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义军节度使夫人翟氏生平事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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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翟氏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唯一夫人。她不仅崇信佛教，而且积极推崇佛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积极协助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在莫高窟和榆林窟开窟造像，还重修了北大像；身体力行地参与各种佛事活动；经常组织和带动家人及姻亲妇女从事施舍、供养之事。正是翟氏夫人对佛教的热忱和参与佛事活动的表率作用，极大地推动了敦煌的佛教文化事业。她是继回鹘天公主之后又一位活跃在敦煌政治文化舞台上的杰出女性。
关键词：归义军节度使夫人；翟氏；事迹
中图分类号：K8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2-0084-09
翟氏夫人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夫人。敦煌文献多称其为“浔阳翟氏夫人”或“凉国夫人”。关于翟氏夫人，虽然许多专家在论著中都有所提及，但是至今尚未有学者对其进行全面研究。由此，笔者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对翟氏夫人的生平事迹展开讨论。
一 翟氏是曹元忠的唯一夫人
徐晓丽师姐曾就归义军节度使的娶妻情况作过系列讨论，其中的一些讨论，观点新颖，见解独到，给人启发。但是，她所主张的曹元忠有三位夫人，即翟氏、阴氏和阎氏[1]，很有再讨论的必要。
徐晓丽判定阴氏为曹元忠夫人的主要依据是莫高窟第108窟北壁“新妇小娘子阴氏供养”[2]和莫高窟第55窟北壁“新妇……阴氏……”[2]19这二条题记[1]48-49。她将第108窟和第55窟的两位“新妇”阴氏推定为曹元忠夫人是缺乏说服力的。
首先，第108窟的窟主是张怀庆[3]，其妻是曹议金的第十六妹[4]。该窟的供养人虽然大多是张怀庆夫人曹氏的直系亲属，但是其中也有少部分是张怀庆的直系亲属。如笔者在《敦煌翟氏与敦煌士族间的通婚》一文中已辨明，第108窟北壁像列东向第七身题为“侄女第十四小娘子”的供养人，就是张怀庆的张家侄女[5]。而与这位张氏侄女画在同一壁的另有“新妇翟氏”和“新妇小娘子阴氏”[2]。从供养人排序来看，张氏侄女处第7身，“新妇翟氏”处第9身，“新妇小娘子阴氏”处第11身。既然她们绘于同壁，且位置相近，从第7身“侄女第十四小娘子”为张氏侄女来推断，同壁的第9身翟氏和第11身阴氏之“新妇”应都是张怀庆的儿媳妇，而非曹议金的儿媳妇。
其次，莫高窟第55窟北壁东端第3身题曰“新妇……阴氏”[2]19。我们知道，第55窟是曹元忠的功德窟[4]227，以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中“新妇”特指窟主儿媳来看，这位“新妇”阴氏显然不是曹元忠的夫人，而是其儿媳。此“新妇”阴氏还出现在曹元忠的另一功德窟第61窟中。该窟南壁供养人像列东向第13、14身分别题为：“新妇小娘子阴氏一心供养”和“新妇小娘子阴氏一心供养”[2]23-24。第55窟的“新妇”阴氏可能就是这二位阴氏中之一。她们都是曹元忠的儿媳妇。
徐晓丽持阴氏为曹元忠夫人说的另一个依据是，榆林窟第20窟甬道南壁和北壁新剥出曹元忠和夫人阴氏的供养人画像[1]。但经罗瑶先生考证，甬道南壁剥出的供养人画像不是曹元忠，而是他儿子曹延禄的供养人画像，北壁题为阴氏的女供养人像则是曹延禄的妻子[6]。
显然，第108窟的新妇阴氏和第55窟的新妇阴氏并非曹元忠夫人，而分别是张怀庆的儿媳妇和曹元忠的儿媳妇。
徐晓丽又认为，曹元忠还有一个阎氏夫人。其论据有二：一是莫高窟第98窟北壁东端像列东向第6身有“新妇小娘子阎氏一心供养”之题记。因为曹元德和曹元深夫人中无阎氏，故定此阎氏为曹元忠之妻；二是莫高窟第61、55窟有“囗勅受太原郡夫人阎氏一心供养”和“勅受囗国夫人太原阎氏一心囗（供）养”之供养人题记。她认为这二位阎氏为同一人，其“夫人”封号是因曹元忠的二品品级而来[1]49。
笔者认为，根据以上两点论据得出的结论也是欠妥的，理由如下。
莫高窟第98窟是曹议金的功德窟。第61窟是曹元忠的功德窟。因为曹议金与曹元忠属父子关系，所以二窟中的供养人较多重复出现，又因窟主不同，她们的辈份称谓也不尽相同。现将第98窟和第61窟有关曹议金儿媳辈的供养人题记列简表如下：
表1所列第98窟的前二位供养人像绘于南壁，后七位绘于北壁。根据莫高窟南壁供养人身份往往高于北壁供养人身份之现象判断，上表第98窟前二位新妇的排位要高于后七位，而且她俩与后七位的称谓也略有不同，她俩都被称为娘子，而后七位则被称为小娘子。按供养人题名的规律，“娘子”是称呼年龄较大的妇女，而“小娘子”则是称呼年纪相对轻的，这一点从翟氏的题名前有“故”字也可体现出来。供养人画像和题名还有一个规律，即一般按身份高低或年纪大小来排序绘制。依据这些绘制原则考虑，上表第98窟排在第一位的翟氏应是曹元德的妻子，排在最后一位的翟氏应是曹元忠的夫人。这一点还可以从第61窟的供养人排序得到证明。在第61窟，紧跟“嫂小娘子李氏”与“嫂小娘子索氏”之后的供养人是“外甥小娘子阴氏”，而在上表第98窟中，排在“新妇”李氏和“新妇”索氏之后的是“新妇”翟氏。为何第61窟没有绘制这位“新妇”翟氏呢？其实，理由很简单，因为第61窟是曹元忠和翟氏夫人的功德窟，而上表第98窟排在最后一位的“新妇”正是翟氏夫人，由于她是第61窟的施主，所以，她的供养人画像被移画到了南壁列东向第三身，并题为“施主敕授浔阳郡夫人翟氏一心供养”[2]23。诚然，上表第98窟排在最后一位的“新妇”翟氏是曹元忠夫人浔阳翟氏，那么，徐晓丽认为她是曹元德之妻的结论就不能成立了。
在上表第61窟，曹元忠将李氏和索氏称为“嫂”。而据上表第98窟的题记知，李氏和索氏的排位分别在第七位和第八位。既然曹元忠称她俩为“嫂”，那么上表第98窟前八位的供养人都是他的嫂嫂，再参照上表第98窟的供养人考虑，上表第61窟“囗勅受太原郡夫人阎氏”之题记前一阙字当为“嫂”字，可见，此阎氏为曹元忠之嫂。第61窟这位阎氏的供养人题名又见于莫高窟第55窟，其曰：“勅受囗国夫人太原阎氏一心囗（供）养”[2]18。
诚然，上述阎氏为曹元忠之嫂，那么，她是曹元德还是曹元深的妻子呢？她的身份怎么能从郡夫人升为国夫人呢？据荣新江先生研究，“曹元德在长兴四年（933）就以节度副使检校司空。清泰二年（935）继任节度使后仍用此称。末年又由中央王朝赠太保”[7]。而“曹元深在天福五年（940）初任节度使时称司空，天福七、八年称司徒，天福九年初接受后晋诏赠的太傅称号”[7]113。依照曹元德和曹元深的进职来看，阎氏应是曹元深的夫人。虽然按曹元深的官职，她还不够国夫人资格，但因为957年曹元忠夫人翟氏被封为凉国夫人，阎氏也就被称之为国夫人了。如果关于阎氏为曹元深之妻的推论不误的话，那么，依据上表第98窟的供养人排名来看，“新妇小娘子阎氏”之后的张氏、李氏、索氏都应是曹元深的夫人。
综上所述，曹元忠有阴氏夫人和阎氏夫人的可能性已被排除，从莫高窟第98、61窟的供养人题记知，曹元忠只有一位夫人，即翟氏夫人。另外，曹元忠在榆林窟还营建了几个家窟，而这些家窟的供养人题记也表明，曹元忠只有翟氏一位夫人。此外，大量有关“浔阳翟氏”的文献资料更是说明，翟氏为曹元忠的唯一夫人。
二 参与石窟营建活动
（一）莫高窟第98窟
莫高窟第98窟是曹议金的功德窟，建于925-927年间①。该窟北壁东端像列东向第10身有“新妇小娘子翟氏供养”之题记。此“新妇小娘子”即曹元忠夫人翟氏。翟氏夫人的画像出现于第98窟，这说明她作为曹议金的儿媳妇也参与了第98窟的营建事宜。只是，此时的翟氏夫人还年轻，她在这次营建活动中并不充当重要角色。
（二）莫高窟第61、55窟
莫高窟第61窟南壁供养人像列东向第3身题名曰：
施主敕授浔阳郡夫人翟氏一心供养。[2]23
这里的“施主”指窟主。当然，翟氏夫人并不是第61窟的唯一窟主，因为第61窟的甬道经元代重修过，而曹氏建窟的惯例是把作为窟主的男供养人画在甬道南壁，所以，原画在甬道南壁的曹元忠亦是第61窟的窟主[4]226。由之，第61窟是曹元忠夫妇的功德窟。
莫高窟第55窟甬道南、北壁原为西夏（或宋代）壁画。1908年伯希和从西夏壁画下剥出曹议金祖孙三代的供养人像。其中南壁第4身题曰：“窟主敕推诚奉国保塞功臣归义……”[2]18贺世哲先生认为这身被写为“窟主”的供养人即曹元忠[4]227。
由于第55窟的供养人画像在西夏（或宋代）被重绘过，所以，在现存的供养人题记中，我们没能发现有关翟氏夫人的供养人题记。但是，S.2687号文书为我们了解翟氏夫人与第55窟的关系提供了一些线索。笔者曾在《S.2687写本与莫高窟第61、55窟的关系》一文中讨论过第55、61窟的营建时间。虽然当时将S.2687（1）文书定名为《莫高窟第61窟毕功疏文》和将S.2687（2）文书定名为《莫高窟第55窟毕功疏文》是不妥的，但笔者认为，S.2687（1）号文书和S.2687（2）号文书分别是第61窟和第55窟建成时举行法事活动的庆窟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S.2687（2）文书中有“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敦煌王曹公之凉国夫人寻阳翟氏敬造五色绣经巾一，施入窟内”之记载，这表明第55窟亦是曹元忠夫妇的功德窟。
诚然，莫高窟第61、55窟是曹元忠和翟氏夫人的功德窟，那么，翟氏为筹建这两个洞窟所起的作用是不必多言的。
（三）重修北大像
CH.00207文书详细记录了宋乾德四年（966）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夫妇重修莫高窟北大像的功德事迹。该功德文由松本荣一和史苇湘先生分别作过释录[8]。
北大像即莫高窟第96窟，今俗称为“九层楼”，是莫高窟标志性的建筑。据《莫高窟记》所载，武周延载二年（695）{1}，禅师灵隐和居士阴祖等人始建北大像[2]72。光启元年（885）{2}，张淮深见“北大像，建立多年，栋梁摧毁”[9]，遂进行改建，将原有的四层楼阁扩建为五层。乾德四年（966），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与翟氏夫人来莫高窟持斋避暑时，看到历时几百年的北大像窟前楼阁下层撑木损坏，他们遂“诱谕”僧俗、官吏对其进行重修。CH.00207文书即是这次重修北大像的功德记。据CH.00207《宋乾德四年（966）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夫妇修莫高窟北大像功德记》记载，这次的重修工作具体由都僧统钢惠、僧正愿启、僧正信力、都头李幸恩等负责。这项工程自五月二十三日始，六月二日毕，历时10天，用工包括僧人240人、木匠56人、泥匠10人。在这数百人的施工修建中，翟氏夫人还亲自揽衣入厨，为施工僧俗操炊调膳。她的这一行为使我们仿佛看到了极具亲和力的节度使夫人形象，正是她这种深入群众的为人行事风格使得她深受敦煌民众的爱戴。这次修建工程从技术上讲应该具有一定的难度，但仅在短短10天之内就能完工，这无疑反映出敦煌僧俗对曹元忠夫妇的敬重和对他们的极大支持。
（四）榆林窟第19、25、33、34、36窟的营建
或重修
现列出翟氏夫人一家在榆林窟的供养人题记（表2）。
榆林窟第19、33、36窟中都有曹元忠夫妇一家的供养人画像，而且，从这3窟的画风判断，这3窟始建于宋代。我们知道，曹元忠自944年出任节度使，治理瓜沙长达30多年。由此，榆林窟第19、33、36窟应是以曹元忠夫妇为代表的曹氏家族所建洞窟。
榆林窟第25窟始建于唐代，其甬道为宋代重修。从上表的供养人题记知，重修甬道的是以曹元忠夫妇为代表的曹氏家族。
榆林窟第34窟甬道南壁和北壁有曹元忠夫妇的供养人画像和题记。但该窟东壁甬道另有“修窟施主清信佛弟子引邹子田氏与朱家一心供养”[10]之题记。此外，还有一些非曹姓的供养人画像，可见，该窟的功德主并非曹元忠夫妇。曹元忠与翟氏夫人的画像被绘制于甬道南壁和北壁，可能与曹元忠是当时瓜沙地区的最高统治者有关。当然，也许另有一种可能，即曹元忠夫妇对这次营建活动给予过支持或赞助。
三 积极参与佛事活动
佛教自传入中国始，就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一方面，佛教为了适应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和伦理观念，不得不吸收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从而形成具有中国道德理念和文化特征的佛教教义。另一方面，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和轮回思想又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民俗民情等产生了深刻影响。至隋唐五代宋时期，与儒、道融合后的佛教进一步中国化。此时的佛事活动不仅深入到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而且一些佛教节俗也逐渐成为中国民众生活的一部分。
敦煌是西域入中原和中原出西域的门户。缘此，佛教首先传入敦煌，而后才传播至内地。由于受地理位置的影响，敦煌的佛教一直兴盛不衰。举世闻名的佛教圣地——敦煌莫高窟即是最好的历史见证。在蕃占时期和归义军时期，统治者都大力倡导和扶持佛教，所以，佛教成为敦煌地区的主要宗教。无论是士族阶层，还是贫民百姓，他们都非常虔诚地尊崇和信奉佛教。当然，敦煌的佛教与内地有所不同，它在理论上并没有像内地那样形成多家宗派，而仅是因循内地的佛教思想。到了归义军中后期，学僧渐少，大部分僧官都变成了“释吏”。而且，出入民家经办丧葬法事的僧人也越来越多，佛教进一步世俗化了。
（一）出席佛教节日并行布施
在敦煌，一年中的佛事活动主要有正月的四门结坛、上元燃灯、二月八日的法会道场、四月八日的佛诞节、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节，等等。这些佛事活动主要由官府和僧团主持筹办。通常，节度使与其夫人都要出席并行布施。敦煌文献就保存了一些翟氏作为节度使夫人出席这些活动并行布施的祈愿文和布施文，现介绍如下：
1. 北图7680《启请文》文云：
1 证明弟子 大王 功德 敬礼常住三宝。右今月某日
2 于某处某方（坊），先奉为国安人泰，五稼丰盈，岁稔时
3 康，灾殃殒灭。次伏为 大王延寿以（与）日月而齐明；保位
4 恒昌，囗乾坤而永治。凉国夫人郎君小娘子等保囗
5 合宅安和，上下欢娱，内外清吉。遂乃结坛九处，转寂
6 胜之金言。撒食五方，诵蜜音呪香焚百味，一一从
……
14 ……又持
15 福事，资益我大王，伏愿长崇佛日，永镇龙
16 沙，秉政河西，常为囗延寿囗彭祖敦煌伏睹
17 于尧年，岁比王囗亮，慕府再囗于舜日。
18 夫人 永泰往来而危。夫人应祥，东西奉使而雨囗集。
19 郎君小娘子吉庆转益加荣内外亲臻……[11]
本件有“凉国夫人”之记述，显然，文中的“大王”为曹元忠。本件中有“遂乃结坛九处，转寂胜之金言”一语。如果结合敦煌的岁时习俗考虑，这结坛九处并举行大规模转经的活动非岁末年初的“四门结坛”法事活动莫属，因为“四门结坛”是由节度使直接主持，属官方祈祭活动[12]。从本件的内容知，节度使曹元忠与翟氏夫人等“合宅”参加了这次结坛转经活动。
2. S.5973文书为开宝七年（974）正月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施入回向疏。该录文详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13]。
S.5973《开宝七年（974）正月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施入回向疏》的祈愿词中有“城隍土地社庙神祠纳福佑而咸亨”一语。而P.2598V《使榜》云：“常年正月廿三日为城隍禳灾却贼，于城四面安置白伞法事道场者”[14]。据此知，S.5973文书应是开宝七年正月置伞法事道场之疏文。正月设立置伞道场的目的在于“为城隍禳灾却贼”、“以佛法拥护人民”。S.5973《回向疏》云：“大王神算，以日月而齐坚；夫人天年，共山河而益固”。因为开宝七年（974）正值曹元忠执政，可见，文中所言的“大王”指曹元忠，“夫人”指翟氏。节度使曹元忠与翟氏夫人一起出席了这次安置白伞的法事活动。
3. P.2733文书是一篇行像舍施发愿文。黄征、吴伟先生曾对该文作过释录[15]。
P.2733《行像舍施发愿文》中有“伏用庄严我凉国夫人贵位”一语，由此可推知，该文书中的“府主大王”指曹元忠。鉴于曹元忠于964—974年间称大王，P.2733《发愿文》当写于此时。P.2733《发愿文》另有“以滋（兹）擎像舍施功德、焚香启愿福因”一语。“擎像”即抬像。在敦煌，二月八日是行像日，各色侍佛人抬释迦佛像和菩萨像，擎举绢画佛像，绕城巡行。但是从P.2733《发愿文》文首的“送弥勒于宝刹之内”一语判断，这次所擎之像非释迦像，而是弥勒像。那么，这次布施活动就不应是二月八日的行像日。而在佛教节日中，定正月初一为弥勒圣诞日，这次法事活动可能与庆贺弥勒圣诞有关。再据文中“财舍七珍”、“舍施功德”之语知，节度使曹元忠与翟氏夫人不仅出席了法会活动，而且还向法会行了布施。
4. S.5973文书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向二月八日法会所行布施的疏文。该录文详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13]101。
敦煌将二月八日定为释迦牟尼佛逾城之日。其庆祝活动相当隆重，不仅设置道场法会，还要举行行像仪式。这一天，道俗二众倾城出动，当地官僚前往参加，而且节度使偕同夫人眷属及朝臣等上层人物亦亲临现场。S.5973《开宝七年（974）二月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施入回向疏》尾题曰：“开宝七年二月日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敦煌王曹元忠疏”，这说明，本件是曹元忠向二月八日法会所行布施的疏文。而文中有“夫人花容，同桂兰而永茂”一语，这说明翟氏夫人也出席了这次佛事活动。
5. P.2985《斋文》云：
1 今则和囗回拂，寂景浮空。当释迦割爱之辰，是太子辞尘之
2 日。遂则佛囗（声）振地，鼓芳连天；缁遂之竟慕，虔诚遐延，皆臻于法会。
3 如斯胜事，则我君之道矣。伏惟我府主大王……
……
6 ……爰因讲会建此法场。能申弘
7 化之诚，共叙宣扬之典，则我大王之德也。伏惟凉国夫人
8 西施价重，南越呈姿。凤钗每耀于双肩，蝉鬓常染
9 于两睑。逶迤前进，囗（如）织女以随星；举囗没从，如恒娥之逐月。
10 而又心囗囗囗，志慕囗因。每侧席以专勤，乃听闻于妙法者，则我凉国
11 夫人之德矣…… [16]
本件所说的“太子辞尘之日”即释迦逾城之日，也即二月八日。本件中有“伏惟凉国夫人”一语，这表明文中的“府主大王”为曹元忠。又从本件“爰因讲会建此法场”一语知，二月八日的佛事活动是以节度使曹元忠为首的归义军府衙主办的。翟氏作为节度使夫人也出席了这次法会活动。而且，本件说她“每侧席以专勤，乃听闻于妙法”，可见，翟氏夫人对法会活动是相当热衷的。
6. P.2982文书为显德四年（957）九月梁国夫人浔阳翟氏结坛供僧舍施疏。该录文详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13]96。
P.2982《显德四年（957）九月梁国夫人浔阳翟氏结坛供僧舍施疏》是一篇道场布施疏文。由末署“显德四年九月日弟子梁国夫人浔阳翟氏疏”知，这次道场的时间是“显德四年九月”，节度使曹元忠夫人翟氏出席此次道场并行布施。这是一次什么形式的道场呢？据谭蝉雪先生研究，敦煌九月的佛事活动主要有“水则道场”、“官斋”、“季末道场”和“布萨唱道”等。而这些法事活动中以“季末道场”规格较高，由衙府主办[12]303-316。本次道场既然由翟氏夫人出席，那么，本次道场应属“季末道场”。在藏经洞出土文献中，另有“季末道场”疏文，如P.2058《发愿文》{1}即是由节度使曹议金全家参加的“季末道场”疏文。从疏文所描述的内容来看，这次道场的形式与P.2982《疏文》所描述的道场形式很是相近。此外，“在季末举行的道场，释教又称‘罢四季道场’，是当季节转换时的一种佛事活动”[12]314，而P.2982《疏文》中就有“今因坛罢，令遣诣就道场”之语，显然，将P.2982《疏文》判为“季末道场”或“罢季末道场”应当不误。如按P.2058《发愿文》的规格来看，节度使曹元忠应当出席“季末道场”，但不知何故，他没有到场。从道场疏文仅以翟氏夫人的名义书写来看，翟氏作为节度使夫人在一定场合可以代表曹元忠行使一定的职权。这也表明，翟氏夫人在当时的归义军政界和僧界具有较高的威望。
通过对前述的几件《启请文》、《发愿文》和《施舍疏文》等内容的分析，我们了解到，翟氏夫人参加的岁时法会有正月的“四门结坛”和“安伞旋城”、二月八日的道场法会、九月的“季末道场”等。这些都是敦煌比较重大的佛教节日和法会活动。正是这些有限的文献资料，为我们认识翟氏夫人的政治角色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一方面，每逢敦煌重大的佛教节日或岁时节日，翟氏作为节度使夫人，都要陪同节度使曹元忠出席这些活动。有时，在曹元忠缺席的情况下，她可以代表曹元忠出席这些活动。如显德四年九月“季末道场”的疏文即是以翟氏夫人的名义写的。另一方面，凡是曹元忠夫妇参加的法会活动，一般来说，他们都要以节度使和节度使夫人，或节度使全家的名义向法会进行布施。这些做法不仅表明曹元忠夫妇十分崇信佛教，大力支持僧团活动，同时也表明，在曹氏归义军时期，节度使的执政方略中有政教合一的趋势。
（二）组织抄写佛经
翟氏夫人除了前述的那样积极参加敦煌的重大佛教节日和法会活动外，她还在莫高窟供养诸佛，组织人力抄写佛经。
据前揭文CH.00207《宋乾德四年（966）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夫妇修莫高窟北大像功德记》记载，曹元忠夫妇还精选24人在“大王龛内”抄写《大佛名经》。“大王龛”在《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中又被称作“大王窟”[17]，即曹议金功德窟，现编号为莫高窟第98窟{2}。这次由曹元忠夫妇组织的抄经活动规模较大，共抄写《大佛名经》18部。佛经一经抄写完毕，曹元忠夫妇就将它们施给寺院。敦煌当时有寺院17所，“每寺各施一部”，剩余的一部又“发遣西州”。
三、五、九月主要是佛教徒的斋月。但曹元忠夫妇作为俗人，也专程前往莫高窟持斋。
从CH.00207《宋乾德四年（966）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夫妇修莫高窟北大像功德记》所载“因为斋月届此仙岩”，“拨烦喧于一月”等语看，曹元忠夫妇在莫高窟持斋竟满一月。而且，他俩在持斋期间，不仅组织燃灯，焚香供养诸佛，而且还组织抄写《大佛名经》，这都充分反映出曹元忠和翟氏夫人是十足的佛教信徒。
（三）亲造供养具，施舍寺院
翟氏夫人不仅自己奉佛，而且经常带动姻亲妇女一起“造供养具”，施舍寺院。S.3565（2）《曹元忠浔阳郡夫人等造供养具疏》即反映了这一实情。其文曰：
1 弟子敕河西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保曹元忠以
2 浔阳郡夫人及姑姨姊
3 妹娘子等造供养具疏。
4 造五色锦绣经
5 巾一条，杂彩
6 幡额一条，银泥
7 幡，施入法
8 门寺，永充供养。
9 右件功德，今并圆就，
10 请忏念。
11 赐紫沙门（押）。[18]
本件无纪年，但称曹元忠为“太保”，称翟氏为“浔阳郡夫人”。荣新江先生依据本件对曹元忠和翟氏夫人的称号而将本件的写作时间定在950—955年间[7]118。从本件“施入法门寺，永充供养”一语判断，翟氏夫人组织的这次施舍活动可能与法门寺的佛事活动有关。而据P.3505《辛亥年四月一日起首修法门寺使白面历》记载，法门寺在辛亥年曾进行过整修。这个“辛亥年”究竟是哪一年呢？因法门寺是后唐灭亡后由奉唐寺改名而来，而且，在显德年间，又被更名为显德寺[19]，所以，P.3505号文书中的“辛亥年”非951年莫属。既然法门寺在951年前后曾进行过整修，而本件又写于950—955年间，这一巧合正好说明曹元忠夫妇及曹氏姻亲此次向法门寺施舍锦绣经巾、彩幡额和银泥幡供养具，可能与法门寺在辛亥年（951）的整修活动有关。
四 小 结
从莫高窟第98、108、61、55等窟的供养人题记知，曹议金本人非常重视与翟氏家族的联姻，他不仅将长女和与天公主所生的第十四女嫁给翟家，而且还为儿子曹元德和曹元忠娶翟氏之女。可以说，翟氏出嫁给曹元忠是曹翟二家频繁婚媾的必然结果。
当然，翟氏作为曹元忠的夫人又有其特殊性。因为曹元忠的父亲曹议金，以及他的哥哥曹元德和曹元深都有3至4位夫人，而唯独曹元忠没有多娶，一生仅有浔阳翟氏一位夫人。翟氏能成为曹元忠的唯一夫人，这似乎暗示出翟氏与曹元忠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同时，这种唯一性也给翟氏夫人带来了更多的幸福和尊宠。
翟氏夫人嫁给曹元忠后，作为曹议金的儿媳，她应该与曹议金的夫人回鹘天公主朝夕相处。我们知道，回鹘天公主非常崇信佛教，她不仅身体力行地参与各种佛事活动，而且经常组织和带动曹氏家人以及姻亲妇女从事施舍、供养之事。由于深受回鹘天公主的影响，翟氏夫人在成为节度使夫人后，也像天公主那样积极推崇佛事。譬如：
一、她积极协助丈夫开窟造像。不仅在莫高窟营建了第61、55窟，重修了北大像，而且在榆林窟还营建或重修了第19、33、36等窟。
二、热情出席各种佛教节日和法会活动。敦煌每年都有许多佛教节俗，如二月八日的逾城节、四月八日的佛诞节、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节等。翟氏夫人每逢这些节日，都要陪同曹元忠出席有关法会。有时，在曹元忠缺席的情况下，她还代表曹元忠向法会行布施。由此，P.2761《祈愿文》说她：“年年亲诣于法场，岁岁来临于讲畅”{1}。
三、组织大量人力抄写佛经。显德四年，她就曾组织人员抄写过18部《大佛名经》。
综上所述，翟氏夫人既是一位出色的“贤内助”，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对佛教的热忱和参与佛事活动的表率作用，极大地推动了敦煌的佛教文化事业。她是继回鹘天公主之后又一位活跃在敦煌政治文化舞台上的杰出女性。她的特殊身份和卓越才华，使得翟氏在敦煌政治文化史上写下了值得骄傲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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