府每年都会投入数亿资金支持中、小学和大学学生学习英语以外的语言，其目的是全面提升整个民族的外语能力，进而服务于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然而，政府的想法与民众的爱好往往反差较大，这是导致美国外语人才始终不能满足国家需求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美国，个人权力是民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否学习外语抑或学习多长时间主要是由个人决定。

2 外语政策执行有偏差

美国联邦政府与州的教育立法呈现出主导与主体的关系，各州享有充分的自。联邦政府就事关国家利益的大事，制定相应法律，提出宏观要求，掌控全国教育的进程和方向，并协助各州提高教育质量；作為教育行政的主体，州立法系统而又全面。在这种分权管理的教育体制中，州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行其是”。实际上，大多数的教育文件不是由联邦政府而是由州政府及州以下的地方政府制定，由各州教育部门及各地方约一万五千个学区（School District）中的教育董事会（Board of Education）负责实施。美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的价值观、教育理念、经济发展程度、文化传统等都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这些都对外语课程的设置产生直接影响。在具体教学中。任课教师可以自行决定教材和教法。

3 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难衔接

由于上述原因，美国外语教育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是一种非官方的自由放任状态，各个层次的外语教育缺少统一的规划协调，没有形成“一条龙”式的系统外语教育体系。正如美国教育家R·D·Lambert所言：在美国的外语教育体制中。学生和老师如同聚集在两座互不相连的金字塔中，一座在高中，另一座在大学。目前，又试图在小学创建第三座孤立的金字塔……当两座塔衔接之时便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断层，高中毕业生无法顺利地继续大学的外语学习，其中最為极端的案例表明美国高中阶段和大学阶段的外语教育不具备任何关联性。

四、启示

美国以国家利益為主导的外语战略不仅着眼于国家安全。而且从全球化视野出发服务于商业竞争的需要，政府制订和推进各项外语教育战略的根本目的是希望利用“语言战略武器”向全世界尤其是“关键语言”区域传播美国的意识形态、推销美国价值观念以及完成渗透美国文化的使命。全球化战略目标的实现有赖于高水平的外语技能和对世界主要文化族群的深刻理解。

外语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作為外语教育“大国”，中国应该不断借鉴经验，总结不足，做到扬长避短，“洋為中用”。美国的外语教育战略演变对我国的启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重视外语规划，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维度构建国家外语教育战略；第二，确定战略语种，规划外语人口，营造多语种协调发展的局面；第三，制订国家标准，打通层级通道，实现大、中、小学的外语能力无缝衔接：第四，采用灵活的外语政策，各个地方的外语教育发展情况差别很大，不同群体对外语的需求程度也不一样，应该避免“一刀切”现象。第五，在关注外语教育的同时，不能忽略母语，中国人要努力学好母语，弘扬传统文化，还应积极為汉语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