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介批评的体系建构与本土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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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互联网技术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为代表的新媒体，以及印刷媒体、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正日益成为影响人们日常生活与思维方式的重要因素。眼球经济、媒介至上的语境下，学术界关于中国媒介的研究也呈逐渐升温的趋势，各类运用新方法、新理论、新材料把脉媒介运作的著作不断涌现。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时下学术界对于媒介批评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学术领域，但由于理论原创能力的欠缺、媒介批评意识的不自觉以及对于不同时期媒介宏观把握的天然难度，使得不少媒介批评研究的著作尚未能真正深入当下中国媒介生态的现场，其批评的有效性、阐释的力度尚存在不少的缺陷。
在中国媒介批评的领域里，郝雨教授是一位长期浸润在中国当代媒介发展现场、对当代媒介文化和社会心理极为熟稔的媒介批评家，他的研究聚焦媒介生产的全过程，以人文精神为内在的精神立场，对中国当代印刷媒体、大众传媒和网络新传媒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和跟踪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发生与传播》《当代传媒与人文精神》《媒介批评与理论原创》等新锐著作，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虽然国内关于媒介批评的研究自上世纪末已经起步，新旧媒体的实践也日趋繁荣，但许多媒介批评著作尚停留在运用西方媒介理论解读中国媒介实践的层次，以引介批评理论、介绍西方媒介发展史、解释中国媒介现象为旨归，却缺乏对于中国媒介本土发展过程与内在精神的深入理解，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郝雨教授新近出版的著作《中国媒介批评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将中国的媒介批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部著作自觉追求中国本土化媒介批评的体系建构，力图摆脱中国媒介批评过于依赖西方理论资源、缺乏民族文化特质的缺点，从而使媒介批评真正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民众的文化心理以及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让媒介批评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是一部集大成的媒介批评著作。
在《中国媒介批评学》中，郝雨教授深入探讨了中国媒介批评的源流、媒介批评的理论精神、媒介批评的模式与方法、媒介批评与媒介素养、媒介批评与媒介管理等具有根本意义的范畴，对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媒介批评学的起源、发展历程及趋势进行了条分缕析的梳理，显示出其在媒介批评领域的厚重理论素养、敏锐的专业直觉与充满激情的批判意识。这部著作既有对于作为一门学科的媒介批评学的发展、理论资源与文化智慧、批评模式与方法有着历时性的勾勒，又有着对于不同媒介形式与载体的媒介批评的特质、操作方法的细致阐述，作者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提炼中国媒介批评的核心价值观，将宏观的学科建构与微观的批评技巧融为一体，本书即是作者以当代媒介批评的践行者长期研究中国媒介批评历史与现状后进行的体系建构，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郝雨教授既有着新闻研究专家的理论敏锐与研究创见，又有着长期浸润在媒介批评前沿的实践经验，《中国媒介批评学》便同时兼顾了理论的厚重与批评的激情，让读者在对于媒介现象的微观把握中形成对于中国媒介批评整体的宏观认识。与许多倚重西方媒介理论资源才能发声的研究不同，这部著作注重的是对于中国本土媒介批评资源、文化智慧和历史材料的发掘，它力图在世界文化背景之下凸显出中国媒介批评的独特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作者根据长期的媒介批评积累颇费苦心地建构起来一套与西方媒介批评迥异的批评观念和方法，如印象式批评、考据式批评、评点式批评等，均是具有鲜明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符合民族思维方式的媒介批评方法，而在此前却少有学者从这些角度来切入媒介批评领域。在对中国媒介批评源流的梳理中，作者对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进行了认真的梳理，从中发现了许多具有媒介批评性质的观念和论述，这对学术界丰富对于中国古代媒介批评的认识、沉淀中国媒介批评的历史以及摆脱媒介批评对于西方话语、思维方式的倚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于中国本土著作中媒介批评观念史料的大量搜集与梳理，对于中国媒介发展历史的熟稔与对传播效果的观察，尤其是对于媒介批评人的修养、市场化时代的媒介管理及媒介批评如何应对新媒体的飞速发展等内容，郝雨教授都在著作中进行了独具匠心的思考。郝雨教授的媒介批评学建构具有自觉的本土视角和民族文化质地，他不玩弄西方的理论与术语，也不隐匿自己的立场，而是在对中国媒介的历时性把握中使媒介现象与历史阶段、时代记忆、民族心理串联起来，从而使整部著作厚重大气而又不失批判的激情。《中国媒介批评学》昭示着作者对于中国媒介批评体系的宏伟追求，在这个媒介批评的体系中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也没有技术理性导致的媒介与受众的双重异化，有的是贴近媒介批评现场的鲜活叙述，对于媒介现象的深刻分析，以及对于媒介与社会、大众、文化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
《中国媒介批评学》作为一部阐述媒介批评学科基本问题的著作，理论建构与史料梳理是该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作者显然并不想将具有鲜明实践色彩的媒介批评置换为理论的推演，而是十分强调它作为一门实践课程所具有的应用性。因此在建构中国媒介批评学的体系时，郝雨教授既注重媒介批评的理论色彩、经验总结，又十分注意从现实生活中提供素材阐释媒介批评的理论与方法。无论是对于新媒体对人的肉体与灵魂的异化、“容器人”的深刻反思，还是对于媒介化的暴力、暴力化的媒介以及虚拟化的暴力等概念的辨析，无论是在比较中阐释“新媒介视频的革命性意义”抑或是对于媒介批评所应秉持的人文精神的重申，作者都在展现其一以贯之的媒介批评精神特质，即对于“更加长远的以及关乎人类未来永久生存的高度思辨的乃至终极性关怀的眼光”。作者始终坚持着人文精神的价值立场，对媒介行业中普遍存在着的借助媒体技术手段打造媒介乌托邦、过度崇拜资讯，以及消解受众主体性、使人成为欲壑难填的信息消费者等不良现象保持着高度警惕。媒介理应成为人们追求现代、幸福生活的工具，而不是成为削弱民众思考能力、丧失受众支配意识的魔咒，这是该书反复强调的基本价值立场。在郝雨教授看来，当下社会泛媒介化的环境下人们已经处于被过量信息包围的尴尬境地，在繁荣的媒介现象中却隐藏着严重制约民众精神健全的隐患：“声流和视流像洪水猛兽，正在毫不留情地把我们的注意力淹没，也把人的整个身心全部掠夺”，“商家、媒体在占据人类大量时间、精力的情况下，通过浅薄的内容正在将人类培养成一群习惯接受、习惯转发、乐于围观却懒于输出、懒于思考的‘乌合之众’”。郝雨教授的媒介批评不停留于时尚表层，不盲目趋同于新兴技术与现象，而是始终坚持以人文精神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以内心感知媒介得失，以理性思考媒介现象，在一种理性而又洋溢着批评激情的氛围中书写着中国媒介批评的历史。《中国媒介批评史》对中国媒介批评学的体系建构，不是单纯的理论梳理、概念辨析、史料印证，而是具有厚重的人文精神底蕴和鲜活的媒介现场意识，作者在对中国媒介批评历程的考察中注重探究媒介变迁与社会文化在批评史料中呈现出的生命痕迹，这些媒介批评史料不是毫无体温的僵硬材料，而是折射出特定历史时代中的媒介生态、文化心理。这种对于中国媒介批评历史过程中内在精神的发掘，深入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识深层与时代体认中，建构起充满历史特征与批评趣味的媒介批评视野。
《中国媒介批评学》以宏大的学术追求建构了中国媒介批评的本土化体系，在对人文精神的弘扬中深刻地批判了当下媒介的异化症候，在充满激情的叙述中重申了媒介批评对于人的存在的关注、对于社会病症的反思和对于大众精神的剖析。作者在充满哲理思考的叙述中辩证地看待了媒介时代的社会生态，理性地分析了市场化时代新媒体技术的优劣，主张在共适习惯价值中促进媒介批评的发展。对于媒介批评队伍及其发展前景，郝雨教授一直有这样的期待：“这个共同体应以职业媒介批评工作者为核心，包括业余媒介批评者及广大有批判意识的普通受众；共同体形成大家大体认同的批评规则、规范，在自由、独立、宽容的气氛下开展批评。这个共同体发挥自律、自励的作用，对媒介批评本身展开批评、反思，并通过这种自我批评和反思实现自身的完善和发展。”《中国媒介批评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媒介批评作为一门学科的基本体系已经建构起来，更多具有社会承担意识和知识分子责任感的媒介批评者的共同努力，将会为中国媒介批评学的继续发展打下了一个可以持续发展、不断拓宽的学术疆域。
（作者单位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