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大越乐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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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关于中国经济未来走势的讨论中，其规模总是容易让人感到乐观，但事实看起来并非如此

越大越乐观吗？一直以来，关于中国经济未来走势的讨论中，其规模总是容易让人感到乐观，理由是——中国经济体量庞大，足以吸纳经年累月的公共项目支出，即使有所浪费也不会拖后腿；中国人口数量庞大，而且仍然“足够贫穷”，追赶型增长在中国似乎还有无限空间。

事实看起来并非如此。

伦敦宏观经济预测咨询机构朗姆德街的董事戴安娜·乔伊利瓦（Diana Choyleva）提醒，中国庞大经济规模可能是把双刃剑，随着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尤其是随着中国努力从目前所扮演的世界低成本工厂的角色向价值增值型制造业大国的转型过程中，她认为，中国庞大体量很可能成为一个严重且越来越突出的问题。

看起来，中国市场似乎的确还大有空间，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可以拿出“中国平均生活水平仅为美国的17%，而日本在1970年代中期结束将近10%的经济增长阶段时，平均生活水平为美国的70%以上”这样的论据。

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中国的生活水平向美国趋同，中国仅通过进口技术来提高廉价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就能实现快速增长。

戴安娜认为这种理论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可以提高产出，但只有在中国能够卖出额外产出的情况下，这种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如果中国不能把产品卖到国外，那么，只有增加在国内的销售，中国的经济才能实现增长，无法在全球消费中增加占比，那么它在全球产出中的占比就无法增加。

在制造业低附加值的流水线环节，中国在产量和产能方面都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庞大规模意味着，为了保持较高增速，需要迅速向价值增值链的上游移动，获得更多出口市场份额。但为了拉动国内消费，需要提高工资水平，而这削弱了可能让中国获得更多出口市场份额的竞争优势。除此之外，通过大宗商品的追赶带来经贸关系的变化，一旦贸易条件恶化，则会导致中国自身福利的损失。

这一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峰两年前就曾提出，并呼吁要理性面对中国经济体量的快速发展，他指出中国经济体量的快速追赶，会带来很多挑战。

表面看来，“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曾是中国奇迹般的经济增长的关键原因，但眼下的中国却可能迎来一个刘易斯拐点。

1990年代，经济学家刘易斯（Arthur Lewis）提出著名的“刘易斯拐点”，当经济处于这个“拐点”之际，生产率较低产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已经被完全吸收到生产率较高的产业中，随着企业招聘工人的竞争愈发激烈，工资开始上升，企业利润因而受到挤压。

今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的一份文件称，中国经济将在2020年至2025年间出现“刘易斯拐点”。但有其他证据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处于这一拐点。工资已经上涨多年，企业利润在2012年大幅下滑，这两个迹象均表明“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

但中国经济体量在这里起到了反向作用。生产率和工资的上升对身处高生产率工种的工人来说是一大福音。但很多中国工人缺乏中国经济向价值增值链上游移动所必需的更高技能，而“刘易斯拐点”导致的利润受损将增加企业为提高目前低技能工人的生产率而进行投资的难度。

还有一个问题是，目前位于高生产率行业的工人匮乏，中国农村劳动力供给可能依然充裕，但中国缺少其目前所需的熟练劳动力供给。劳动力短缺对消费者收入来说是好消息，但前提是消费者支出上升的速度等于或快于消费者收入上升的速度，且生产率上升的速度等于或超过工资上升的速度，否则利润将锐减，然后将导致消费者收入下降。已有一些迹象表明中国正在发生这种情况，比如中国2012年居民消费率就曾持续下跌。

全球市场并未大到能够让中国在向价值增值链上游移动的同时，又无需创造必要的国内消费者支出予以支撑。中国的决策者似乎承认这一点，但要培育真正独立的中国消费者并非易事。

刘易斯拐点

这一概念由20世纪经济学家刘易斯（Arthur Lewis）提出。当经济处于“刘易斯拐点”之际，生产率较低产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已经被完全吸收到生产率较高的产业中。从这时起，随着企业招聘工人的竞争愈发激烈，工资开始上升，企业利润因而受到挤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