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多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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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想在付出不变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多赚一点钱。这没有错。

所以，当传出新《工资条例》夭折的消息时，很多人都感到非常失望。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起草、原本计划推出的这份条例，涉及的对象是政府外的所有企业，也包括国企。它在很多方面制定了详细的条款，比如工资支付办法、同工同酬以及工资增长和协商机制等，主要用来保护低收入者的权益。

由于它牵涉到很多垄断部门的利益，这部条例一直未获通过，在各部委之间的争议也很大，据称，它的内容可能会融入《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很多人对它的夭折扼腕叹息，我看这未必是一件十足的坏事。

请别误会我的意思。实际上，这牵涉到一个国民收入分配的老话题。谁都知道，在中国，尤其是GDP高速增长的黄金十年，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居民的收入跟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此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比例却高得惊人。而这带来的内需不足问题又带来了更多的持续发展的问题。

居民收入需要提高，但实现这一点的手段并不是强迫企业让利，而是通过收入再分配的环节来调控，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是：在企业、个人和政府税收这三者之间，为什么不能是政府让利？

有时，一个法规的订立者在面对企业时，难以拿捏的尺度是，如何能不管得过多过死，而限制了企业和市场的自由。新《劳动法》第一次把最低工资收入写进了法律，许多人认为这保障了基层劳动者的权益。到目前为止，一共有18个省市按规定调节了最低工资标准。

但同时你也得看到一个现象，它也增加了很多中小企业的运营难度—它们的利润率原本就低得可怜。目前，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正在降低，实体经济在变差，一些跨国公司甚至开始把工厂移回本国或转移至其他国家，而大批中小企业的倒闭必将导致失业率上升—从整体社会角度来看，总效能其实是降低的。

与此同时，全总会等政府部门还在积极推动工资集体协商等制度。比如，全总会在三年前公布的一则指导意见中就提到：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在制定员工工资标准时，企业代表要与行业工会或地方工会代表谈判商定，而不能由企业单方制定。它还试图把这一点写进法律。在新《工资条例》中也包含了相应的内容。

这其中的问题在于，工会的职能众所周知并非全部代表工人利益，它比企业更受制于政府—如果它能厘清与政府关系，那么作为工人代表，它应该在企业主和政府税收的博弈中发挥更多的作用。现阶段还没满足这个前提，所以企业应该在遵守最低保障工资和基本社会福利的情况下，享有自己的工资定价权。

一刀切的工资标准无疑会扰乱市场的无形之手。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说，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分配是一种自由选择，每个人自由付出，自由交换。而国家和政府的根本职能就是保护这种自由选择的权利不受侵害，而不是具体的分配收入和物品。

说穿了，人人平等其实是一种机会的平等，而不是数量上的对等，那只会使社会激励机制丧失作用。

垄断国企显然不具备人人平等性。所有制的差异阻碍了自由的市场交换。它们因为政府为其筑起的垄断门槛而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从整个社会分配体系看，实际上是在用民企利润来补贴这些垄断国企。而它们的招聘及选拔体系往往相对封闭，内部存在很多没有“正式编制”的员工，他们无法享受同工同酬的对待。

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与其让这些垄断企业做出利益上的妥协，倒不如从根本上取消这种所有制差异，降低准入，让市场变得更自由。

即将到来的收入分配改革能带来改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