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金制度功能的异化与我国准备金政策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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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海鸥(1952―)，男，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上海， 200052），教授。研究方向：“利率走廊”调控模式。季 波(1975―)，男，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上海，200052)。研究方向：货币政策。
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是央行保障金融安全，进行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工具，该工具一经产生，其作用就在三大政策工具中名列前茅。随着货币银行制度的演变，准备金制度的功能相应发生变化，由保持较大比例的准备金，到大幅度降低准备金率，甚至实行“零”准备制度是国际准备金制度变动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大幅度降低了准备金率，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瑞士等国伴随“利率走廊”调控政策更是实行零准备金制度。1998年和1999年我国人民银行两次下调准备金率，从13%降至6%，让人看到和国际变动趋势相符的变动。但从2003年以来，操作却与之相反，短短的4年间，人民银行6次提高准备金率，最近的一次是2007年1月15日，准备金率由6%上调至9.5%，并预计未来可能恢复到1998年水平。对国内经济流动性过剩感到担忧（周小川，2007），反应了这一变化的政策取向。这样的操作政策虽然可以缓解我国目前的流动性过多，但是，却与国际准备金制度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所以，我们既要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提高准备金率，又要充分关注世界准备金制度的发展趋势，并且审时度势，在时机成熟时深化我国准备金制度的改革，将其转移到国际惯例的轨道上去。
一、由流动性保障到信贷规模控制
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建立始于19世纪的美国。1820年，著名的“苏弗克制度”就是准备金制度的雏形。1863年的《国民银行法》以法律形式规定所有的国民银行必须保持一定额度的准备金,以保证支付。当时的准备率很高，地方银行为15％，储备城市银行和中心储备银行达25％，并规定乡村银行必须将其准备金转存国民银行，形成了所谓 “尖塔堆聚式”的准备金制度。1913年联邦储备体系建立后，规定对不同等级的会员银行和不同性质的活、定期存款提取不同比例的准备金，一般称为“差额准备金制度”。设计这样的准备金制度是为了保证和维持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因为当时的商业银行运作很不规范，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银行家甚至可能仅留下非常有限的资金应对存款人的兑取，这使得银行面临流动性波动时，处于因缺乏支付能力而引起倒闭的高风险中。建立法定准备金制度,就是用法律形式规定商业银行必须留有一部分存款作为准备金，以应对存款人的支取，保障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避免发生支付危机。所以对不同的银行和不同存款规定不同比例的准备金，就是因为不同银行和不同存款面对的取款数量和提取概率不相同,确定不同的准备金率有助于满足相应的提取需求。
20―30年代美国银行和存款机构准备金率高达15%―25%,但是并没有阻止当时银行的大量破产，1921―1929年有5千多家银行破产，1929―1933年的衰退则更使美国银行以每年2000多家的速度倒闭，倒闭总量达10500家,占全国银行总数的49%，而且几乎所有商业银行和存款机构都遭到了挤兑风潮的打击。到1934年，美国商业银行从1922年的30120家急剧减少至15384家。①这一现实使得人们发现，准备金制度不仅不能有效地维持银行系统的流动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流动性的短缺。因为繁荣时期，商业银行按准备金率要求放足贷款，一旦衰退或危机来临，存款人大量提取导致银行准备金严重不足，商业银行回收贷款弥补法定准备不足的行动加剧了经济的收缩，同时法定准备金又不准动用，商业银行应对“挤兑”的能力相应下降。而且，越是要保障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就越要提高准备金率，商业银行可支配资金越是缩小，应对“挤兑”的能力随之越下降，从而银行倒闭的风险越是被放大。
对30年代危机的检讨使人们发现，过度膨胀的信贷规模是导致经济和银行系统崩溃的主要原因。[１]信贷规模越大，存款人对基础货币的需求越强，商业银行发生兑付困难的可能也就越大，由此可见，控制信贷规模能够从源头上避免对基础货币的过度需求以及商业银行兑付能力的下降。而准备金制度具有控制信贷规模的能力，因为准备金率越高，商业银行可贷资金的规模越小；反之则反是。由于改变准备金率也就能改变信贷规模，这就促使准备金制度的功能向控制信贷规模的方向转移。1931年美联储宣布“维持银行系统的流动性已不再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的主要目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的主要作用是控制信贷…”。②1934―1939年，美联储主要靠不断变动准备金率来对付30年代后半期超额储备的迅速上升，[２]以扩大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能力，帮助经济走出萧条。这就是准备金制度功能的第一次异化，它由保障流动性异化为控制信贷规模。
二、由信贷规模控制到货币供应控制
50年代，人们发现，从理论上看准备金制度具有限制和控制过度信贷的作用，但实际上，30年代以来“准备金制度根本就没有发挥抑制信贷扩张的作用”。[３]因为，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繁荣，资本借贷市场活跃，商业银行不依赖存款就能够筹得大量资金。同时，美英等国为了减轻战争期间的财政负担，以较低的利率筹措军费，造成国债价格上升，商业银行可以高价出售国债，获得超额储备。还有规避战乱的国外资金大量涌入，也方便国内商业银行融获所需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联储规定很高的准备金率，商业银行也有足够的资金扩大信贷规模，这就使得人们怀疑准备金制度控制信贷规模的功能。
50年代到80年代，人们越来越多的认识到狭义货币量M1和经济的关系，以美联储为代表的西方各国央行纷纷把货币供应量作为政策调控的中间目标。货币供给模型M=H×m表明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因素主要有基础货币H和货币乘数m，而货币乘数模型m=（1+C/D）/(rD+ER/D+C/D)则表明准备rD是决定货币乘数的关键变量，它与货币乘数反向相关，同时它影响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率（ER/D）。一般来说，法定准备率上升就是超额准备率减少，超额准备率减少，银行信用创造能力减少；货币乘数减少；反之则反是。在现金漏损率C/D为公众意愿，而不为央行控制的情况下，央行主要通过变动准备率调节货币乘数。在基础货币供给不变的情况下，准备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货币供给的多少，这就促使央行将准备金制度的功能由控制信贷规模转移到控制货币供应量上来。虽然美联储不轻易变动准备金率，但是准备金率变动将起到货币乘数和货币供给量变动的巨大威慑作用，以及准备金制度对商业银行货币创造的规范与制约都使其成为央行调控货币供给量的最重要的工具。50年代到80年代初，美联储奉行的总量控制的政策也表明，将准备金率的调控对象由信贷规模拓展至货币供给量，其作用更加符合实际，效果也更加凸显。
三、由控制货币供应到稳定金融环境
到了80年代末，随着金融衍生工具的大量涌现和货币流动速度的加快，电子货币的发展以及经济和金融环境的日趋复杂，[４]使M1、M２和经济的关系越来越难预测，甚至有人惊呼货币死了。金融工具的多元化使得货币的概念变得扑朔迷离，这就促使美联储于1987年宣布放弃以M1以为政策调控目标，1993年更是宣布“放弃一切货币量为货币政策目标，包括M２”（格林斯潘，1993）。准备金制度的功能相应由调控货币转为稳定金融环境，美联储重新启用中止了16年的时差准备金制度成为这一转变的标志。
所谓同步准备金制度（Contemporaneous reserve requirements, CRR）是指准备金的提取到位只有两天时间差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商业银行按两周平均存款余额计算准备金，在此计算期结束后的第二天提取准备金，并将其保持两周至第二个保持期的开始。如图1所表示。
所谓时差准备金制度（Lagged reserve requirements, LRR）是指允许商业银行按第一周存款余额计算准备金，在第三周提取到位，并保持一周的制度。如图2所表示。
显然，同步准备金制度只给商业银行一天筹集准备金的时间，而时差准备金制度则给了商业银行一周筹集准备金的时间，既然商业银行有足够的时间筹集准备金，它就没有理由不相应扩大信贷规模，这就决定了时差准备金制度中的货币乘数要比同步准备金制度大得多。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人们预期1998年将发生世界性的通货紧缩，在这种背景下，美联储将同步准备金制度转为时差准备金制度，人们有理由认为美联储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扩大货币乘数，应对世界性通货紧缩。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美联储实行时差准备金制度的政策意图实际是为了给商业银行足够的时间筹集资金，也给美联储足够的时间判断商业银行的准备金需求，以便做好满足这种需求的准备，从而避免由于商业银行在短期内集中筹集资金而造成市场利率的大幅度波动。结合当时弗里德曼、理性预期学派和新古典综合理论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背景，稳定金融环境、避免政策因素对市场的非期望扰动已经成为当时调控的主旋律。[5]准备金制度的功能也由控制货币供给转移到稳定金融环境上来。③
四、由稳定金融环境到间接调控利率
到了上世纪的后十年，许多国家都相继实行了利率走廊调控方式，与之配套的做法则是实行零准备金制度，因为只有零准备制度才能保证利率走廊调控的有效，有理由认为准备金制度的功能再次异化为对利率的间接调控。证明这样的论断，需要从利率走廊调控和零准备金制度的含义，以及这两者的相互关系说起。
所谓利率走廊调控是指这样一种利率调控方式，央行只要设定自己的存贷款利率，同业拆借利率就波动在这两个利率之间，并均衡在央行存贷款利差二分之一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只要调节自己的存贷款利率就能将同业拆借利率调节在期望的水平上，而不必大幅度频繁地买卖国债，调节货币供给，其实质是“无货币量变动”或“微货币量变动”的利率调控模式。[６]原理可以在图3中得到证明。图中货币需求曲线是依据商业银行成本最小化前提下的货币需求模型确定的。④图3的纵坐标表示利率，横坐标表示同业拆借市场的货币量，BR为央行贷款利率，而SCR为央行存款利率，TR为均衡的同业拆借利率，0点表明央行不向同业拆借市场注入资金，该市场中的资金也不退出。在同业拆借利率不会高于央行贷款利率，否则商业银行将向央行借款而不会在同业拆借市场拆入；同业拆借利率也不会低于央行存款利率，否则商业银行将存款央行而不会在同业拆借市场拆出。同业拆借利率低于央行贷款利率的部分是资金拆入行的收益，否则它只能以高利率向央行借款。同业拆借利率高于央行存款利率的部分为资金拆出行的额外收益，否则它只能以低利率存款于央行，如果同业拆借利率低于央行存贷款利差的二分之一，拆出银行的收益小于拆入银行，商业银行不愿拆出而都想拆入，资金需求大于资金供给，同业拆借利率上升；如果同业拆借利率高于央行存贷款利差的二分之一，拆出银行的收益大于拆入银行，商业银行都愿意拆出而不愿拆入，资金供给大于资金需求。只有在同业拆借利率等于央行存贷款利差二分之一的时候，拆入拆出银行的收益相等，资金供给等于资金需求，同业拆借市场才实现均衡。[７]
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核心是商业银行成本最小化。这表明商业银行只有拆出它们的所有资金，才能实现同业拆借市场的均衡，否则就是有一部分资金作为准备金停留在商业银行的帐上，同业拆借利率就不是均衡在零点上，而是均衡在零点右边的某个位置(如图4)。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的成本非最小化（持有的机会成本）。简要地说,利率走廊调控要求零准备金制度与之配套。虽然大幅度降低准备金率，甚至实行零准备金制度的一个考虑可能是为了公平，因为大银行比小银行更能转嫁准备金负担，但是，实行零准备金制度而并非取消准备金制度，说明保障利率走廊调控效果是实行零准备金制度的真正理由。[８]因为各国的零准备金制度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相同的是都规定在准备金的保持期末准备金帐户余额必须为零，而在保持期结束前，准备金帐户余额可以为正，也可以为负可以存款央行，也可以向央行透支。如果仅仅是为了公平的原因而取消准备金制度，那就不必有保持期，听凭商业银行帐户余额为正为负而不必有为零的规定。结合利率走廊调控分析，可以看到零准备金制度是实现均衡拆借利率的重要条件。这就有理由认为，准备金制度的功能已经异化成间接调控同业拆借利率。
需要指出的是，有研究证明传统的准备金制度甚至能更好地实现利率走廊调控，[９]这进一步说明了准备金制度功能向利率调控的异化。美国目前既没有实行利率走廊调控，也没有建立零准备金制度，但是在2004年1月9日，他们也有趋向利率走廊调控的迹象，⑤但是否会实行利率走廊调控还需拭目以待。
我国的准备金率一直处于相对较高的位置，从2003年以来6次提高准备金率，由6%上调至9.5%，预计未来很可能恢复到1998年13%的水平。这显然与目前大幅度降低准备金率的世界趋势背道而驰，但是却不能否定目前我国这样操作的必要和合理性。就长期的发展趋势而言，我国的准备金制度也要转移到国际惯例的轨道上去。
准备金制度功能的异化，既反映了人们对准备金制度功能及其与信贷控制、货币供给、宏观金融环境和市场利率关系的认识的逐步深入，又反映了金融体系的变迁和银行运作方式的变化对准备金制度功能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在商业银行运作的早期，银行家往往为利益诱惑而过度降低备付金，从而引发流动性风险，这就需要用准备金制度规范商业银行流动性。随着商业银行运作的规范和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支付风险下降为第二位，信贷规模过大导致准备金不足成为银行的首要风险，所以央行要用准备金制度控制信贷规模。信贷规模实际的不可控使人们认识到货币供应量是便于操作的中间变量，同时人们也认识到货币乘数的作用机制，所以准备金制度被用来控制货币供给。到了货币概念变得扑朔迷离，货币供给控制变得非常困难，东南亚金融危机将世界金融形势搅得动荡不宁的时候，准备金制度的功能相应转化为稳定金融秩序。随着利率走廊调控方式的建立，需要实行配套的零准备金制度，准备金制度的功能相应转化成间接调控利率。准备金制度功能异化的过程表明经济金融的运行要求准备金制度功能以变应变，以异化跟进变化的要求，这种异化在解决既定问题的同时，又为进一步异化奠定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我国多次提高准备金率是顺应经济和金融形势的要求，调整准备制度功能的必要举措。
经过1984－1998年的数次改革，我国的准备金率由40%下降至8%，加备付金率13%，大大地扩大了我国的信贷规模和货币供给，这表明当时我国准备金制度的功能在于调控信贷规模和货币供给。2003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整体经济过热，国债市场规模较小，公开市场操作不足以吸收过多货币投放，央行票据发行又因为利率上升的预期而面临流标，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准备金率不失为限制信贷规模、缩小货币乘数的合理对策，这是对我国人民银行至今6次提高准备金率的解释，说明此时我国准备金制度的主要功能还是控制货币供应量。但是，也必须看到，因为我国商业银行有过多的超额准备，且中央银行为之付息，当央行提高法定准备率时，它们为了应对准备金率提高造成的紧缩压力，相应降低超额准备金率，部分抵消了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缩小货币乘数的效应，准备金制度调节货币供给的政策效果随之下降。在我国汇率制度没有根本性改革之前，国际收支顺差的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商业银行超额准备将持续存在，提高准备金率既不能有效地缩小信贷规模，也不能明显地减少货币供给，在这种背景下，准备金制度的功能可能发生异化。随着WTO保护期的结束和我国对银行业监管的加强，银行业规避准备金制度控制，过度发放贷款和创造货币的倾向下降，金融稳定的要求上升。特别是在外资银行大量入境，低准备金率赋予它们的信用创造能力将远远超过我国银行，为帮助我国银行摆脱困境，降低准备金率是发展的趋势。随着金融市场的完善和金融创新的发展，我们的金融衍生工具也会大量出现，准备金制度的功能可能从控制货币量转向稳定金融体系，尽管这样的背景与美国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随着电子货币的发展和对基础货币需求的大幅度下降，作为利率市场化的另一条道路选择――利率走廊调控会出现在我国，我国准备金制度的功能迟早也会转向间接调控利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审视度势，根据每个经济金融发展阶段的不同要求，积极地调整推进准备金制度功能的变化，赢得先机。
注 释：
①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美国的银行》，中国财经出版社1986年版。
② 《会员银行准备金――联邦储备系统的银行准备金委员会的报告》，美联储《1932年年度报告》，第245－246页。
③参阅胡海鸥：《三种准备金制度计提方式比较》，《外国经济与管理》2000年第4期。资料来源www.Bog.frb.fed.us.publication
④ 证明将在笔者的后续文章《利率走廊中货币需求曲线的决定、位移、变形及其意义》打印稿中阐述。
⑤ 美联储历来规定，贴现是一种优惠而不是权力，没有困难的商业银行不能向央行贴现，贴现资金只能用来解决困难，而不能用于牟利。在那一天，美联储宣布取消这些限制，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美联储的贴现利率为2%，同业拆借利率为1%，准备金存款利率为零，同业拆借利率也位于央行存贷款利率的二分之一。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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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胡海鸥、贾德奎：“利率走廊”调控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8
［9］William Whitesell :Tunnels and Reserves in Monetary Policy Implementation.May,2003.（wwhitesell@frab.g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