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知识流派”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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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科学学和科学哲学的角度对国内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主流――“知识流派”的结构、特点进行深入的探究和分析，对其存在的严重不足做出中肯的评价，同时从正反两个方面梳理具有代表性的九种观点，以期能推动“知识流派”的研究，也为图书馆学史的研究提供一份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关键词]知识流派　理论创新　理论缺陷

[分类号]G250

1、“知识流派”的学科互涉特征

学科互涉(interdisciplinary)是指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边界跨越(boundary crossing)和知识整合。20世纪后半期，随着知识科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以及专业的细化，学科之间的交叉与渗透态势不断强化，学科互涉与边界跨越逐渐成为一种明确的时代特征，产生了一幅学科知识、专业知识、学科互涉知识的全景图。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无论是从起源、研究视角，还是其发展过程来看，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学术思想的“知识流派”都表现出明显的学科互涉特征，哲学、数学、公共管理学、传播学、法学、现代资源科学、现代知识论等诸多学科各显其能，优势互补；图书馆员、管理科学家、高校教师、情报学研究人员、计算机工程师、经济学者等不同的专业人员具有各自的专业优势，通过不同的研究角度对这一图书馆学的主流领域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学科互涉是当代面向知识的图书馆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推动着图书馆学的发展：一方面促进形成了一批新的学科，如知识资源学、图书馆法学、知识伦理学，知识生态学；另一方面扩大了一些传统学科的研究内涵，为传统学科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如已成为现代图书馆管理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图书馆知识管理学。

2、“知识流派”各学说的原子团簇结构特征

所谓原子团簇状结构，是借鉴近来在物质结构领域出现的原子团簇的理论而提出的学科群模型。原子团族，简称团簇(duster)，是由多个乃至上千个原子、分子或离子通过物理或化学结合力组成的相对稳定的聚集体，当由两种以至多种元素组成团簇时，其组成的种类则显示出无比丰富的情景，各组成元素可按不同比例组合，所构建的团簇因此而具有彼此各异的特性。这种理论应用于学科群模型上，表现出的是以带头学科为中心，周围环绕着若干学科点甚至学科方向的相关学科分层次交叉融合的结构模式。

“知识流派”的学说体系是一种典型的原子团簇结构。在现代知识科学相关学科的不断分化和不断交叉融合这两种相悖的力量作用下，形成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学术思想“知识流派”的原子团簇结构状学说体系。这里的带头学说无疑是“知识交流”说。

Web2.O作为一种极具生命力的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激发了社会对图书馆功能的重新认识，无庸置疑地证明了宓浩、黄纯元先生首创的具有完全中国特色的“知识交流”学说的理论预言，确认了“知识交流”学说所指明的图书馆学研究方向的正确性。国内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知识流派”的诸多观点中，还没有另一种学说像“知识交流”学说这样既能够以知识为出发点，以知识与载体关系为基础，以知识与人的关系为主线，紧紧植根于图书馆学实践，而又有如此卓越的前瞻性。在Web2.O时代，“知识交流”学说也需进一步地深化和发展，使其自身对纷繁芜杂的交流现象具有更强的理论阐释力和实践预见力。从一个反向的角度看，知识交流论曾因为没有完全揭示图书馆内部活动的本质和全部机理而遭诟病，但正是由于图书馆内部知识与外部的交流与联系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通过图书馆机构的一种有目的、有组织的活动。作为对图书馆活动的机理研究而言，社会的知识交流与文献的组织和传递实际上就是知识管理的活动过程，知识交流论所要做的是为这种知识过程管理(包括知识资源管理、知识集合论、知识组织论、KLM理论、公共知识交流与管理)提供宏观依据。

本文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这个角度切入，选取“知识流派”的九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学说，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分析比较，全面评判其成败得失，最后进行深思性的总结，对当今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这一主流派别提出批评和建议，以期能对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本土化建设尽一份绵薄之力。

3、知识说――知识流派的先驱

彭修义先生是知识流派的先驱，为国内图书馆学人指明了一条指向知识的光辉道路，开启了国内图书馆学研究的―个崭新时代。正如知识说的提出者彭先生自己所说，“知识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一个方面”，是图书馆学的“四大研究对象”之一，仅仅是图书馆学研究的一方面内容，显然不是全部内容。在我国，知识学虽经柯平等著名学者积极倡导，仍未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学科；但整个人类知识的运动过程包括知识的生产、传递和使用三个环节，在使用过程中不断产生着新知识，由此而形成知识循环，这一点无须置疑。图书情报工作者在知识运动的三个环节中起着传递知识这一中介和桥梁作用，因此图书情报学与知识学可相互借鉴对方的研究成果来丰富和发展自身。

4、客观知识说――哲学观

客观知识说的代表人物中国图书馆学家蒋永福先生以其博大宽宏的理论气概重新阐释了巴特勒的“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社会机制，而图书馆则是将人类记忆移植于现在人们意识中去的社会装置”经典命题，又远远超越了巴特勒对该命题的认识。他把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定义为一个客观知识、图书馆、人三位一体的场，把自己的这一学说称作“KLM说”。

4.1　客观知识说的理论成就

・“KLM说”把客观知识当作考察图书馆现象的逻辑起点，并非是接受了卡尔・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蒋先生指出社会实践活动不仅是主观知识的本源，也是客观知识的本源。这就正确定义了“客观知识”的含义，批判了多元论的世界观，澄清了客观知识的本源，是对“世界3”理论认识的批判继承，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辉。

・对图书馆现象的本源属性、机构属性和制度属性的“三相属性”界定，能够很好地揭示和解释图书馆现象的本质。由“KLM说”引申出来的人文图书馆学五定律，有利于正确定位图书馆的使命与宗旨，是人文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

4.2　客观知识说的缺陷

客观知识说的缺陷在于其过于绝对化的哲学语言表述，例如“客观知识是图书馆学的本体论对象”。“客观知识”是依附和记录于各种文献载体(即脑外载体，如纸张、胶片、磁盘、光盘等)上的知识，档案馆中收藏的文献上的知识不也是客观知识吗?既然“没有客观知识，就不可能产生图书馆”，那么，没有客观知识能产生档案馆吗?“客观知识是图书馆学的本体论对象”，照此推理，它同样也应是档案学的“本体论对象”。蒋先生在论述图书馆学的本体论对象和方法论对象时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

5、知识集合说――移植其他学科理论的典范

王子舟先生的知识集合说与客观知识说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知识集

合”。

5.1　知识集合论的理论成就

在于其努力抽象、揭示事物的本质之思路值得借鉴，借鉴、引用其他学科或方法去设法揭开“对象说”之谜的思路值得学习。它引用了“集合论”的观点、波普尔的哲学观点以及“知识组织”等研究成果，并结合图书馆实际，提出了“知识集合”的概念功能、环境等，进一步逼近了事物的本质。

5.2　知识集合说的主要缺陷

在于其概念体系的严重模糊性。例如，根据经典集合论对于一个集合的定义，一个元素要么属于这个集合，要么不属于这个集合，这是不容置疑和回避的，除非它是模糊集。“知识集合”的定义是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的，这是知识集合论的一个硬伤。再如，究竟何为原生态知识集合呢?现代科学技术综合化、交叉性日益显著，科学文献之间相互引用、继承、修正、渗透，完全独创的东西少之又少，又怎么能区分出原生态与再生态知识集合呢?更为典型的是“再论”说。根据“知识集合”这个定义，“我们可以说图书馆就是知识集合”；然而，“再论”紧接着又说，“不过，具有知识集合实质的却又不仅仅是图书馆”，“知识集合的概念，不仅包含了图书馆，也包含了百科全书、辞典、书目、索引、年鉴等工具书以及各类知识数据库”。再如一本书、一篇论文都是由知识单元组成的知识集合。既然如此，那么试问编辑学、修辞学、文体学是不是图书馆学研究内容的一部分呢?

6、知识资源说――资源观

知识资源说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知识资源”。知识资源说由柯平先生首先提出，后由其数位弟子不断诠释，逐渐形成了一个自洽性的理论体系。

6.1　知识资源说的理论成就

在于以知识资源为研究对象，有助于未来图书馆学的实践发展和学科社会地位的提高。特别是在作为知识创新的一项基础设施的地位上，图书馆的社会地位的提高绝不是因为它产生信息并信息，而是因为它是知识资源的管理中心。以知识资源为研究对象，有助于区分研究对象本身的内涵和外延。知识资源说巧妙地继承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资源观，又突破了“信息资源说”失之于宽泛的局限，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学术思想的一块里程碑。

6.2　知识资源说的主要缺陷

在于其理论体系的笼统性。例如研究内容过于笼统。柯平先生所提之“知识资源”并无任何前提和限定，所以有关“四个要素”(知识、知识人、知识工具、知识活动)的所有内容都应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实际上，不论现在还是将来，图书馆学研究不了那么宽。再如“知识的生产者”。笔者认为，“知识的生产者”这一概念范围很广，知识生产者是由从事多种职业的人组成的，包括作者、编辑者、出版发行者、科学家、科研工作者、教师、图书馆人(参与科研者)等。而图书馆学显然无法将这些人全部纳入研究范畴，这也不都是图书馆学的任务。更为严重的是他把有关“知识活动(知识生产、流通、分配和使用的过程、方法、成本、条件等)”的内容也都包括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中，那图书馆学岂不成了科研管理学?因此柯平先生所指“知识资源”很像是“知识学”的研究对象。

7、公共知识管理说――管理观

公共知识管理说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公共知识管理”。该说经龚蛟腾、侯经川和文孝庭等人的不懈充实与完善，从公共知识管理的角度全面探讨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与结构、图书馆与公共知识管理制度，形成了独特的理论视角。

7.1　公共知识管理说的理论创新

在于“公共知识中心”这个概念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各种形态的“图书馆”。图书馆学不是一门馆内之学，而是一门保障人们自由获取知识的社会科学。这一精辟的诊断，正是公共知识管理说的创造者们从自身的立论基础出发所获得的顺理成章的结论，符合当代图书馆学研究的国际潮流。公共知识管理学继承范并思、黄纯元先生“图书馆是机构／制度”观点，并进一步发展为公共知识管理制度，同时明确了蒋永福先生提出的制度图书馆学的核心研究取向，这是其他各流派各学说所无法做到的，因而是难能可贵的。

7.2　公共知识管理说的不足之处

首先，龚先生没有深入探讨公共知识管理的具体流程，尤其是对网络环境下的公共知识组织与服务研究不够。其次，公共知识管理制度需要进一步研究。尽管作者提倡构建以图书馆法为核心的公共知识管理制度，可是我国图书馆法千呼万唤出不来，龚先生没有提出公共知识管理制度构建的具体方案与应对措施。再次，“公共知识管理”这一学科究竟应隶属于公共管理学还是知识管理学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8、知识传播说――知识传播视角

马恒通先生指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馆藏知识的传播”，并于近几年内连续发文欲进行理论体系的构建。作为一位长期奋战在图书馆事业第一线又对图书馆学理论有相当造诣的学者型实践者，马先生提出这一实践色彩相当浓厚的观点并不让人意外。诚然，知识传播事业已发展成为覆盖人类社会生活多个方面的社会事业，但图书馆知识传播仅是社会知识传播事业的一个方面，且就其知识传播的过程来看与教育领域、出版发行领域并无多大的特殊性。马先生在论证它的与众不同时，仅仅认为“交流”是指“相互沟通”的行为，是指“彼此把自己有的供给对方”，而图书馆的知识传播基本上是单向的广泛散布，是一种传递知识信息的行为。“传播”者关键在“传”，其核心在于对知识资源的开发利用。这种区分意在指出图书馆知识传播说与交流说的根本不同在于，完全以图书馆为核心和主力，完全是图书馆的有意传播，这就在否定交流理论的同时，完全放弃了用户的核心作用，动摇了其理论基础。这是此说的一大败笔，是整个知识流派理论的倒退。

9、另一种传播说

王睿、张开凤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与读者在知识传播中的有机结合”。“结合说”能够发掘出在图书馆知识传播过程中图书馆和读者互为主客体，图书馆学需要在两者的互动关系中深入与发展，这相对于知识传播说确实是一个实质性的进步。但知识传播不是图书馆固有的功能，它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教育界、出版界、广播电视界等领域。如果说“图书馆与读者在知识传播中的有机结合”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那么，“学校(教师)与学生在知识传播中的有机结合”是不是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呢?“出版社与读者在知识传播中的有机结合”是不是出版发行学的研究对象呢?“电台电视台与听(观)众在知识传播中的有机结合”是不是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呢?显然不是。这种“结合说”不具备学科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因而是不对的。而且，“有机结合”不是一个很明确的概念，它还涉及到“如何有机结合”的问题。研究对象必须明确具体，直截了当，不能含糊其辞和复杂化。

10、知识可获得性论――另辟蹊径的学说

可获得性论作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新说，指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群中知识单元的可获得

性”。这种将一种属性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并由此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完整的可获得性论的图书馆理论体系，实属另辟蹊径。

可获得性论的理论优点在于：①实践性，可获得性论来自图书馆工作一线，较注重对图书馆实践的理论解释力和指导力，充满现代知识论的基础主义理论韵味；②创新性，在其论证过程中采用一些新鲜的方法，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如“互联网本身成为文献是蒜对图书馆影响的根源”的论断以及图书馆员、图书馆、图书馆事业在角色分配上的“依次转交”说，都是很有创见的说法，并且能启发我们进一步的思考；③体系性，可获得性论从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争论出发，目前已初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与完整的理论体系，比较符合现代知识论所要求的知识体系的连贯性。

可获得性论的缺陷恰恰在于其过分追求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新颖性，对其基本原理的提出缺乏深入的考量和严密的论证，这一点笔者已另行发文加以研究，参见拙文《质疑可获得性论》。

11、交流学派――中国特色的本土原创流派

宓浩、黄纯元先生在中国国内首次论证了“图书馆是一种社会知识交流机构／制度”的观点，并提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知识交流研究的“三层次”原则。

“知识交流”理论继承了美国图书馆学家巴特勒、谢拉关于图书馆是社会交流机制的思想，继承了日本图书馆学家椎名六郎“情报交流现象是图书馆学情报学相同基础”的观念，同时也继承了苏联情报学家米哈依洛夫“科学交流是情报学研究重要范畴”、图书馆学家丘巴梁“图书馆过程是交流社会思想一种形式”的认识。尽管这些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界的观点启发了中国“知识交流说”，但中国图书馆学家们的知识交流思想，显然在内容上比他们要更加全面、完整，对本质的把握也更准确。这种体现中国文化主体性、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特点的理论成果，当然也最具有理论上的非凡魅力，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原创性。

知识交流论的缺陷主要在于其虽然已成为图书馆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鲜明的时代特色以及统驭整个学科研究方向的指导能力，但其理论体系尚不够完整。它对图书馆活动的外联部分如读者、服务及文献、图书馆和读者的关系，剖析得有条有理，游刃有余；但对图书馆内部活动，如分类、著录、目录组织，排架等，除了泛而称之为与知识交流有关外，不得要领，根本揭示不了它们的本质，因为图书馆内部活动不直接参与交流。这似乎已为后来的知识组织理论所补充，但怎样将两种理论有机地捏合成一个整体，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

12、思索和评价

・我国图书馆学的“知识流派”虽都以知识为基点展开，研究知识的本质属性、知识的流程循环、知识的发现、揭示和组织以及知识管理制度等一系列方面，但这些研究的群体性和关联性不太强；即使是关于一些基本观点的论述也体现了不同的视角。这也直接造成了图书馆学的学科知识体系更加难以捉摸，图书馆学研究的价值取向更加模糊。

・关于知识各个层面的研究还不够系统，表现在各个层面的研究中虽然都有一个或几个学术代表人物，但这些研究体系尚未成熟，处于观点体系的不断探讨、补充和继续探索阶段，缺乏较大规模的后继研究及群体性研究，学术共同体一时难以组建成规模。

・关于知识理论与技术的研究，两者难以统一协调。纵观已有文献的研究，各观点的代表学者大多只关注于自身钻研的有限领域，这就出现了各学说理论体系中缺乏技术、方法论等实践模块的充实，而理论体系本身的研究也缺乏如语言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多学科知识联合的、交叉的、深入的借鉴和指导，论证层面显得有些肤浅。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意识到学科科际整合的重要性，但不同学术团体以及专业人员之间仍未达成有效的沟通和交流。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各理论体系所提出的基本原理与基本观点缺乏对图书馆一线工作的阐释与指导，缺乏图书馆事业这个图书馆学载体的实践支撑，因而也就无法迎合图书馆职业精神的弘扬这个时代课题。

・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学术思想“知识流派”的学科共同体还缺乏一个统一的研究规范，缺乏一个学科共同体应有的加强的韧性与相对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