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隧道点灯人”让谁汗颜?等6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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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岁贵州籍男子卢政祥到昆明后一直靠剪纸花勉强度日，他见到家附近的火车南站人行下穿隧道长期没有照明，就每晚去隧道的两边点上６支蜡烛。这一点就是一年。在这一年中，卢政祥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但一直没人处理……（7月18日新华网）
[点评]：卢政祥的行动，让许多人感到汗颜。不知道对隧道照明问题负有职责的相关部门是什么样的心情，是否会有一丝一毫的惭愧？但可以推测，一年中能够对群众的多次反映“忽视”，能够置多名群众长期的不便、不安全于不顾，心不“硬”是做不到的。在卢政祥自觉的行为面前，相关责任部门自私、冷漠的形象越发凸显。
在媒体报道仅一天后，相关人员就修复了隧道照明，并解释说隧道长期黑暗与“路灯管理方经常变换”有关。但应当看到，无论管理方如何变换，只要有人管理，让隧道保持光明就是职责所在。然而，明明是职责范围内的事，明明一天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却拖了整整一年……相关部门的失职行为，用再高明的解释也无法自圆其说。
期望相关部门能有更多人具有卢政祥的觉悟、具备他对群众的深厚情感、认清自己的责任、积极主动作为。唯有如此，群众面临的困难才能在机制保障下顺利得到解决。
保障房“大干快上”存隐忧
截至5月底，各地保障房开工340万套，当时不少人对开工进度过慢的问题表示担忧。但短短一个月后，开工量就陡增到500万套。（7月19日《人民日报》）
[点评]：一个月的时间，全国保障房开工率陡然增加近23个百分点，人们怀疑有“水分”是自然的。
至于其中的原因，恐怕还是政令所逼。保障房建设成了政绩指标之一，9月份还要进行全面督察，各地对保障房建设显然不敢怠慢，谁会拿自己的“乌纱帽”开玩笑？
但是这种“大干快上”潜藏着诸多隐忧。一个月开工率提高了近23%，这样的速度如何保证保障房的工程质量？资金何来？
真正意义上的保障房目前包括经适房、两限房、棚户区改造、廉租房和公租房。调查发现，少数地方在申报数据时，将去年未开工的项目结转到今年开工项目中。为了加快进度，在审批手续不全的情况下就开工建设，边施工边审批的情况则更为普遍。还有一些地方，将奠基仪式作为开工的标志，“铲点土就算开工”。有个别市、区级政府为完成保障房建设指标刻意“凑数”，将产权性质模糊的回迁房、企事业单位自建的福利房以及公务员住房，都填充至年度保障房建设目标中。
保障房建设是实实在在的民心工程，需要一砖一瓦地真建实干，而不是拿数字游戏来忽悠上级、忽悠民众。
惠民政策谨防“惠而不及”
南京失业人员可以免费参加职工医保，未就业大学生可以免费参加就业培训等惠民政策，因种种原因，未惠及相关人员。（7月19日《新华日报》）
[点评]：原本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好事，可就是有人“不上心”，结果失之交臂，有关部门的结论是一些市民有点“麻木”。但是，一些惠民政策送不出去，责任恐怕未必全在市民“不关心”、“不知情”。
现在，各个部门出台的民生政策越来越多，有的还在更新调整之中。这其中，不要说文化层次相对较低的市民，就是一些城市白领，也未必能一一清楚。这提醒有关部门：其一，在做政策制度的“顶层设计”时，一定要科学合理，政策的设计可以复杂，以便考虑到各种因素，但政策的表达和操作应该尽量通俗易懂、简洁易行；其二，政策宣传必须搞“分众传播”，根据不同的对象有的放矢，强调定向、到位；其三，不妨设立和构建一个惠民政策查询系统，将有关惠民政策汇总在一起，方便市民查询。
惠民政策，首要的是“惠及”。如果因为各种原因“惠而不及”、“惠而不至”，那么，受损害的将不仅是政策的效果和百姓的福利，而且是政府部门的形象与公信力。
“出租车低价伤民”是真的伤民
广州出租车调价方案，面对涨价与民争利的反对声，该市客运交通管理处副处长黄迎进表示：定价太低的话，可能公司会裁员、管理不到位，最后司机服务的质量肯定会下降，车辆的安全性可能会受到损害。（7月20日《南方都市报》）
[点评]：最终受害的还是老百姓的利益――这种听起来楚楚动听、苦口婆心、站在百姓利益立场上考虑问题的堂皇之论，现在似乎越来越多了，许多单位和部门都喜欢站在这种“为了老百姓的利益”的道德制高点上分析问题，再自私的利益，都敢于厚着脸皮包裹上公益的油彩招摇过市。这些论调其实不是真为百姓考虑，而是一种软性的绑架和恐吓。
难道出租车不涨价，出租车公司的服务质量就非下滑不可？谁都知道，只要从事这个行业，就必须提供安全乘坐环境，就必须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这是无须赘言的常识，怎么到了黄副处长这就成了问题？
在一个充分竞争的领域，这完全不是一个问题，因为竞争的压力会促使各公司尽可能在压缩管理成本上下工夫，而不是动不动就想掏消费者腰包，甚至拿“安全”威胁消费者：不涨价，你们就惨了……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当下我国出租车营运还没有市场化，它是垄断经营的。对此，黄副处长坚定地说：广州出租车整体上还没有达到开放市场的条件――因为垄断经营，他们才敢霸道地说“价低伤民”。
你有多少勇气抗拒变相的强捐
单位“建议捐款”、“号召捐款”时，即使你不太想捐，但你能不捐吗？在广东省慈善总会召开的专题研究会议上，副省长刘昆直指“建议捐款”、“号召捐款”、为“向领导看齐”而捐的款都属于“变相强捐”。(7月21日《新快报》)
[点评]：“号召捐款”、“建议捐款”本质上也是一种强捐，“你都‘建议’了，人家能不捐吗？‘建议者’的意图并不是要强捐，但对捐款人来说，已经造成了‘被捐款’的效果了。”这一语点醒“梦中人”，现实中又有多少单位多少机构常常在号召职工捐款捐物，而丝毫不觉得这是“强捐”呢？
很多时候，我们被迫上了捐款的船，并不是因为这条船的号角吹得太响或者是捐款命令有多么强硬，而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湖面上只有这一条船，你不跳上来就得落水，你怕落水后落汤鸡的形象，你怕别人异样的目光。其实你心里很清楚，这条船行驶的方向，或许并不是你想要到达的彼岸。
强捐是对捐赠者善心的亵渎和不尊重，强捐扼杀慈善的生命。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慈善意识正日渐成长，应该相信民众有爱，真正需要出手的时候，没有“号召”没有“建议”，民众同样会大大方方毫不吝啬地出手。
身份隔阂不除，称呼再美也是虚名
广州外来人口达到713万，接近实际管理总人口的50%，市长万庆良建议从现在开始一律称呼外来人员为“新广州人”。（7月21日《新快报》）
[点评]：改变对外来人口的称呼，广州并非首创，几年前东莞就称农民工为“新莞人”，深圳叫“来深建设者”，嘉兴则呼“新居民”。各地煞费苦心为农民工冠名“新市民”，目的是为消除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的隔阂，但这些努力难以改变农民工对自己身份的认定。
绝大多数进城务工者仍然认为自己是农村人，说明廉价的新市民基本是虚名，甚至有点银样枪头的味道。想想并不奇怪，年关到来，当农民工伫立在寒风中艰难讨薪时；高考临近，当农民工不得不送在城里读书的孩子回农村老家参加高考时，这种“新市民”待遇能不让他们产生一种酸楚与无奈吗？
用“新市民”拉近、融洽与老市民的关系，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宿感，但如果只是一个空洞无物的“新市民”，对广大农民工而言就如同糖果的“包装纸”，没尝到一点“甜味”。当然一些地方“新市民”也附带了少许福利，如免费培训、大病救助、享受免费计生服务等，但“含金量”太少。
甄别市民与非市民最明显的标识是户籍，因为很多福利都捆绑在户口上。让“新市民”名副其实，必须打破户籍界限，暂时做不到，也应有时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