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书法的现代中断与文化书法的生态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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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书法”接续了几千年来中国“文人书法”传统。从文字诞生并被书写时开始，书法就从来不是单纯的艺术现象而是以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出现。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一直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为道为艺为文为书的明训。

上古时期，书法是古代中国“六艺”人生修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六艺”包括：作为行为规范的“礼”，作为音乐人生升华的“乐”，作为习弓学箭的“射”，作为驾御马匹马车技能的“御”，作为学习文字学和公文书写的“书”，作为学习算术和数学的“数”。中古近古时期，中国没有单纯的书家，所有的大书家都是学问家，王羲之、颜真卿、坡等莫不如此。黄庭坚追求书法之“韵”提出“去俗”的最佳途径就是多读书以使胸中有书千卷，因此推举苏轼书法为宋朝第一，进而认为“今世人字字得古法而俗气可掬者，有何足贵哉？”[黄山谷《山谷题跋》卷七《题王观复书后》。]古代士人或有家学渊源或出身科举，都有着丰厚的文化修养根基，使书法在古代中国达到艺术与文化的高度整合。20世纪许多大书法家同样是文化大家，如沈尹默、林散之、季羡林、启功等。“文化书法”应在当代中国书法流派众多的话语角逐中，超越西化跟潮的流派横向移植，超越五四情结的现代性诉求，超越技法结构层面的艺术话语，坚持以文化胜心性胜的书法文化本源。

“文人书法”是文人生命意识中和境界呈现的书法。《礼记》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说明只要达到“中和”境界，天地就会各归其位，万物自然欣欣向荣。孔子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在于，君子崇尚“周”，追求包罗万象的和谐境界，而不是囿于一己私见，不要求他人完全跟自己一样（“比”），那样容易流于偏私狭隘。孔子还说：“君子不器”，意思是人不应仅仅成为像器物那样定型的专才，而应成为没有任何名目可以囿限的通才，通才具有无限的包容性和宽广性。

这意味着，“文人书法”重在打通文化与书法的关隘，使书者成为学问型书法家。“文人书法”既注重书法又超越了书法，从形而下到形而上具有循序渐进上升的四个重要文化特征。

一、注重生命修为。“修为”一词如今似乎已变得有些陌生，中国文化中诸多情趣在“现代性”中正在大面积丧失。日本茶道保存了中国文化那种舒缓优雅的气质，但今天国人喝茶不少有《红楼梦》所说的“驴饮”之虑；过去诸多文化基因如文房之趣、琴棋书画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淡出，国人的生活似乎会更加“时尚”，但无疑正消逝着诸多精致细腻的生命趣味；书法方面，王羲之的书法是与晋代风流不羁的名士风骨相表里，晋代文人的超尘绝俗、不拘礼法、委任自然的个性，使得书法不仅成为文人精神世界独立的身份象征，而且成为上承汉魏气象下启唐代法度的艺术中介。可以说，而自王羲之以降的中国书法从此不再以书法实用功能为中心，而以艺术体验表现为中心，在“有意味的形式”中获得一念常惺的生命修为。

二、对高峰体验向往。书法的修炼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生命情操的陶冶，而精妙绝伦的作品则代表了东方人对生命高峰体验可能性极限的探索。张旭的草书剑拔弩张，犹如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在飞扬流动的生命线条中凸显了中国艺术“舞”的特征，极大地突破了日常生活经验，进入到超越高妙的境界中去。正是这种对艺术生命极限的追求，促使大书家潜心修炼，池水尽墨，“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赵壹《非草书》。]相反，今日不少书家甚至不能做到一天一字，更不会对自己的作品“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赵壹《非草书》。]而是敝帚自珍，顾影自怜，心态浮躁，越写越差。从这个意义上说，书法的失落是文化滑坡的时代表征。

三、对生命丰富内涵的拓展。古人将政治、艺术、思潮、音乐等看成是相通相关相合的，因而文人书法凝聚了书法家在多个领域的文化才能，具有一种“郁郁乎文”的精神气质。《兰亭序》的价值绝不在于形式技法上的标新立异，而在于熏染着晋人文化的氤氲气息。苏轼最为重视书法的“精神”，提出“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论书》。]古人在书法中加上其他文化的元素：哲学、音乐、舞蹈、武术等，相映成辉。今天不少书家却局限于书法技法，沉醉于“书法与金钱”的关系网，这样的“世俗化书法”没有再提升的动力和空间，不得不沦为“书法卡拉OK”。面对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的冲击，今天一些书家很难抵御诱惑，再也不像古代文人书法家那样在书法中灌注自己的心性操守，而错误地走上一条“技巧突围”的道路，那就是“变心以从俗”――在形式技法上刻意标新立异，从而掩盖文化精神的本质贫困。

四、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明“道”。文人的入世精神在书法中有鲜明的体现，“文以载道”，“书以载道”成为知识分子的自觉追求。《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三大纲领。[《礼记・大学》。]同理，书法也承担了“传道”的心性启蒙功能，“在明明德”就是把“本心”光辉启发出来，将自己所悟所思告诉天下百姓，使自己所做的事达到至善的最高境界。

不得不承认，近代以来文人书法传统已经或正在被“西方现代性”中断了。如今的中国书坛秉承“文人书法”精神的书法家们可以说寥若晨星，文人书法的消亡一方面是西方现代性的凯歌，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文化自身边缘化的悲哀。它不仅导致了当代中国书法“审美单面化”，也使得中国书法在和东亚其它国家争夺书法话语权的行动中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

随着中国传统文人书法的中断，古代中国书法的精神光辉被日本现代书法所遮掩，日本书法横亘在中国书法面前。西方人以自己的好恶来评判书法的优劣，其认识书法尤其是现代书法不是通过中国而是日本。手岛右卿《崩坏》等现代书法作品修改了中国书法在世界上的位置，使世界认识东方时首先认识了日本书法，甚至只认识正在时间隧道中飘逝的现代书法。日本书法在现代建筑改变传统空间以后，用现代书法的空间分割和视觉冲击力赢得了西方的眼光和市场，而中国二王以降的书法璀璨星空，手札式的文人书法形态已不再成为西人关注的中心。对国际艺术话语体系中中国书法形象的边缘化问题，中国书法界仍然未引起充分重视。

在面临国外压力的同时，海外某些书法家也在用西方眼光看中国书法从而将中国书法“非中国化”。诸如非文字书法、后现代行为主义书法、新英文书法等尽管有其试验的意义，但对中国书法在世界的形象的拓展方面仍然问题多多。中国书法不应以这样的“西化形象”出现在当今世界。“文人书法”之“道”的地基已经消失，中国书法进入一个尴尬的非文化境地。我们何时或能够何种方式达到“书法文化突围”？其实，日本书法界同样遭遇到这样苦恼。河内利治认为：“在现代社会，竞争原理的作用使功利主义成为人们各类行动的优先选项……这种简直就如同生产消费品一样‘生产着’书法作品的现象在蔓延着。像这种轻视纯真的独立性、创造性的现象，完全就像要和日本经济相同步那样，是无论如何不能从黑暗的、闭塞的地道中解脱的。为此，已经很久没有人提出‘怎样才算好的书法和为什么好’这样的问题了”。[河内利治著《汉字书法审美范畴考释》，承春先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按照中国历史的分法，中国书法可以分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前现代是传统书法或文人书法为主的历史，到了现代书法出现了众多前卫的书法流派，其后又出现了后现代书法的书法主义、行为书法以及民间书法、艺术书法，甚至还有非汉字书法，可以说当前中国书法进入了“战国时代”。但仔细审视这些流派，其实大都是跟着西方话语走，比如民间书法强调形式结构的构成，按照西方艺术理论的说法当属于20世纪40年代的形式主义或结构主义范围；非汉字书法属于解构主义艺术阵营，这些流派都是在西方强大的话语压力下提出的，在对传统的虚无的批判中将传统变成一堆垃圾。一种文化没有了存在地基和精神之根，文化就失去了向心力和亲和力。如果作为一百年前的“启蒙与救亡”时期的“文化错位”的过激行为尚可理解，但是经过了中国现代化的80余年以后今天，还这样粗暴而虚无地对待传统的话，那就将在中国崛起的历史性时刻产生第二次不可原谅的“文化错位”。

事实上，中国在百年“西化”之后，已经不可能完全回到古代模式中去了。通过百年艰难的崛起，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无可阻扰的强国地位，决定了她必须在吸收人类尤其是西方文明的精华之后，创新自己的新传统身份和新思想体系。我一直认为：“西方文化的东方化”与“中国文化的世界化”，是21世纪中国学者乃至人类优秀学者最主要的两项宏伟工程。只有对人类的现实处境、终极问题和未来走向有深刻洞悉，世界才能真正认识中国对于世界的意义，中国新文化才能面对各种挑战做出创造性的回应，并在西方消费主义大潮中引入东方文化的精神价值，逐渐取代美国的霸权主义而真正和平崛起，并以自己的新文化理念为世界不断创造新生活方式。中国对世界开放了一个世纪，现在，只要世界尊重并认同东方的新生活方式，世界就会对中国永远而持续地开放。

正是从生态文化发展的意义上，我在传统“文人书法”式微之后提出新世纪“文化书法”的理念，并坚持认为：就目前中国书坛而言，强调书法的中和品格、创新意识、生命体验、高妙境界等的紧密关联，对中国书法的国际形象和精神生态平衡价值是非此不可的。