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性的悖论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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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我国现代化事业进入新的关键时刻，值卢梭诞辰300周年之际，有必要重温这位法国思想家对现代性所提出的深刻警示，结合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特别结合源自西方国家并发生于全球范围的当代危机，从中国国情及历史传统的特殊性出发，既重视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又敢于跳出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约束，充分发挥我国优秀文化的珍贵遗产，深入分析我国当代现代化的丰富经验，解放思想，探索我国现代化过程中深化改革的多种可能的模式及其创新前景。
关键词 卢梭 现代性 社会契约 悖论纪念一位杰出的思想家的最好方式，就是站在历史的最前沿，从他的丰富思想遗产中，敏感地把握其进行创造时的那一瞬间的生命脉搏，充分发挥它在当代思想创新中所可能提供的珍贵精神力量。在21世纪全球社会文化发生急剧转折以及中国现代化进入新的阶段的关键时刻，今年，当我们纪念法国杰出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诞辰300周年的时候，我们再也不能满足于重复传统的纪念仪式，既不应该简单地回眸由这位卓越哲学家的思想所点燃的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画面，更不应该仅仅抒发对当时风起云涌的革新浪潮以及充满自由气息的启蒙运动的赞叹。尼采在谈到纪念历史伟人的卓越贡献的时候，强调后人要勇于超越历史的局限和时代的标准，胸怀“重新估价一切”的激情和强力意志，敢于将创新的思想转化为当下的创新活动①。
卢梭的真情告白与西方现代性危机
卢梭对人类的卓越贡献，毫无疑问集中地结晶在他给我们留下的珍贵著作《论科学和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致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新爱洛伊斯》、《社会契约论》、《爱弥尔》、《忏悔录》、《卢梭对话录》以及《孤独漫步遐想录》等作品。但这些作品并不只是文本的堆积，而是来自他所生活的社会底层的呼声及其批判激情无所畏惧的袒露；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以本人身体力行的创作和社会实验的实践，为后人提供一个富有创造力的生命体的活生生范例，向人们展现个人生命的内在活力及其近乎神秘的真情告白，揭示一个永不随波逐流，勇于抵制和远离环境污染的人，恒久地对自然和社会怀抱最诚挚的爱和实行最亲密的互动，亲切体察和感受文化的历史脉搏，不断进行坦诚的自我反省，使自身始终维持其自然纯真的灵魂的自我净化和自我陶冶过程②。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人生来平等，却无处不套在枷锁之中”③，这句彻底揭示人及其社会本质的真理，正是他生活经验的写照，也是他所面临的刚刚诞生的现代社会的生动反映。
他出生不久丧母，年仅10岁。尚未成年的卢梭，因面临纠缠不清的诉讼纷争而离家出走，他此后大部分生命历程，在餐风宿露的流浪中度过。在与自然天地、社会人群、历史文化的反复的多维度交错交往中，饱经沧桑的卢梭，亲身看到所谓的文明社会对于本来属于人的原初自由的逐步剥夺过程，他以深切的求生挚情，体验和觉察到时代的症结以及现代性和人类文化隐患的危机。原籍德国的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在其政治哲学研究中敏锐地指出，卢梭思想的精华，就在于首次明确揭示现代性危机的性质④，以及启蒙所提倡的现代科学知识所隐含的悖论：“看一看人类怎样通过自己的努力脱离了一无所有之境，怎样以自己的理性的光芒突破了自然所蒙蔽着他的阴霾，怎样超越了自身的局限神驰于诸天的灵境，怎样像太阳一样以巨人步伐傲游广阔无壤的宇宙，那真是一幅宏伟壮丽的景象；然而，反观自身以求研究人类并认识人类的性质、责任与归宿，就更加宏伟和更加艰难了。所有这些奇迹，最近几个世纪以来又重新开始了”⑤。对于现代性的这种悖论性，卢梭在《爱弥尔》中更明确地说：“在政治秩序中而想保存天然的情感于首位的那些人，并不懂得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他们始终是在自相矛盾，他们将既不是自然人也不是公民”⑥。
卢梭一方面肯定现代性的进步；强调与中世纪相比，现代科学显然优越于古代的知识，有助于加强人的自由，而近代的培根、笛卡尔和牛顿“或许堪称为人类的导师”，但卢梭却“觉得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性与人性本身的矛盾，从而使卢梭比他的同时代人更尖锐地看到了现代性思想对人本身的扭曲；卢梭甚至进一步指出现代性的“进步”无非是对人性本身的压迫和强制，他还暗示单靠现代性本身是无法克服现代性的危机的。
卢梭在晚期撰写的《忏悔录》，不只是一位有思想的漫游孤独者的自白，而且它还是卢梭在其中生活的启蒙时代的整体缩影，更是当时思想创造运动的无以伦比的象征性镜像。卢梭明确地指出：“无论何物，只要源出自然的创造，都是好的；一经人手便都坏了”⑧。他以三言两语，就把现代社会一切罪恶及败坏的原因，都归结成人自身及其社会的“进步”所造成的错误；他同当时的启蒙思想家相反，指出人们往往以“文明”的名义为其实行反人性和反自然的社会制度和政策做辩护；换句话说，现代人以“现代性文化”和“进步”的旗号，为其破坏自然和剥夺人生来而有的自由进行“正当化”的论证，为其制定和贯彻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合法性”进行论证。
针对卢梭的结论，长期以来，人们对他的指责多于对他的肯定。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人强烈地指责卢梭对现代性的批判立场，他的《爱弥尔》和《社会契约论》出版以后，先是被巴黎议会定之为禁书，下令焚烧，通缉作者，污蔑他是“疯子”和“野蛮人”，接着，法国、荷兰、日内瓦和伯尔尼等政府进行残酷迫害，无所不用其极，使卢梭四面受敌，以致他晚年在孤独的漫游中结束自己的生命。
由此可见，卢梭之藏于名山，流芳百世，并非仅凭其著作，更重要的是他对生命负责的态度。卢梭为自身的理想不怕孤立，无所畏惧。他不但毅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力排众议，在遭受排挤中，学会来往于社会边沿和制度体系的缝隙中生存反思，而且还善于使用灵活优雅的论述方式，继续向社会权威发出挑战而出奇制胜，从而使他自己能够在临终前自豪地宣称：“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于拿着我的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的，我当时就是这样的人’”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