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后刘永明与敦煌学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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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年前，他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13年前，他进入兰州大学攻读历史系历史文献学硕士学位，从此与敦煌学结缘……

虽然已过不惑之年，但41岁的刘永明在敦煌学研究者的群体里还很年轻。然而，就是年轻、富有活力的刘永明，已经与敦煌这个神秘之地、和敦煌学这门相对冷僻的学科，结下了长达10余年的不解之缘。

2007年1月3日，刘永明的博士后论文《唐五代宋初敦煌道教的世俗化研究》顺利通过了由知名专家学者组成的评议委员会的评议，他也成为我国首位出站的敦煌学博士后。

热爱历史，结缘敦煌学

刘永明出身于甘肃省秦安县魏店乡的一个农民家庭，这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刘姓却是当地难得的书香门第，所以，家族中有一种久远的文化传承。刘永明从小在爷爷的历史故事熏陶下长大，高考时，他毫不犹豫地填报了兰州大学历史系，从此得以学习和研究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并与敦煌学结缘。

刘永明大学毕业时，敦煌学被重新重视起来还时间不久。地处大西北，兰州大学在敦煌学研究方面可谓近水楼台，所以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敦煌学研究机构，形成了正规的敦煌学研究氛围，也汇集了一些卓有成绩的敦煌学研究学者。留校从事图书资料工作的刘永明终日与古籍相伴，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文献功底，并在与师长的沟通影响下，对敦煌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94年，刘永明在齐陈骏先生和楼劲先生的指导下，开始攻读历史系历史文献学(敦煌学)硕士学位。“是硕士研究生阶段使我进入了研究之门。”时至今日，刘永明仍旧感激这段岁月，感激自己的导师。

2003年，从南京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刘永明难舍乡土之情，回到母校工作，恰逢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敦煌学)博士后流动站成立，刘永明正式归队，成为第一位获准进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

人一辈子，总要选择一项毕生的事业。因为热爱，刘永明选择了敦煌学，而现在又成为率先进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从而促使自己在学业上的长足发展，刘永明深深地感到：“结缘敦煌学是我的幸运。”

甘坐冷板凳，愿啃硬骨头

敦煌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自古就是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古代希腊和波斯(现阿拉伯地区)文化的交汇地。“敦煌”一词，通常解释为“大而盛”，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中进一步解释道：“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

上个世纪初，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轰动了世界，藏经洞中发现的敦煌遗书包容了儒、佛、道、摩尼、祆教等多种宗教文献，也保留了多种文字，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宝藏，其文化价值不言而喻。但是，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绝大部分被列强劫夺而去，散落世界各地。现在资料虽然大多公布，但由于散乱、残缺、损坏、真伪混杂，以及年代久远等原因，资料的整理辨析十分不易。敦煌学研究之艰辛，可想而知。

在敦煌文献中，道教文献的数量仅次于佛教文献，所以敦煌道教的研究是敦煌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博士后阶段，刘永明以敦煌道教这一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为主攻方向，一方面考察唐五代宋初敦煌道教的曲折发展，一方面深入探讨道教向民间宗教、社会生活、民俗文化以及佛教等方面的渗透，将道教的世俗化问题落到实处。在研究中，刘永明在学界关于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出了一批敦煌道教文献以及与道教密切相关的文献，为敦煌道教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同时将道教放到了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研究。

敦煌道教文献由于出自佛教藏经洞等局限性，反映本地区道教历史的资料缺乏而且矛盾重重。但刘永明心甘情愿地去啃这块硬骨头，因为他认定，作研究就应该去选择有难度又有意义的课题。

正是这样，刘永明从敦煌的故纸堆中一点一点寻找道教存在的蛛丝马迹，再根据自己的考察、分析，判断出最终的结论。有一件事情刘永明记忆犹新，神泉观是敦煌史料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处道观名，但是文献记载的神泉观详细位置居然有三处：分别位于沙洲敦煌县城的不同方向，而且描述都十分详细。“神泉观到底在哪里？”对此，学界未作深究。但刘永明一定要找出一个答案来。通过一段时间埋头研究《道藏》，刘永明终于从行文格式中观察出道观地理位置描述有误差的原因：根据教义规定，道士描述自己身份的时候，姓名前的地名为该道士的籍贯，而道观名被夹在籍贯与姓名中间，意为强调，与道观实际地址无关。由此他不但解决了敦煌道观地址方面的一些问题，而且进一步认识到了道教的发展变化和道教教义方面的一些矛盾，对道教的历史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实际上，每一次选择，刘永明都会给自己一个挑战，以挑战促动新的进步。他认为，人原本是有惰性的，应该想办法克服它。

2000年，刘永明到南京大学读历史学博士学位，出人意料的是，他没有继续自己原来的研究方向，而是选择了道教医学这一全新的研究领域。道教医学需要将“道教”和“中医学”跨学科交汇到一起，研究难度很大。刘永明这样解释他的选择，“如果我继续敦煌道教研究，成绩得来更加容易，却失去了当初选择到南京大学读博士的初衷。我的意图就是要在新的环境中需求新的收获。所以，我强迫自己在博士期间进行全新的研究，我没有太多的功利心，只希望自己的视野更加开阔。”2003年，刘永明最终以《道教炼养学的医学理论创造――脑学说和身神系统》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事后，刘永明回想起来认为，如果没有当时的机会和勇气，这篇论文就不可能产生。

《道教炼养学的医学理论创造――脑学说与身神系统》的出笼，不仅让刘永明顺利获得博士学位，而且拓展了他日后的研究方向。道教医学的研究还让刘永明体会到：“中国人应该懂些中医知识。”医学书看多了，刘永明已粗通医理。现在他能从大夫开出来的方子里判断出治疗思路，家人有个头疼脑热，他也能自己开出方子，他笑称父亲吃他的方子最灵了。

刘永明现在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副教授，他常教导学生，做学问必须不怕艰深，学术研究课题应该选择难度大的做；只有深入其中，才能发现被忽视的内容，做出新意来，“只要下功夫做事，时间长了一定会有收获。”

“学问需板凳甘坐十年冷，敦煌学研究面对如此繁复的历史资料，更要格外吃苦。”刘永明说敦煌学研究其实比人们想象中的还要枯燥、艰苦。记不清多少个夜晚孤灯相伴；记不得多少个假日于敦煌遗书、敦煌道藏对面而坐；记不清多少次苦心拼凑残片，使研究得以继续；在敦煌的实地考察，也远非旅游观光那般悠闲自得，“但是，作为敦煌学研究者，就是穷尽

毕生精力，也要还敦煌文化以真实面貌，这是敦煌研究者的责任和义务。”十几年的研究生涯，刘永明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在敦煌道教这个较为冷僻的领域里艰难跋涉，又乐在其中。他说，做学问最痛苦是在钻进去的阶段，过了那个阶段会眼前一亮。好比陶渊明《桃花源记》里所说：“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为敦煌的明天而坚守

“敦煌学者，今日国际学术之新潮流也。”学者陈寅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敦煌学的评价，时至今日也不为过。“敦煌所藏的资料多是唐五代以前的书卷，内容丰富，而且作者多为普通人。阅读这些书卷，就像直接倾听古人的声音。这是经过文人雅士加工过的传世文献中所没有的。这也是敦煌文献的独特价值所在。”

从道士王圆打开敦煌以来，到现在已是百年之久，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内忧外患不绝，竟然连自己的珍贵文化遗产无力保护。所以，才有当时陈寅恪先生的感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时至20世纪80年代，还出现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虽然这段话的真实性已遭质疑，但刘永明坦言这还是给中国研究者很大压力，“很多外国人已经把敦煌的珍贵作品原件掠走，今天我们自己要研究只能屈辱地买微缩胶卷，那么，现在掌握在我们手中的真迹，就不能再从我们这一代手中滑落。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必须保卫它。”令人欣慰的是，改革开放以后，敦煌学越来越受到国家和学者的重视，经过20年的研究，中国的敦煌学在世界上已经不再落后，并日益走向领先地位。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之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要研究基地，唯一的敦煌学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便是这一学术发展的标志。

作为“新生代”敦煌学研究者，刘永明和他的同事们站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致力于进一步将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推向前进。“敦煌学研究一方面是对敦煌学的研究，一方面也是对中国整个传统文化的研究，它超越了单纯的学科范畴。新时期的敦煌学研究，应该纳入到中国文化的大体系中去。”

刘永明认为，在敦煌学界，他还是一名新兵。在这一领域，有很多大师和名家曾经开拓过，现在还有不少优秀的专家学者在潜心研究。虽然目前我国敦煌学研究还存在着科研经费紧张等问题，对敦煌的研究和保护也亟待更多的帮助和支持，但是，刘永明同其他的研究者一样，克服各种困难，将一个个举世瞩目的成果摆在世人面前。刘永明说，这是他们在与敦煌对话，也是对祖国的文明膜拜。和敦煌学的先辈、同行一样，刘永明也早已将敦煌学深深融进了自己的血液，他为敦煌的辉煌而高兴，也为敦煌的未来发展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