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宽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的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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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关注日常思维的实际论证，既是逻辑学自身的性质使然，也是其在20世纪末成为一种运动，到21世纪初仍然是人们热衷的研究课题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对中国国内的逻辑学教学与研究也颇有启发。逻辑学的教学与研究应当充分利用国内外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研究的成果，在探索汉民族思维特征的基础上，探索具有民族特色的思维的规律性，从而更好地实现逻辑学提高人们思维能力和为现实生活服务的目的。

关键词：非形式逻辑；批判性思维；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B819;B804;G423.0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5.028

20世纪60年代末 70年代初，北美大陆兴起了“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的运动，这一运动也波及了中国的学术界。关于“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有人认为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也有人则认为二者实为一体。尽管迄今为止，关于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的确切的定义或者一个广为国内学术界认可的界定尚未达成共识，但关于 “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的大致内容、性质和特征还是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

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都十分关注实际的论证。非形式逻辑“虽然以经验的和用自然语言表述的实际论证为对象，但它的重心和基点在于对实际论证的一般进程及一般形式的明确认识、抽取与建构。批判性思维则不然，它对论证的关注是多角度的和批判性的。所谓角度，是指它不限于逻辑学，还涉及伦理学、认识论、辩证法，乃至论证所牵涉的具体知识领域；它不限于客观因素，也涉及前文谈到的一些主观因素。所谓批判性，是指它更多地不是从正面去识别、抽取、重建论证以及分析评价论证；它关注对论证作多方面的、反思性的分析与考察”[1] 。

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还有其他的一些称谓，诸如“实用逻辑”、“逻辑自卫”（Logical self-Defense）、“日常逻辑”、“论证逻辑”、“自然语言逻辑”、“论辩逻辑”等等，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被看作是与形式逻辑乃至形式化逻辑并行不悖的又一种逻辑，它的兴起源于反对不恰当地夸大形式化方法尤其是符号逻辑的倾向。

一

逻辑学作为一种学说，从一开始就与人们的日常论证活动关系紧密。早在亚里士多德的巨著《工具论》里，业已大量论及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的内容。通过对《工具论》进行认真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非形式逻辑的内容多于形式逻辑的内容：《范畴篇》阐述了作为谓词以及实体的规定性的种类的范畴的性质、数量等等的特性问题，广泛讨论了同义词、引申词等语言学问题；《解释篇》论及名词、动词以及语句的定义问题，并阐述了命题之间的各种关系；《前分析篇》讨论的是推理有效性问题；《后分析篇》主要研究证明的问题；《论辩篇》讨论了谓词分类和定义等问题，认为其目的就是探寻一种对一些普遍接受的思想进行论证的方法，而这也正是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要解决的问题；《辩谬篇》还广泛地讨论了歧义、双关、含混、以偏概全、误为因果等非形式谬误，总结了各种反驳的形式，提出了揭穿诡辩的不同方法。纵观逻辑学的历史，不仅是亚里士多德逻辑及古希腊其他逻辑学说，中国古代的名辩学说和古代印度的因明学，也都是应论辩的需要而产生发展的。尤其是在中国先秦时期，不同阶层及学派的代表，为了各自的利益，著书立说、演讲辩论，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故而产生了专门为提高论证说服力，以阐释说理论证方法为目的的演说术与雄辩术。由此可见，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由来已久。

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都源于实际思维的需要，也因实际的思维实践而受到挑战和得到发展，这在当下的实际思维活动中尤为突出。柯亨在《逻辑与当代修辞学》一书前言中论及自己对批判性思维的切身经历：“在几年前的一次课上，正当我要讲授那些吸引人的（对我来说），复杂的谓词逻辑的量词规则的时候，一个学生反感地问我，他花了整整一个学期的时间所学的那些东西与约翰逊总统的对越战争升级的决定究竟有什么关系。我说了一些约翰逊政策的坏话，然后又说逻辑导论这门课程不处理这类问题。他又问，究竟哪一门课程处理这一类问题。我不得不承认，到目前我还不知道这样的课程”。“他和大多数学生一样，要学一门与日常说理有关，与他们每天听到、读到的种族歧视、污染、穷困、性犯罪、核战争、人炸，以及人类在20世纪后半叶所面临的其他问题有关的课程”[2] 。

无独有偶，弗舍也说过：“我希望实际论证的逻辑通过讲授逻辑能够帮助我的学生能够更好地论证。但我的这种希望常归于破灭。因为能够很好地掌握逻辑技巧的学生们，似乎发现这些技巧在实际论辩中几乎没有太多的帮助。”[3]这种感受，正是说明了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的现实化迫切性。

这是两位逻辑学家的感受，也是诸多逻辑学教育工作者的共同的经历和感受，正如弗舍所言：“在过去的20年间，许多逻辑学者和哲学教师都有着非常相同的经历。”[3]这种经历让大家意识到，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学生们更急于了解和掌握那些和工作、学习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实际论证。正因为有着大量的这样的需要和渴求，才推动了非形式逻辑和批判性思维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正因为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在人们的日常思维中须臾不离，在人们的自然语言中比比皆是，故而三大传统逻辑都不同程度地探讨了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的特点及内容，尤其是亚里士多德还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的具体内容，也充分说明了何以在20世纪中后叶北美又兴起了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运动乃至影响了整个世界。对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的具体问题的分析和研究，无疑会增加逻辑学的活力，拓宽逻辑学的研究范围，使逻辑成为人们生活及思维实践的便利并且有利的工具。回顾国内逻辑学教学与研究从改革开放到如今的际遇，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深化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研究的迫切性与必要性。

二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各行各业百废待兴，逻辑学的教学和科研也引起大批有识之士和学者的关注，很多高校逐步恢复逻辑学的教学和科研，中学课本里也引入了一些逻辑学的基本知识，逻辑学工作者还积极从事着逻辑学的普及与提高工作，通过中国逻辑函授大学及其在很多中、小城市相继设立的逻辑学函授大学分校，拥有在籍学员几十万众，极大地推动了逻辑学在全国的发展，学逻辑用逻辑几成风尚，有关逻辑学教材也供不应求。然而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这样一种可喜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逻辑学的教学和科研就很快跌入了低谷。中学教材里取消了逻辑学基础知识的相关内容，一些师范院校也取消了逻辑学课程的教学，逻辑学的研究更是门庭冷落。现今，逻辑学在国内的际遇仍旧是举步维艰：一是很多高校将逻辑学当成可有可无的学科，在教学时间充裕时，就开设逻辑学课程，如果教学时间紧张就将逻辑学的教学课时转给其他的专业课，甚而至于完全取消逻辑学课程的教学；二是长期以来逻辑学研究的科研之路都是筚路蓝缕，捉襟见肘，跋前踬后，窘迫空前；三是有关逻辑学的科研成果没有合适的展示平台，逻辑学科研论文只能散见于各地的学报、杂志，且逻辑学文章的版面有限。更匪夷所思者，现今还出现诸如彻底消除逻辑的论调，视逻辑学为禁锢人们自由思想的桎梏。如此，逻辑学教学和科研更是雪上加霜，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面对逻辑学教学如此难堪的局面，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见仁见智的良策和建议，但大多是从逻辑学科发展的外部条件来分析问题，过多地寄希望于社会给予逻辑学更多的发展空间。我们认为，逻辑学教学必须担负起为经济社会现代化服务的历史重任，从学术的象牙塔回归到现实生活。从国内1997年开考MBA以来，逻辑的应用视野大大扩大，随着GCT﹑MPA考试考核逻辑，逻辑的现代性越来越得到加强，近年来的公务员考试更是把这种现代性推向了极致。逻辑与现代生活似乎越来越近了，逻辑学发展的契机由此应该得到很好地加强，逻辑学工作者应当珍惜这种良机，开拓逻辑学教学和研究的新局面。我们不能忘却逻辑学曾经的鼎盛，也不能忘却逻辑学曾经的孤寂，应当汲取逻辑学在自学考试某些科目中悄然出局的教训。我们应该认识到，逻辑的现代性不仅仅是现代逻辑的现代性，逻辑的现代性还应当体现逻辑如何为现代化进程作出其应有的贡献，决不该躲进象牙塔尖孤芳自赏。有鉴于此，国内的逻辑学教学与研究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的教学与研究必须得到实质性的加强，而非仅仅停留在表面。逻辑学的教学与研究应当充分利用国内外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研究的成果，在探索汉民族思维特征的基础上，探索具有民族特色的思维的规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