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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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拍摄于1972年，我出生在1973年，片中的那个用针灸麻醉剖腹产出来的婴儿，我应该叫哥或姐。

安东尼奥尼是个可爱的老头儿，第一次在电影学院看《中国》的时候，我由衷地这样想。在我没有记忆能力的时候，他用他的影像提早准备了一份厚礼―原来我出生在那样一个年代。

那天，安东尼奥尼的那些琐碎的、规整的、简短的、冗长的、晦暗的、明快的镜头把我包围了，我的心起伏着，不解的惊愕与会心的微笑在脸上盘旋交错着，有时我会故意移开视线，看看幽暗的影院过道儿，努力将自己喘息一会儿。我在想，这也许就是纪录片的力量。

自行车上的云手和胡同里的小脚步伐一样有条不紊；把猪圈里的猪惊醒的革命样板戏的锣鼓点儿，同样回旋在故宫巍峨的三大殿的上空，我看不到安东尼奥尼的敌意，反倒看到了他对这个陌生国度的敬意，因为所有的荒诞就是真实。

《中国》整体上是和我默契的。抛开政治，这30多年的前一半时间里，变化似乎不是特别大。我记得小时侯也是蓝色绿色一统天下，马车在街道上任意通行，排着队在天安门照相，我也曾经抚摩过故宫的铜鹤，骑过十三陵神路的骆驼，看到菜站里码放成几何图案的蔬菜，我的鼻腔里就忽然充满了菜叶的霉烂气息。可现在想来，简直有点儿像童话。

“在中国几乎感觉不到感情和痛苦，它们被隐藏在俭朴和含蓄的后面。”―安东尼奥尼在片子里说。是的，我想他没有走到“后面”，他也没有机会走到“后面”，所有的拍摄路线和内容是被限定的。然而，当30多年后这些“浮光掠影”的“前面”矗立在我面前的时候，当感情和痛苦可以随意宣泄的时候，那种“俭朴和含蓄”是多么地令人留恋啊！

我和30多年前的无数面孔对望着，平庸但决无委琐；

我和30多年前的无数眼神对视着，生涩却没有迷茫。

第二次看《中国》，是在一个桑拿天儿的深夜，和我爸一起。终于，曾经描述那个年代的语言和纪录那个年代的影像合上了拍。那晚出现频率最高的话是“可不就是那样嘛！”，据不完全统计，一共有37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