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脉相连,我嫁给了姐姐的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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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在你身上，疼在我心里
我和姐姐李琳不是亲生姊妹，我虽称她姐，但实际上她仅大我几天而已，她是继父带来的孩子。1980年，在我6岁的时候，当海员的父亲因意外事故不幸罹难。迫于生活，病弱的母亲嫁给了现在的继父，继父家姐姐漂亮而又有些内向，按一般常理来看，这样的家庭不会和睦，我和姐姐也很难相处。可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从我第一次走进她的家门，我们似乎有种同病相怜、惺惺相惜的感觉，相互忍让彼此关爱。
1995年夏季，我从山东大学毕业后应聘于著名的青岛海尔集团。上班的前夜，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匆匆赶回家中，一是探望久别的亲人答谢他们的养育之恩，其次想让他们分享我如愿工作的喜悦之情。孰料，我兴冲冲走进家中时被眼前残酷的一幕惊呆了――继父过世，不久姐姐又身患白血病。为不影响我毕业考试，从这年春天开始，妈妈对我一直守口如瓶。
姐姐表情淡漠地躺在病房里，苍白而浮肿的额头上粗乱的长发脱落一片，从前那双明亮的眼睛黯然无光，我不敢想象眼前这个骨瘦如柴的女孩就是曾经可爱漂亮的姐姐。我强颜欢笑，安慰着她又止不住悲伤的泪水滑过脸颊：“还记得小时候你讲过的月亮公主的故事吗？乌云不会永远阻挡住月亮美丽的容颜，只要不言放弃，光明就会驱除黑暗的阴霾，而病魔就像过眼云烟转瞬即逝，让我们一起来把它赶走好吗？”
我从上海到北京，又从济南到香港，其结果如出一辙：想要完全治愈姐姐的病最好办法只有骨髓移植。听完，我好像被浇上一盆冷水，多少个日日夜夜，我美好的愿望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这对我姐姐来说几乎是晴天霹雳的绝望消息，因为她唯一可做移植血型供体――她的父亲――我的继父也已不在了，如要再找相同血型的人一个一个进行筛选配对，无异于大海捞针。钱差不多快用光了，病却没有治好一点儿，我陷入忧愁而悲痛的深渊，我不明白上帝为何如此不公，让不幸的魔爪一次次降临到姐姐身上。亲情、爱情，她什么都没有抓到，现在又要把她送进地狱之门。
上网求助，盼来生命希望
我还是不愿放弃任何希望，我默默祈求上苍给姐姐一次生还的机会。因此我决定上网，从网络世界中寻找真情，让更多的人伸出手来帮助我。我将姐姐的不幸遭遇写成一段小文，然后附上她病前漂亮的照片先后发给香港慈善总会、澳门红十字会和台湾骨髓捐献中心。一天、二天、三天……1997年3月7日中午，就在发出电子邮件的第9天，我接到了台湾骨髓中心的电话，他们答应帮我寻找血型相符的骨髓，但最好由有关医院直接与他们联系。获悉，我高兴地像个孩子似地跳起，把喜讯转告姐姐。
3月9日中午，我们终于盼来了这一天，经当地一家医院联系，姐姐的血型配对成功了！那一瞬间，我仿佛感到在孤独无助的万丈深渊一步登上从天而降的诺亚方舟！那夜，全家人兴奋的无法入睡，都在为即将进行的手术祈祷着。不料，第二天，医院通知我们，因不能交足12万元全部医疗费，手术暂时停止。天啊，生命珍贵，等一日就增添一份危险，焦急中我和妈妈商量把房子卖了，可一打听才知道，卖房手续全办下来最快也要十几天。远水不解近渴，只能借钱了，周围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借遍了，而距12万元却相差甚远。时间在我们万分焦急中过去了五天，钱依然没有凑足，就在我们一筹莫展之时，从医院传来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台湾方面那位骨髓捐献者听说我们的窘境后，主动联络各方人士和民间组织，为我们募捐到所需全部费用，并以最快速度划到医院帐户上。
上苍终于为姐姐打开了一扇生命的大门。3月19日上午9时，姐姐被推进手术室。
事实上手术并不复杂，病人躺在无菌隔离舱内，用手术刀割开血管一个小口，再将160毫升造血干细胞输入进去就可以了，时间也不长。可是关键问题是一旦出现排斥反应就意味着手术失败，前功尽弃。为保证移植效果，预防排斥反应，医生事前注射了进口的生物结合酶。岂知，注射不久，姐姐出现发冷、出汗、抽搐等严重过敏症状，医生一时无法判断究竟是她对输入的骨髓过敏还是结合酶过敏，现场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听说后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为姐姐的命运捏着一把汗。紧要关头，专家指挥医生一边给她做脱敏治疗，一边为受过冷藏处理的骨髓适度加温，手术继续进行，还好，20分钟后姐姐面色红润，心跳平稳，呼吸正常，侥幸躲过过敏导致的严重后果。经过数小时的等待，手术宣告完毕，我却感到像经历了半个世纪那么漫长。但这并不表示万事大吉了，她还需要在隔离舱内观察一段时间。如果顺利度过出血、排斥、感染等并发症危险期才算大功告成。
皇天不负有心人，20多天后，面带笑容的姐姐从隔离舱内缓缓走出，那一刻我上前紧紧拥抱住她，泪水夺眶而出。我苦难的姐姐，你总算摆脱病魔的折磨，像健康人一样快乐的生活了，你还记得在你生病的日子里我曾说过的那句话吗――太阳出来的时候阴云还能呆多久！不等听完，她像孩子似地伏在我的肩上喜极而泣哭出了声音。她在感谢我为她付出卓越努力的同时，也对海峡彼岸那位无私骨髓捐献者，心怀敬意，他到底是谁呢，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男还是女？她最大愿望就是想见见那位让自己重生的好心人，哪怕通通电话向他道声谢谢便心满意足了。
根据台湾骨髓捐献中心的规则，一般骨髓提供者和受益者均为匿名的，更不能相识，除非提供者有特殊要求。虽然我有些犹豫，但我还是决定帮助姐姐实现这个梦想。我迅速登陆这家网站，首先感谢他们及时提供的骨髓挽救了一个女孩的生命，接着话题一转向他们提出姐姐的心愿，请他们帮我找到这位不知姓名的恩人，孰料，以后再怎么问也没有反应。无奈，我写信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节目请他们帮助寻找，广播引起海峡两岸同胞的极大关注，信函像雪花般落到手上。每次我满怀希望地把一封封来信打开，又不得不十分沮丧地把信放下，里面除了同情、关怀和钦佩之外，没有丝毫有价值的消息。另外，我将姐姐的故事用优美的笔调写出一篇名叫《血缘》的散文发表在《台湾时报》副刊上，以此唤得更多人加入到寻找恩人的队伍来。二个月过去了，依旧杳无音信。
生死相隔，我成了姐姐恩人的新娘
正在我完全失去信心并打消了继续寻找行动的时候，一位自称叫罗懿雄的台湾男子打来了的电话，他说他就是向姐姐李琳捐献骨髓的那个人，他不知道我们在寻找他，也没有从媒体上看到有关文章，他本不打算主动跟我们联系，以免被人误解，但是他觉得冥冥中好像被一种东西牵制着，每天姐姐美丽的容貌时常映入他的脑际，使他久久不能平静，思来想去，他还是打消顾虑给我们打电话并且还想专程来探望姐姐。
闻讯，姐姐眼里顿时闪烁着幸福的光芒，颤抖地接过电话泪流满面。尽管她大病初愈，身体极度虚弱，为了能在恩人面前保持原有的美好形象，她让我买了一套晚礼服，每天对着镜子仔细打扮一番，等待着罗先生的到来。
然而，姐姐没有等到这一天。1998年5月11日深夜，她因感冒发热引起白血病突然复发，住进医院，在生命最后时候她拉着我的手说她今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见到罗先生，她让我替她好好谢谢这位不能相见的恩人。虽经多方抢救最终没有留住她那颗年轻的心，带着病痛和难以割舍的亲情离我而去！
给姐姐火化那天，罗先生没有赶到，他也不会料到姐姐会走的那么匆忙，那天他刚进家门就环顾四周大声喊着姐姐的名字，当我转身拿出姐姐盖着黑纱的遗照时，罗先生一下愣住了，嘴张得大大的一句话也说不出。待他稍稍平静下来，我含泪把姐姐猝死的原因诉说了一遍又一遍。见我异常悲痛的样子，罗先生一边安慰我，一边谈起了他坎坷的生活。
1959年罗先生出生在台湾桃园县一个军人家庭，父亲常年在外，母亲抚养着7个儿女，日子过得非常艰难。长大了，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因一句过激的话而被当局以“惑民通共分子”抓捕。出狱后他开始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又娶了媳妇。岂知，媳妇趁他在外经商竟偷偷跟别人好上，闹着离婚，分开时拿走了他全部积蓄。
罗先生谈话很幽默，也很会开导人，在他真诚生动的话语中我阴郁的胸怀一点点明亮起来。为了使我开心，他亲自下厨给我做台湾风味小吃，傍晚陪我到海边拾贝壳放风筝。看我心情完全开朗起来，他说他就要回台湾了。在机场握手道别的时候，我以为随着姐姐的逝去和时间的推移，我们不会再有什么故事发生了，也不可能再有联系了，一切都让它过去吧。
人有时会产生一些奇怪的想法，同罗先生在一起的时候并未发现什么异样的感觉，而一旦离开，就像少了件东西心里空落落的。我想给他打个电话，问他是否顺利回家，可翻来翻去，怎么也找不到那个电话号码。深夜，电话霍然响起，是罗先生打来的，听到他远隔千山万水传来的声音，我的心一下热起来，既惊讶又兴奋。就这样，我和罗先生之间的联系跨越滔滔海峡，绵绵不断。
此后罗先生频频约我上网聊天，一次敲他的名字时半天也找不到“懿”字，便跟他开玩笑说，你的名字太麻烦，老记不住，不如简化一下就叫“阿雄”吧，电话那边他哈哈大笑：“阿雄只有你叫呀，我们客家人只允许老婆叫丈夫的爱称呢。得了，爱称就爱称我不在乎”。多难为情啊，我一时不好意思脸胀得通红，连连向他道歉。我几乎天天收到他发来的邮件或打来的电话，如果哪一天没接到电话，我会若有所失，心神不定。
说真的，我好像有些喜欢上了这个纯情的男人，爱情来了什么也挡不住，在他轻轻亲吻下我含羞脉脉地戴上了那枚金光灿烂的钻戒，这个目光深邃的男人，从此是我一生的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