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互文性”拓展评论标题的表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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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论标题空间与功能的矛盾

在这个学期的课堂教学中，对于评论的标题，我获得了一个比以往更为清晰的认识：评论标题制作的根本矛盾，是表意空间的有限性约束与表意内容的完整性追求的矛盾。

这个认识，实际是在分析两年来在课堂上已经分析过的标题案例中产生的，也是在同学讨论的发言中，触发我产生的想法。比如：

《享乐：抵制日货愚蠢的惊人理由》

《谣言有时源自弱者对强者过度防卫的对抗心态》

这两个标题中，第一个容易产生歧义，因为连在一起的多个概念之间可以构成不同的关系，形成不同的意义。而第二个，虽然不一定产生歧义，但由于标题过长，概念之间有多层次关系，需要消耗较多的注意力。因此，都会降低接受的效率。

在分析过程中，同学们的发言使我感到，产生这些标题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作者想要纳入标题较多的因素与标题本身较为狭窄的表意空间的矛盾。

如果在这个层面上理解的话，那么这类问题其实是普遍存在的。

一般说来，评论的标题空间，比消息的标题空间更为狭窄，往往只有一行题。作为一个句子或短语，要概括地表达整篇文章的意思，其中可能包含着事实性因素（即评论的对象），也可能包含着意见性因素，即论点。如果作为一个完整的判断句，它要表达文章中的认识结果和认识所及的各种因素，势必比陈述事实的消息标题更为复杂。

而解决这个矛盾的途径，通常就是适当地选择。这当然包含必要的放弃――放弃一些认识因素，以减轻标题的承载负担。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拓展标题空间的方法呢？

二、“互文性”理论在标题制作中的应用

我在讲到评论标题的修辞时，一些精彩的标题案例，使我想到了西方文艺学的“互文性”理论。我觉得，“互文性”理论比我们原有的修辞知识更好地说明某些标题的修辞效果。

比如：２００４年９月３日华尔街日报的一篇社论，对布什政府的一项教育法案提出批评。这项法案的标题是“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ＮｏＣｈｉｌｄ Ｌｅｆｔ Ｂｅｈｉｎｄ Ａｃｔ）。社论的标题则把这项法案的标题用于其中：

《有些孩子落后了》（Ｓｏｍ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Ｌｅｆｔ Ｂｅｈｉｎｄ）

而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３０日纽约时报社论《夏威夷的孩子落后了》（Ｈａｗａｉｉ’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Ｌｅｆｔ Ｂｅｈｉｎｄ），实际上仍然是如法炮制。

如果用原有的修辞知识，我们可以把这种手法称作“巧借”。但用 “互文性”理论解释更好，在认识上更有普遍性，在视野上更为开阔，尤其是能够揭示出这种手法实际上是通过接通了“另一个文本”从而拓展了原有标题表意空间这个事实。

俄国文艺理论批评家朱丽娅・克丽斯蒂娃认为：“任何篇章，都是通过引文的镶嵌来创造的。任何篇章都是其他篇章的转换和同化的结果。”①这就是文本之间的普遍关系――“互文性”。

而法国符号学家德里达指出：“互文性的效果体现在它的现实性中，这个现实不仅是作品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还包括储存在读者头脑中的文本，因为新的认知总是建立在另一个原有认知的基础之上，是文本读者将不同的文本联系了起来。”②

“互文性”理论本身并非只是用来说明风格的，更不是只用来说明某一种修辞手段的，而是揭示了任何文本不可能超脱的处境。即，你一写下来，就有他人的文本在其中了。正如张中行先生所言：“执笔为文，总是通文的人，通文，旧时代的，脑子里装满了庄、骚、史、汉，新时代的，脑子里装满了鲁迅、巴金，自己拿起笔，自然就不知不觉，甚至心摹手追，也就庄、骚、史、汉或者鲁迅、巴金。”③

但是，正是这样一个理论，尤其是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于这一理论的运用，可以使我们从更为积极、更为能动的角度开拓它对于写作的实际价值。比如，在文本中有意识地嵌入另一个大家（熟知的）文本，来拓展表意空间。

其实，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用典”，正是这种“互文性”的能动体现，因为为人们熟悉的“典故”，以一种“标签”的方式把与那个典故相连的文本、故事和价值倾向，非常有效率（至少省字）地纳入了这个文本，极大地拓展在这个文本的表意空间。

在中国近代、现代新闻评论中，古典诗词中“用典”的习惯被一些作者沿用下来。比如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中大量使用“暗典”。而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在１９３２年发表的《“九一八”一年了！》一文中所写的“这样的渔阳鼙鼓惊不破北平的羽衣曲、引不出汉口的轮台诏……”也连续地使用历史典故来表达对当局的责难。前一个典故借白居易长诗《长恨歌》诗句――述及安禄山在渔阳起兵反叛，而唐玄宗宫室还在长安歌舞升平。而后一个典故则引汉武帝在轮台下“罪己诏”的故事，暗指最高当局应当为东北沦丧而引咎自责。

“互文性”在当代评论中也有自觉的运用。比如在２００９年评论“邓玉娇事件”的作品中，红网作者洪巧俊就有一篇《论邓贵大的死掉》，全文套用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网络文学的研究者称此方法为“戏仿”。２０１０年北京警方打掉涉嫌有偿陪侍的娱乐场所“天上人间”，又有作者如法炮制一篇《论“天上人间”的倒掉》。

在新闻标题的制作方面，“互文性”也在实践中被积极利用。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７日北京青年报消息《“掌掴”小沈阳？这个真没有》，报道赵本山就师徒关系的传言做出说明，把赵本山和小沈阳演出的２００９年央视春节晚会小品《不差钱》这个文本“接入”了标题之中。

而在我们上面提到的评论标题中，《有些孩子落后了》（Ｓｏｍ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Ｌｅｆｔ Ｂｅｈｉｎｄ），就暗用了“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ＮｏＣｈｉｌｄ Ｌｅｆｔ Ｂｅｈｉｎｄ Ａｃｔ）这个法案的名称。即，它把那个教育法案的文本和语境接入到这个标题之中，使知道那个法案的人明白，这个标题正是针对那个法案的。从效率的角度理解，它节省了把那个法案本身写入标题的字数，却实现了直指那个法案的效果。

以“互文性”理论视角来看，《病人成了“唐僧肉”？》这篇人民日报上的“人民时评”的标题，也不仅是使用了“家喻户晓的隐喻”④，而是接通了《西游记》这个“另一个文本”。因为，对“唐僧肉”的理解，人们在阅读《西游记》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其中“唐僧肉”的“好吃”和唐僧性格所标志的“柔弱、缺乏反抗能力”的特征，也是在这个标题的文本之外实现了的。这就大大拓展了这个标题的表意空间。

所以，我认为，评论标题基本矛盾与“互文性”理论具有这样一种关系：正是因为标题空间有限性这种根本的矛盾，才是“互文性”这种拓展表意空间的手段的土壤。即，“互文性”――接入另外文本的语言手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拓展标题的表意空间。

具有“互文性”修辞的标题，对于读者来说，一般具有两个意义空间。其中第一层空间，就是文字本身体现出的意义，大多数读者应当都可以理解。而第二层意义空间，就是其所“接通”的另一个文本的意义空间，则需要读者自己具有那个“文本之外的文本”的知识经验。

比如，郭光东在１９９８年洪水之后写作的《国旗为谁而降》，这个标题的“浅层意义空间”就是表达国旗应当为灾难中丧生的普通民众而降这样一个论点。而其“深层意义空间”，则对于一些读过或知道海明威小说《丧钟为谁而鸣》的读者才存在。而《丧钟为谁而鸣》这个小说的书名本身就是“互文性”的。它的“源文本”是１７世纪英国人约翰・多恩的一段祷告文：“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欧洲大陆的一小块，那本土的一部分；如果一块泥巴被海浪冲掉，欧洲就小了一点，如果一座海岬，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使我有所缺损，因为我与人类难解难分；所以千万不必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表达的是人类命运的普遍的相互联系。这一层意义，不见得多数读者能够理解，但这也没有关系。它只是对那些文学知识更多一些的读者贡献出的“附加值”而已。就像看《“掌掴”小沈阳？这个真没有》这个标题不一定要联想到小品《不差钱》；而看《有些孩子落后了》，不一定要知道以“不让一个孩子落后”为题的教育改革法案（当然，因为这个法案本身是评论批评的对象，因此读者会在文中了解）。

当然，“互文性”在拓展表意空间的同时，不应该成为阅读的障碍。从“用典”的角度来说，就是不应太生僻，至少保障第一层意义空间能够为大多数人理解。

注释：

①［美］卫真道：《篇章语言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６页。

②许力生：《文体风格的现代透视》，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２４页。

③张中行：《文言与白话》，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５月版，第１９６页。

④陈明瑶：《语类视角下的网络时评修辞潜势研究》，国防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２月，第８５页。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