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高僧法显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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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显是东晋著名高僧，在佛学研究中卓有贡献，其在佛学界千百年来具有及其稳固的地位，其在世时对佛学研究做出了许多艰辛的努力，并成为后人研究佛学的对象。法显西行取经在中印文化交流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中印文化尤其是佛学文化交流的重要事件。法显到印度取经期间，在印度积极主动参加各类佛教活动，并将其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汇成《东晋高僧法显传》，为研究当时的印度以及斯里兰卡等古代佛教、社会风俗、地理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关键词] 佛学；东晋高僧法显；中印；文化交流；功能作用

【中图分类号】 [G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3-117-3

一、导言

法显，东晋高僧，姓龚，山西平阳武阳人（今长治襄垣人），在中国佛教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佛教历史上的著名僧人，并且其在世之时对中国佛教进行了不断的革新并取得十分卓越的贡献，是古代中国第一位到海外求法取经的大师，是一位杰出的佛学家、翻译家和旅行家。法显3岁就出家做沙弥，20岁的时候受比丘戒，经常感叹当时的佛学律藏比较残缺，遂立志要到天竺等地寻求。于公元399年和道整、慧景、慧应、慧嵬等人到天竺求法。游遍了天主的东南西北全国，获得了梵文本的佛经《杂阿毗昙心论》、《方等般泥洹经》、《萨婆多律抄》等多本，后经过师子国（今天的斯里兰卡），在斯里兰卡获得了其它梵文本的佛经，经过海路回到了国内，历时14年，其游历了30多个国家，带回了许多佛经，并将相应的重要的佛经翻译为汉文。撰写了其游记性的著作《佛国记》（现翻译为《高僧法显传》），后来圆寂于荆州。《佛国记》中记述了法显游历相关国家的故事，其所涉及的国家、地域十分广泛，书中记述了法显所经过的中亚、南洋、印度等30多个国家的交通、物产、宗教、风俗、文化、经济、社会等较为详细和广泛的情况，《佛国记》中关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海陆交通方面的记述是最早的。我们甚至可以评价说，《佛国记》是中国古代关于印度、南洋、中亚的第一部非常完整、全面的旅行记，在中国和印度的文化交流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作用。

中国和印度都是驰名世界的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被称之为古代四大文明古国。其中，中国和印度的文化交流尤其是宗教文化交流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生动的交流事迹。自从我国汉代一直到晋代以来，佛教从印度传入到中国并且广泛传播，佛教对中华民族产生了深刻的、广泛的影响，在当时古代民间及其统治者倡导佛教的背景下，因为佛教并非本土宗教，是从国外传播过来的，所以对于佛教典籍的翻译就显得尤其重要，汉唐期间，是中国古代的翻译事业最为繁荣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伟大的时代，佛教的传播促进了翻译事业的发展，而翻译事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在中国和印度的文化交流中，主要是以佛教作为载体而不断活跃起来的，法显正是东晋时代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而担当起翻译重任、文化交流重任的高僧，其对于中印文化的交流中做出了杰出贡献，是我们对中印文化交流的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人物。

二、法显西行取经的历史背景

按照我国梁朝的僧佑著作《出三藏记集》等相关文献资料的记载，法显在早年的人生是十分曲折和坎坷的，法显在3岁的时候就进入了佛界，由于自由加入佛门中，佛教的观念在法显的心目中自幼就深入了他内心的深处，这为法显今后深入研究佛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之后，法显的一生就是研究佛学的一生，佛学已经注入了法显的“血液中”，成为法显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显在20岁左右的时候就已经明洁志行，决心西行取经，立志对为佛教的研究引入更多的佛教典籍，决定今后大量翻译佛教经典，为我国佛教事业的传播竭尽全力，在当时，法显修佛的造诣和境界就得到了佛学家的广泛认可，佛学界对其在佛学方面的造诣是高度评价的。之后，法显通过自身的实践，践行了其在佛学方面的志向，后来法显去印度取经求法并且在中国和印度文化交流的历史上写下了光彩照人的一页，是有着良好的前提条件的。同时，笔者认为，法显能够在佛学研究方面成就了光辉业绩的原因，除了法显在佛学造诣、志向等个人主观方面的原因之外，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所决定的，时代背景才是其取得光辉业绩的客观原因、决定性的因素。

法显出生于公元338年，圆寂于公元423年，享年85岁。其所生活的时代是我国东晋五胡十六国在广阔中原地带战争连连、混战争夺地盘的战乱年代。在那个时代，我国社会长期处于大战乱、大动荡的环境之中，同时也是佛教进入中国流传之后得到了流行和大发展的时代，是中国各民族之间实现大融合的时代，是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之间不断加强交流、中国地理的大发现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必然需要产生相应的伟人适应时代的发展走在时代的前列，而法显就是能够在当时走在时代前列的被时代所选择了的人。

佛教起源于印度，之后向印度的南部、北部两个不同的方向流传，在经过了1000多年的流传之后，不仅流传到了我国的中原地带，早就流传到了我国的北部、西部的各少数民族区域之内。但是，佛教毕竟是一种外来宗教，而我国属于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国的民族文化是高度发达和繁荣的，本来，佛教文化如果要在已经具有高度文明的中华民族的中原地盘上取得重要的地位并得到发展，是非常困难的，是容易受到本土文化排斥的。但是，到了东晋时代之后，中国的天下已经大乱，发生了十六国争霸中原的重要时代，我国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此时，我国西部、北部的那些信奉佛教的少数民族不断侵入中原地带，在我国的长江以北不断进行连连征战，此时，西域僧人和佛教一同随着战争带入到了我国的中原地带。此时，法显所在的山西平阳长期处于战争的中心，所以在此段时间之内，北方的鲜卑族、宇文氏以及西北的姚兴、符坚等数十个统治者均曾经统一过该地区，而这些统治者大多数均信奉佛教，从而使佛教在这些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取得长足的发展，大同云岗石窟等均是在此时修建的。

与此同时，我国当时的长江以北多年来均处于社会大动荡和战争不断的形势下，人民群众长期处于水深火热当中，给广大地区的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人民群众没有任何、没有精神寄托是更加难以生存的，为此，民众待需要相应的信仰作为其精神寄托，以暂时摆脱肉体上的痛苦。这个时期中原地带的混战、动乱，以及法显本人家庭、个人方面所遭受的苦难，对于法显今后逐步成长为对佛教事业发展中的伟人、巨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此外，法显时代的儒学已经变得失去了往日的活力，变得较为腐朽。尤其是我国东汉后期以来，因为政治上的腐败，导致了董仲舒等人的天人感应理论已经严重陷入了危机状态。所以，在那样一个时代，人民群众需要相应的理论作为精神寄托，道教就此应运而生，道教在中原地带具有一定的市场，但是相较于佛教来说，佛教当中的净土观念更能够适应当时民众的内在心理状态，所以佛教在战乱的年代一经传入到中原地带之后就能够深入人心，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而在当时，中原人士只不过大多数属于佛教信徒而已，在中国佛教的高僧当中大多数是西域人士，中国本土的佛教高僧少之又少。从我国西部、北部游牧民族的佛教僧人带到中国的佛教教理、教义、教律和教规等相应的佛学典籍十分有限，并且较为粗略，缺乏理论的深度和高度，而且全部经由口头传播，缺乏甚至是没有相应的书面文字，此种传播方式和我国具有高度文化的国情是十分不相符合的，和我国佛教需要大盛行和大发展的要求之间具有较大的差异。在当时仅有的佛经十分有限，并且还没有传入到中原，导致了传教活动和佛教僧人的活动没有规律可循，处于比较混乱的时代。加之当时的印度佛经没有相应的书面文字，全部是依靠人们之间口耳相传。并且印度佛教人士传到西域已经经过了一次翻译，在经过西域的佛教僧人传到中国又经过了一次翻译，导致了在转译的过程中相应的发生一些偏差，人们对于佛教较为信奉的同时，对佛教当中的某些问题又有所顾忌，怀疑是在层层翻译的过程中被翻译错的，在如此背景之下，在晋朝末代和宋朝初期，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个西行求法的运动，欲搜集更多的佛教经典，向天竺的佛教高僧学习。

晋代隆安3年，法显和其同学道整、慧嵬、慧景、慧应等人从长安出发、走出了敦煌、西度沙河，一行10人，在路途当中经过了十分艰难的旅途，最终经过古楼兰国、焉夷国、麾国等地，最终到达天竺（今印度），在印度求得多部梵文佛经。在印度时期，法显为了学习佛经当中的真学，积极努力学习梵文，经过3年的学习，已经熟练地掌握了梵文，能够直接研习梵文佛经，对于不能够直接求得的某些佛经也直接以梵文抄写下来带回中国。

三、法显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很显然，中国、印度之间的文化交流最为重要的就是佛学方面的交流，如果说中印之间还有其他方面的文化交流，那么也是通过佛学交流有力带动起来的。佛教自从印度传入到了中国之后，在初期并未得到广泛的重视，随着在晋代战乱年代人们精神方面需要寄托，由此为佛教在中国的观为流传和信奉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加之战乱年代从西部、北部的少数民族统治中原时期，因为这些少数民族大多数信奉佛教，给佛教在中原的进一步传播创造了条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在法显时代达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从此成为佛教在我国传播的重要转折点。在法显之前，佛教基本上都是通过西域传教士从西域传播到我国的，是属于典型的“送来”的阶段，但是自从法显的时代开始，因为中国在战乱中民众需要某种精神寄托，而佛教的教义和我国本土的道教而言，更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寄托需求，在民众具有强大的需求之环境下，我国的佛教传播从“送进来”的阶段发展到了“拿来”的阶段，于晋朝末期掀起了一股西行求经的浪潮。晋代末期的西行求法运动，就是在民不聊生、连连征战和民众疾苦的环境下、民众需要精神寄托的背景下兴起。在西行求法者当中，法显是最为突出的一个，对中国文化交流的贡献也最大。

在西行求法的许多人均在回国之后或者在旅行途中有自己的类似于游记之类的著作，在这些著作当中，法显的《东晋高僧法显传》（书名为后人所取，又名《佛国记》，当时书名为《出三藏记集》）所产生的影响力是最大的。法显在印度求经求法的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均详细地记载在《东晋高僧法显传》当中，是发现西行求经求法归国之后再著述的重要作品，该书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旅行传记。该书作为我国古代旅行传记，具有显著的文艺价值。更为重要的贡献在于，该著作是公元4世纪亚洲的佛经史料，人们通过该书对佛学进行研究，同时，还成为中国和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的交通史料，是我国目前现存的有关海陆交通的最为详实的记录、最早的记录，我国历代的专家学者尤其是研究佛教的专家均对此书高度重视，并且该书还被翻译为法、日、英等文字，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广为流传，为中印文化交流、世界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

在晋朝末期兴起的西行求法求经运动中，法显是在西行者中所到之地最多、最远，并且还真正到达了印度的著名高僧。西行求法求经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到达印度，因为印度就是正法所在之处。但是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在法显之前的西行求法者中能够真正达到印度的人几乎没有，而发现达到了印度，并且将其所见所谓著述成文字，其影响力自然是十分明显的。自从法显之后，中国西行真正达到印度求法求经的僧人逐步增多，可以说，法显开启了一个西行求法的光辉典范，为后世求法者提供了范本。此外，法显本人及其随同人员到达印度之后，求到了真经、戒律，并将这些真经和戒律翻译成为汉文，法显本人称为我国古代伟大的翻译家，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法显的西行求经求法促进了中国佛教发展的同时，因为印度古代缺乏历史典籍。目前，印度历史学者研究印度的古代历史，必须借助外国关于印度的文献资料来进行，法显的《东晋高僧法显传》是法显在印度所见所闻的记录，自然为后人研究印度古代历史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材料。甚至有印度学者评价说，如果没有法显的著作，是不可能重建印度历史的。

概而言之，东晋高僧法显在中印文化交流中具有伟大贡献。法显西行求法求经的过程，在我国佛教历史和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上创造了辉煌、伟大的篇章。法显的西行求法求经的开创精神，为之后的我国僧人到印度求法树立了榜样。我国佛教僧人之前学习佛教经典只能够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得到，且完全经过西域人士在我国进行传播，法显之后，我国佛教僧人可以将佛典真经直接翻译为中文。自法显之后，我国西行求法的人逐渐增多、精通梵文的人逐渐增多，其中法显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1]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法显.佛国记[M].重庆：重庆出版集团，2008.

[3]张力.印度战略崛起与中印关系：问题、趋势与应对[J].南亚研究季刊，2010，（1）.

作者简介：高海燕（1983-）男，汉族，宁夏西吉县人，宁夏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干部，研究方向：写作、民俗、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