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建筑的易学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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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北京城建筑的风水格局之讲究、文化内涵之丰富，堪称中国历代京城之最。

中国古老的风水学说，是易学哲学影响中国建筑的中介理论，也是中国古代的建筑理论、地理环境理论和环境心理理论。就其主流而言，风水学说的内容大体分为两个层次：在实用的层次上，蕴含着前人对地理环境的认识与建筑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在理念的层次上，大量吸取了易学哲学的观念和理论。《周易・说卦传》曰：“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风水理论对建筑的方位格外重视，因而又称作“方位理论”。

当君主面南而治的时候，在他看来，太阳从左边即东方升起，太阴（月亮）从右边即西方升起。因而，在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是以左为上、以左为贵、以左为前、左阳右阴、左雄右雌；与此相反，在战乱时期，则是以右为上、以右为贵、以右为前，阴阳倒置。前者是一种喜庆吉祥的气氛，后者是一种凶煞不祥或办丧事的象征。在中国古代的军营中，和平时期是上将军居左、偏将军居右，战争时期是上将军居右、偏将军居左。《周易・师》：“师左次，无咎。”在这里，是左为后，“师左次”是向后撤退的意思。中原一带，至今还有“喜事尚尊，丧事尚亲”的民俗传统。在和平时期或办喜事之时，左为上位和客位；办丧事的时候，则是不论长幼尊卑，只看人们与死者之间的亲缘关系之远近而排列前后顺序了。因此，中国古代，文武大臣上朝的位置，大都是左文右武或文东武西。东为正，西为副。在汉字中，政治的“政”字，就是由“正”字和“文”字组成的。两者之间，不无关系。

在皇宫和京城的建筑规划方面，也是如此。文崇仁，武尚义。明、清北京城特别是紫禁城建筑的命名，往往是阴阳相合、左右对应的。文与武相对应，仁与义相对应，天与地相对应，日与月相对应，春与秋相对应，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相对应，如此等等。诸如，太和门前左侧为文华殿，右侧为武英殿；文华殿前东西两侧的配殿，左曰“本仁殿”，又曰“集义殿”；太和殿东庑为“体仁阁”，西庑为“弘义阁”（明初分别称为“文楼”、“武楼”,明嘉靖年间改称“文昭阁”、“武成阁”；清顺治二年改称“体仁阁”、“弘义阁”至今）；乾清宫前的二侧门，东为“日精门”，西为“月华门”；乾清宫前二侧门外，东为“崇仁门”，西为“遵义门”；中正殿前面，左偏殿曰“春仁”，右偏殿曰“秋义”。在御花园中，位于东侧的是建筑平面呈凸字形的绛雪轩，位于西侧是建筑平面呈凹字的养性斋，凸为阳、凹为阴，左阳而右阴；又“万春亭”居左，“千秋亭”居右，以象四时。其他如，在皇城外面，位于棋盘街东、西两侧通往东、西江米巷（后来改称东交民巷、西交民巷）的牌楼，左为“敷文”、右为“振武”。在东四牌楼中，左为“履仁”，右为“行义”；在西四牌楼中，左为“行仁”，右为“履义”。在内城正阳门两侧，左为“崇文门”，右为“宣武门”。在建筑装饰方面，宫门前面的石狮子、青铜狮子或鎏金铜狮子，也一定是左雄、右雌（爪下有绣球者为雄狮，爪下有幼狮者为雌狮），阴阳有序，不能错位；在楹联和门额乃至书画作品中，则是以房屋、大门和书画作品自身的坐向为基准，由左而右，左上右下，左前右后。

上述规划与设计的哲学内涵，即是尊天道、顺天道，以求“天人之和”。科学技术无国界，而精神文化是多元的。在吸取外来文化的同时，建立起对包括中国建筑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的自觉意识，至关重要。建筑的式样可以随时间的变化而改变，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师法自然、崇尚和追求和谐的精神是不会过时的。例如，在自然方位和文化方位上，主张左阳右阴、左上右下、左前右后的传统，是一种尊天道和顺天道的和平、吉祥、喜庆的文化象征。否则，将与此背道而驰。在这些问题上，不可盲目地讲究什么都要“与国际接轨”。

中国传统建筑，不仅有其独特的结构与造型，而且有其崇高的建筑境界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随着中国城市化建设的加速发展，正确地认识中国建筑文化，切实地保护中国的文物建筑，已成燃眉之急。风水学说，是在历史上形成的中国建筑文化的特殊形态。其中，有关自然环境方面的因素，大都是可以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加以检测的。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风水学要点，已经被中国有关的建设规范所吸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用辩证的和历史的观点来公正地看待风水，用科学方法来认真地研究和清理风水、正确地理解和借鉴风水，探讨其中所蕴含的易学智慧，从而自觉地保护中国的文物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